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7 次 更新时间:2018-11-19 01: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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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进入专栏)  

  

   本文为《中国文化的精神》一书前言,理想国2018年11月出版

  

1.失去西方参照的现代中国

  

   每天打开报纸,读到的新闻,很难得不是灾害或者悲剧。国在攻击国,人在伤害人。一神教的信仰,指责其他异教徒为没有信仰的人;一神信仰之中,不同宗教互相指责,彼此伤害。多民族的国家之内,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族群,甚至不同方言的族群,都彼此排斥。逃避灾害者,一船一船,一车一车,在逃亡途中死于非命。也有一些逃亡者,是为了逃离饥饿和贫穷,希望能在另外一个地方,获得求生的机会。可是,在寻找求生之途的边界上,他们面临的是封杀、逮捕、驱逐出境。在同一个国内,贫富之间差距正在扩大。在历史上,贫富者之间,拥有大片土地者与没有土地者之间,其生活形态还是相差不多。

   今天,任何国家之内的富豪,与中产阶级之间已经过着完全不同的日子;更不用说同一个国家之内的贫穷者,他们不仅生活朝不保夕,而且永无翻身之日。

   近代的世界经过工业革命这一轮发展,生产力剧增。近年来新科技的发展,又将各种资源的应用发挥到极点。科学的探索,使我们对宇宙、对生命都有新的理解。新发明的各种药物,除了不能使人类永保长生不死外,几乎没有不能治的疾病。人类的生活,总体而言,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舒适方便。与此同时,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疾病的逐渐减少,人类人口在一个世纪内从十三亿增加到六十五亿。地球上的资源经过开发,虽然增加了不少新的项目,但我们是在急剧地消费——人类寄命托生的地球,将要无法供给目前人口,更不论人口还在继续增加。为了生存,人类将要面临更剧烈的竞争。不仅人与人之间要争夺有限的维生资源,族群与族群之间或许也要经历垄断已有生活资源的阶段。为了生活的舒适,人类改变了地球的气候,却加速了地球整体的改变,以致地球的环境正在走向衰竭。生物种类,因为人类垄断维生环境,正在急遽减少甚至消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将来人类可能发现,他们身处的地球,已经不可能维持自己种属的生存。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似乎正在与过去人类的历史脱节。我们的进步,似乎是搭上了死亡列车,正加速度地奔向毁灭。套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的话:“我们是在最美好的时代,我们也在最无望的时代。”在这大环境下,中国人的世界,也正在面临剧变。中国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以人际关系建构的秩序和伦理,本来与以人与人之间竞争作为基本假设的西方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一百多年前,西方挟其武备和经济的强大势力取得世界的霸权。中国文化笼罩下的东方,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和以安定为要求的社会理想,已难有生存空间,于是不得不尽力模仿西方。中国文化笼罩的世界中,日本以“脱亚入欧”的口号,学习西方惟妙惟肖;而且,日本立刻效法西方,也以经济和武力掠夺侵略中国。

   在现代化的口号下,中国人经过了三次革命,又经过了二十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也努力将自己转变为西方。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经过翻天覆地的大改变,建立新的政权。今天的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势力上已经不可轻视。可是,在社会文化层面尤其个人行为方面,现在的中国已经完全不是中国传统的面貌。为了现实考虑,很多人不顾一切追逐利益。中国人强悍,也许是发展的动力,但也往往会伤害别人而不自觉。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将会使中国社会断裂崩解。中国人对于环境的毁坏,也往往揠苗助长,竭泽而渔;有一日,中国可能成为一片荒漠。如果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成为野蛮人,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成为荒漠,中国人何以自处?又将是人类多大的灾害?

