刘训练 : 西方古代政体学说的终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2 次 更新时间:2018-11-21 10: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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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训练 (进入专栏)  

  

   摘要: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西方古代政体学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留,但其内涵和诸要素却一再变异和重组,直至19世纪在某种意义上宣告终结。从马基雅维利开始,以统治者的人数作为依据的政体分类越来越只具有形式意义,政治体善恶优劣的标准被置于他处:在博丹和霍布斯那里,是它能否更好地维护主权;在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卢梭和康德那里,则是它的统治方式是否合乎法治与分权制衡等规范。古代政体学说所坚持的德性原则逐渐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原则。古代政体学说中的贵族政体、混合政体等要素逐渐融入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形态即代表制民主和立宪民主当中,代表制民主和立宪民主成为西方现代唯一正当的政治形态。

  

一、引言


   政体学说在西方古代政治思想中占据非常突出的地位,其内容主要包括:政体分类、政体比较、最佳政体,以及诸政体所对应的灵魂结构等;其主要成果包括:以柏拉图(Plato)的哲人王统治为代表的贤人政治论、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公民政体为理论结晶并以共和罗马为实践原型的混合政体论、对僭主制的剖析与批评、对民主制的批判与反思等[1]。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人类政治事务复杂程度的提高和观念的演进,政体学说虽然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强大的理论惯性在政治话语中顽强地保留了下来,但其内涵和诸要素却一再变异和重组,直至19世纪在某种意义上宣告终结。

   本文旨在通过考查从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到康德(Immanuel Kant)这些现代西方最著名的思想家的政体分类思想与相关概念的变迁及其基本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出从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古代政体学说的各要素是如何在西方现代政治思想中逐渐演化并消解的。统而言之,在此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包括:(1)作为可塑性最强、含义最为歧出的一个概念,共和政体(共和制、共和国)是如何被不断改造并最终被现代民主所取代的[2];(2)作为最初外在于古典政体分类的一个概念,专制(专制政体、专制统治)是如何被引入政体问题的讨论并最终占据重要地位的;(3)作为历史最久远、内涵最稳定的政体类型,君主政体(王政、君主制、君主国)是如何转型并融入现代民主的;(4)作为一开始被视为最恶劣的政体类型,僭主政体(僭政、僭主制)是如何被整合进专制概念并最终消解的;(5)作为一开始最被看好的两种政体类型,贵族政体(贵族制、贵族政治)和混合政体(混合制、混合政府)是如何逐渐被消解、转化,并最终被吸纳、整合进现代民主的;(6)作为一开始并不被看好的政体类型,民主政体(民主制、民主政治)是如何逐渐被改造和重塑,并与代表制(代议制、代表制政府)、立宪政府(宪政、宪制、合宪政府)相结合,直至最终被提升为唯一具有正当性之优良政体的[3]。本文当然不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都加以探讨和钩沉,但毫无疑问,它们构成了本文基本的“问题域”。

   不过,在展开相关论述之前,我们仍然有必要对古代政体学说最重要的面相予以简要的说明,并在古今之变的背景和视角下对古代政体学说的终结预先稍作铺垫。施特劳斯(Leo Strauss)认为,古典哲人以高贵与正当区分了最佳政体(the best regime)与正当政体(legitimate or just regimes),而在最佳政体问题上他们又持双重答案:“纯粹的最佳政体是明智者的绝对统治,而实践上可行的最佳政体则是高尚者依据法律的统治或者混合政体”;所谓“明智者的绝对统治”,就是“最好的人依据习俗来统治,或者说贵族制”。[4]这里所谓的贵族制或贤人政体涵盖了理想意义上的君主制与贵族制[5];甚至在混合政体中,贵族制的因素“处于居间的亦即中心的或关键的位置”,混合政体实际上就是“一种由于混合了君主制和民主制而得到加强和保护的贵族制”。[6]

   按照这种诠释,虽然正如下文将要揭示的,马基雅维利以降的政治思想家在政体三分法或两分法(其标准是“统治者的人数”)之外又提出了新的政体分类维度(法治、分权等),并逐步将其提升为评判政治体正当与否的标准,但他们实际上仍然没有超出古典哲人的政体再分类思路(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所坚持的“是否依据法律来统治”标准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提出的“统治的目的”标准)。然而,古典哲人所持守的纯粹“最佳政体”却被彻底放弃了,现代政治思想家只关注“正当政体”;而且,这种“正当政体”已经不再像古典学说所认为的,“在既定的环境下何种政体是正当的取决于环境”,而成为“那种在一切环境下都有可能实现的正当社会秩序”。[7]更重要的古今之别在于,古典哲人认为“最佳政体”就是“以德性为目标的政体”,他们关心共同体及其统治者所追求的目标甚于制度,关心“品性的塑造”(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甚于“正确的制度”(the right kind of institutions),而现代政治思想家则反其道而行之。[8]

