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训练:在荣耀与德性之间:西塞罗对罗马政治伦理的再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3 次 更新时间:2018-10-20 21: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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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罗马共和国末期,古罗马以德性和荣耀概念为中心的传统政治伦理观产生了重大危机,尤其是以外在的、公共的荣耀作为个人行为内在的动力这样一种机制变得极不稳定。为了挽救这套政治伦理,西塞罗做了两方面的理论努力:一方面,为了应对希腊哲学的挑战,他再次肯定公共生活的价值和荣耀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应对荣耀与德性的实际分离,他利用希腊的思想对德性重新做出诠释,以德性限制荣耀的私人化。西塞罗试图通过他的著述和演说,再造罗马的政治伦理,驯化类似于恺撒这样的人的政治野心,劝诫青年贵族精英恪守或回归共和宪制与“先人习俗”,从而捍卫共和国。

  

   引子

  

   在罗马从共和制向元首制-帝制转型的关键时刻,西塞罗以他的政治行动和理论著述生动而集中地见证了这一历史场景。[1]为了挽救共和国,他不但粉碎了喀提林阴谋,而且几乎是在拒绝了“与敌人的和解;与暴民的平安相处;惬意的晚年生活”之后,积极投身于反恺撒以及安东尼的政治活动,口诛笔伐,发表各种政治演说,直至最后以身殉难;同时,他还利用间歇性退隐的闲暇,围绕政治-法律、演说术(修辞学)、哲学-伦理、宗教-神学等公共议题,著书立说——尤其是在可以视为其天鹅之绝唱的《论义务》[2]一书中——勉力从理论上捍卫罗马传统的共和理想。西塞罗在这方面的工作,既有对罗马独特政治文化的延续与重构,也有对外来希腊哲学思想的继承与改造。

  

一  萨卢斯特论竞争性德性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与西塞罗同时代的人萨卢斯特(C. Sallustius Crispus)——他们虽然同属“新人”(novus homo),但在政治上并不属于同一阵营,西塞罗是反恺撒的,而萨卢斯特则通常被视为恺撒派——在其历史著作中对罗马政治伦理传统的追溯与概括。

   在《喀提林阴谋》的引论性章节中,萨卢斯特指出,人类高于动物,所以我们应当“以我们内在的资源(即精神的力量——引者注)而非身体的力量来追求荣耀;既然生命本身是短促的,我们就应当尽可能地延长对我们生命的记忆。我这样说是因为财富和美貌带来的荣耀(gloria)是流动的、脆弱的,而德性(virtus)则被认为是光荣的、永恒的”(Bellum Catilinae, 1)。[3]

   在随后追溯罗马的历史时,他认为,罗马在争取了自由——亦即摆脱了王政——之后,立即“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这源自于人们对荣耀的欲求。它使得青年人能够忍受战争的艰苦,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并且“他们之间为了荣耀展开了最激烈的竞争”:每个人都奋勇杀敌、攻克城墙,并希望这样的行为为他人所关注。“他们渴望赞美,但对于金钱却是慷慨的:他们想要的荣耀是巨大的,财富则是取之有道的”(Bellum Catilinae, 7)。萨卢斯特相信,公民之间在德性上的竞争是罗马强大的原因,而对金钱和权力的渴望或者说贪婪和野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Bellum Catilinae, 9-10)。

   不过,野心与贪婪是不一样的,作为一种恶习,它比后者更接近于德性:“无论是良善的人还是卑劣的人都为他们自己欲求荣耀、荣誉和统治权,只不过前者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取之,而后者没有高贵的品质,便通过狡诈和欺骗来竞取之”。[4]贪婪则意味着对金钱的欲求,明智的人是不会追求的,“它是没有止境的、永不满足的,不会因为富足或贫乏而消歇”(Bellum Catilinae, 11);“一旦财富被视为一种荣誉,荣耀、统治权和权力随之而来,那么德性便失去其光彩,贫穷被视为一种耻辱,而清廉则被看作是恶意”,一切恶行由此产生(Bellum Catilinae, 12)。

   以上论述表明,在萨卢斯特看来,对金钱和财富的贪婪是最糟糕的恶行(财富应当取之有道,并且用之慷慨),而对权位和荣耀——这两者往往联系在一起——的野心则要看获取的途径正当与否:如果以虚假的方式追求荣耀和权位便是一种恶行,但如果以有利于政治共同体的方式寻求之则近乎德性;[5]虽然荣耀不及德性本身高贵,但它却如影随形,就像他在赞扬小卡托的德性时所说,“他越是不追求荣耀,荣耀就越是紧跟着他”(Bellum Catilinae, 54)。

   关于罗马人对荣耀的追求,萨卢斯特曾记述过这样一个习俗,他说,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罗马统帅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和大西庇阿等著名人物都惯于宣称,“每当他们看到自己祖先的面具的时候,他们心中都会燃起追求德行的熊熊烈火。当然,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制造肖像的蜡对他们会有任何这样的力量,而只是说,由于回忆起祖先的丰功伟绩时他们的心情无法平静,直到他们以他们自己的勇敢精神也干出了无愧于他们祖先的声誉和光荣的事业”(Bellum Jugurthinum, 4)。[6]西塞罗在他著作尤其是公共演讲(例如,《论土地法案》II. 1;《为穆瑞纳辩护》41;《为塞斯提乌辩护》38;《反腓力辞》IX. 2)中也曾多次提及这一习俗,[7]而这一习俗也给早于他们一代人的来自希腊的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通史》第6卷的著名章节中,波利比乌斯在分析了罗马的混合政体之后指出,罗马有很多制度来培养年轻人的勇武精神,他特别关注并点评了其中的一种做法,那就是罗马人为去世的知名人士举行葬礼游行、颂扬演说以及(贵族)家庭展示死者的面具以供后人瞻仰:“对一个渴望获得名望与德性的年轻人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加高贵的场景了。看到那些因其杰出而威名远播的人物的面具,摆在一起,栩栩如生,有谁不会受到激励呢?还有比这更加荣耀的场景吗?此外,那个就即将下葬者发表演说的人在结束关于死者的演说之后,会从最古老的人物开始,重述所有那些其面具摆放在场之人的功绩。通过这种方式,通过不断再现勇敢者的美好报道,那些表现出高尚行为的人的名声得以不朽,与此同时,那些为其国家提供过良好服务的人的名望为人民所知,并成为后代的遗产。但最重要的结果是,年轻人由此受到激励,寄望于赢得伴随着勇敢者的荣耀,为了公共福利忍受一切艰难困苦”。[8]

   在这些记述中,罗马的荣耀与德性是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古罗马的社会政治生活通过各种方式提供了荣耀与德性的生产机制或者说供给机制;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古罗马存在一组以荣耀为中心的概念体系,足以让我们对其加以观念化。[9]


二  罗马传统的政治伦理及其危机

  

   这样一种政治伦理观念在罗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居于如此核心的地位,以致有学者直接将其称作“罗马的意识形态”(Roman ideology)。这种所谓的“罗马意识形态”指的是这样一些概念所表达的价值体系:virtus(德性、美德)、dignitas(尊严、尊荣)、honestas(高尚)、splendor(光辉)、decus(光彩),尤其是laus(称赞)和gloria(荣耀),亦可称之为“罗马的荣誉法则”(Roman honour code)。[10]历史学家厄尔则将这种罗马贵族的理想概括为:“通过赢得公职、参与公共生活,并借助这些方式在为国效劳时完成伟大的行动,以此来获取卓越的荣耀。它不仅关系到贵族个人,而且关系到整个家族;不仅关系到其活着的成员,而且关系到其死去的祖先和尚未出生的后代。它强加了一套适当的行为准则。在其严格的运用中,它是一个外显的和排他的概念:说它是外显的,是因为它强调行动、作为;说它是排他的,是因为它关注家族,并且为国效劳被视为一个贵族之才能唯一合适的展示领域”。[11]