   与此相一致的是,在古代政体学说中,“统治者的人数”这一标准之所以成为政体分类的基本维度甚或首要维度,不单是因为它在经验上便于识别和区分;从理论上说,也是因为它所蕴含的“谁统治”问题与德性原则直接相关。然而,随着德性原则在西方现代政治思想中的衰落,以及君主制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依据“统治者的人数”来划分政体类型便越来越只具有形式意义,直至彻底丧失重要性;相应地,越来越重要的是“如何统治”的问题以及据以评判制度优劣的个人利益原则,或者说自由原则。(参阅表1)

  


二、现代早期政体二分法的产生:人文主义者与马基雅维利


   在中世纪的欧洲,古代政体学说一方面得到了保留,但另一方面又受到了抑制:之所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主要是因为理论的惯性,以及基于政教斗争的特殊背景,君主与僭主的对分问题还是会被提到的;之所以受到抑制是因为君主政体在中世纪的政治实践中成为绝对的主流,独立的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几乎销声匿迹。中世纪早期主要的政治著作论述的基本都是君主制,中世纪中期的那些论著则专注于处理政教关系,很少关心君主制之外的政体问题。

   但是,从11~12世纪开始,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陆续出现所谓的“公社革命”或“公社运动”,逐渐形成了以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为代表的城市共和国[10]。在15世纪中叶寡头制联盟与君主制联盟的政治斗争中,前者阵营中的公民人文主义者采用什么术语来描述非君主制的政治实体便成为一个问题:传统政体学说中的民主制、寡头制并不是什么好词,而且掌权的寡头派不愿意突出民主制与寡头制的差异;就像君主制容易堕落为僭主制而受到批判一样,贵族制也因为容易堕落为寡头制而不被看好。这些原因使得一直颇具道德意涵的“共和制”被选中,“就新的非君主制含义而言,‘respublica’一词既指民主政府,也指寡头政府,它如今有了双重义务,因而成了一个所谓民主国家中有权有势者统治的有效伪装”[10]。这是“共和”概念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化,它由正宗政体、理想国家的普遍概念开始转向非君主制的具体概念,而古代政体学说中最经典的三分法(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也因此逐渐变成了现代早期的二分法(君主制/共和制),并在15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成为标准用法。(参阅表2)

  

  

   因此,当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1513年)的开篇宣称:“过去曾经和现在正在对人类行使统治权的一切国家、一切领地,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时,他不过是在重复一种已经定型的政体分类而已;当然,随着《君主论》的广泛流行,这种分类也开始在欧洲其他地方传播。不过,这种现代早期的二分法并没有完全取代古典的三分法,“共和”的古典含义也没有就此消失。鉴于马基雅维利与其人文主义前辈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涉及的问题至关重要,所以,我们需要详加澄清和辨析[11]。

   首先,就像韩金斯(James Hankins)指出的,有些支持君主制的人文主义者反对“共和”的非君主制新用法,而强调良好的君主统治才是真正的共和国[12]。有些研究者还认为,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放弃了《君主论》开篇的二分法,而部分地恢复了“共和”的古典含义和传统的政体三分法。然而,我们检索《李维史论》对“共和”的使用却发现,全书上百处“共和”要么是用来指称罗马共和国[13]、佛罗伦萨共和国等具体的共和国;要么就是在现代早期二分法的框架下使用“共和”,亦即与君主国、王国对立的“共和国”概念。唯一的例外出现在《李维史论》第1卷第2章对古代政体学说的复述中,在那里,他指出,“一些著书论述过共和国(republiche)的人说它们属于三种国家(stati)中的一种,他们称之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principato,ottimati e popolare)”(DI2.2)。既然这里的“共和国”可以是君主制的,那么,显然它的用法就是古典的,亦即一般性指称国家或者说正常形态的国家;而非现代的,亦即非君主制的含义。在这一章接下来的文字中,这种用法又连续用了5次,但最后在回到罗马的政体问题时,他又恢复了王国/共和国的现代用法。也就是说,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古典含义仅有的6次使用全部出现在对古代政体理论的复述中。因此,《李维史论》与《君主论》对“共和”概念的使用以及关于政体的分类是前后一致的,与晚近15世纪的标准用法也是一致的;马基雅维利弃绝了“共和”的古典含义,而完全采用了现代早期的政体二分法[14]。

其次,在确定了二分法是马基雅维利关于政体的基本分类之后,我们就要面对如下这个长期存在的争议,即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共和制与君主制到底孰优孰劣?韩金斯指出,即使大部分人文主义者接受了现代早期的政体二分法与“共和”的非君主制含义,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条件地支持共和制:“这些思想家中没有人试图论证,一种共和政体对于所有的民族来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最佳的政体”[15]。他们持有一种“政体相对论”(constitutional relativism),但他们都没有像马基雅维利那样态度鲜明。总体上看,马基雅维利从未抽象地或者一概而论地认为哪种政体更优良;相反,他要针对特殊政治体的具体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来谈论政体的选择,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关于意大利主要地区政体选择的分析上(参见DI55)。具体到他的祖国佛罗伦萨,他在《李维史论》和《论小洛伦佐去世后佛罗伦萨的政务》等文献中明确指出,佛罗伦萨只能建立共和国,但其立论基础仍然是“政体相对论”。这就意味着,马基雅维利实际上暗地里降低了政体分类——无论是三分法还是二分法——的重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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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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