   这套政治伦理观念也可以通过老普林尼的《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 VII. 139)所记载的一位罗马贵族在其父葬礼上的颂词加以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他赞扬他的父亲终身渴望成为战场上第一阵列的战士、最好的演说家、最勇敢的将军,尽自己的职责管理好最重大的事务、享有最大的荣誉、拥有最高的智慧,被公认为最杰出的元老、以高尚的手段获取巨大的财富、留下众多的子孙后代,并成为国家中最著名的人物。[12]

   此外,现代历史学家关于罗马政治文化中“除名毁忆”[13]的研究也生动地表明,在罗马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名誉文化,[14]“一种建立在对职官贵族业绩认同基础上的公开毁誉的城邦政治文化”:“贵族家庭通过对牙座、束棒、面具、塑像和战利品等历代祖先职官身份标志的日常展示以及家宅、碑铭、拱门、会堂等纪念建筑的命名修建与包括葬礼、凯旋式在内的仪式的反复操演,将私人活动扩展为一种公共景观,将一种原来仅属于单个贵族家庭的私人记忆扩展为整个城邦参与分享的集体记忆,从而构建起从过去到现在的合法性之链,确立与强化城邦社会对于贵族家庭之‘名’的认同和期待,以确保贵族家庭政治影响力的存在与整个贵族寡头统治的延续。此外,对‘名’的渴望也促使全社会形成了一种以模仿和赶超先人德行功绩为目标的良性竞争氛围”。[15]当然,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像“除名毁忆”这样措施可以视作贵族统治阶层的自我保护机制,“这种保护机制伴随着罗马寡头政制的形成而出现,其主旨在于控制和规范贵族竞争,平衡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关系,确保贵族阶层整体的影响力,因此既要防止某一个人或家庭垄断权力和荣誉,又要保证一个稳定数量的贵族家庭的存在”。[16]

   然而,从理论上说,作为来自他人的赞赏、肯定,落脚点又是个人,荣耀既可以以公共的方式获得,也可以以私人的方式获得;以公共的方式获得的荣耀与德性是一致的,以私人的方式获得的荣耀则是与德性背离的,只有与德性结合在一起的荣耀才是有利于政治共同体、有利于国家的。[17]

   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历史背景下,以外在的、公共的荣耀作为个人行为内在的动力这样一种机制变得极不稳定,荣耀与德性出现了分离:[18]首先,它要求荣耀的授予者(既可能是普通民众、平民,也可能是元老院、贵族精英)能够给予荣耀的追求者(政治领袖、军事统帅)以恰当的评价和荣誉,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必须是明智的、非腐化的,但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在共和国末期变得尤为尖锐、激烈——使得他们往往支持相反的国内外政策和不同的政治-军事领袖,贵族的傲慢和顽固,平民的赤贫和放纵,使得传统的宪制趋于瓦解,荣誉机制(高级官吏的选任、凯旋式的举行,等等)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其次,它要求荣耀的追求者对权力和财富的欲求必须保持在恰当的范围内,否则便沦为野心和贪婪,尤其是考虑到荣耀、荣誉往往与官职、权位联系在一起(甚至被等同),[19]而权力又与财富切割不断,但在共和国末期,巨额的海外财富、军制的变革、风尚的变迁使得政治-军事领袖们开始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和财富,并以此为荣耀,共和国传统的美德不复存在。[20]罗马成了一个“一切都待价而沽”的城市。


三  沉思生活还是公共生活

  

为了挽救罗马的这套政治伦理所面临的巨大危机——尽管这种危机事实上已经无可挽救——西塞罗做了两方面的理论努力:一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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