   而实际上号称要尽力维持中国文化的台湾,其西方化进行的速度和深度,已经使得台湾保留的中国文化痕迹愈益稀薄。心理上的不安定,使得台湾一般青年丧失了追求大方向的胸怀,只寻求今天的安定和舒适。一个不关心未来的地方,将没有办法在迅速改变的世界上求得立足之地。

   经过上述几次内部的政治革命,尤其二十世纪内中国经历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及两次文化观念上的转变,中国人究竟将何去何从?

   今天的西方,本身也正在面临急遽的改变:基督教信仰笼罩的近代社会,经历了近代科学与工业的发展,原来依附在基督教信仰上的资本主义,逐渐脱离基督信仰的本质,呈现为追求财富和权力的新信仰。资本主义与社会之间的斗争,两败俱伤。近代社会已经发生急剧变化:个人主义高涨下,人与人之间彼此疏离、互不关心,于是社会近于涣散。

   一个世纪来,中国人学习的对象,那个曾经辉煌的西方世界却已迷茫不知方向,势将面临分崩离析。中国人将何去何从?然而,中国发展的形态和方向,将影响到世界整体的前途。本书,想从检讨过去和目前,提出一些我们该注意的问题并供大家思考。这也许对于我们寻找自己,重建自己的社会,能尽一些提醒的努力。

  

2.冯友兰:“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


   这一份心愿,已经许下去很久,但是因为限于能力一直没有下手。最早启发我的作品,是冯友兰在抗战期间撰写的“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篇。这六篇著作,从1939年到1946年陆续出版,其内容就是尝试为中国文化的精神部分检讨诊脉,由此提示新的出路。从上述出版年份来看,这是抗战时期的著作,第一篇发表的时间是抗战第三年,最后一篇发表的时间则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那个时代,正是中国由生死存亡之际艰苦挣扎,终于熬到国土重光的阶段。在战争期间,艰难困苦,存亡未知,可是为了国家民族,更为了中国文化的延续,知识分子当时可以在警报声中、防空洞口、大树底下,弦歌不断,希冀中国的文化种子不因此而中断。

   冯友兰执教清华大学,因为家学渊源,研究中国的文化根底很深,又在美国留学,专治西方哲学,对于西方的学问也有深入研究。这六篇文章,是他努力检讨中国文化渊源,也设想如何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的综合作品。其中,《新理学》《新原道》和《新世训》,都相当专注地重新阐释中国哲学传统,也尽力设法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既有批判,也有新解;《新事论》和《新原人》,则相当程度地注意到中国人新时代应有的伦理观念。

   冯先生的著作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哲学家们各以其学派的观念和方法论,对冯先生的综合理论有相当的批评。然而,一般知识分子都深深感觉,这六篇著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对于中国即将复兴的局面有相当重要的启示作用。很快,中国内战、政权转移,冯先生以形而上学的立场所做的研究,与新政权的唯物主义格格难以兼容。在政治权力压迫之下,冯先生不得不牵藤补屋,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一番糅合。这个努力其实相当困难,而冯先生得到的结果也很难取信于读者。于是,本来的“贞元六书”竟不再被人注意。在海内外,牟宗三、唐君毅等先生,延续熊十力先生提示的线索,希望重建儒学。世人对他们的注意,现在已经超过对于“贞元六书”的讨论。

   其实,凡此课题,正是我们现代人都应该注视审思的问题。目前我的这本小书,也是尝试在这个方向寻找途径。只是,冯先生的著作是哲学的研究,其中有不少的部分是非常精微的讨论:区分中国传统哲学中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包括理学、心学的差别,也包括儒家、道家之间的差别以及彼此的影响。学理上的研讨,作为哲学著作是必要的,然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却不容易吸收,更不容易转化为自己思想的指标。对于哲学我是门外汉,没有参加辩论的资格。此处提到冯著,应是回忆抗战时期的兵荒马乱之下还能产生此等著作,正是反映中国人百年困惑,以至危亡之际还将这一学术课题作如此认真的思考。

   同时,冯先生所处的时代与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同。以现代科学发展的情形而论,冯先生对科学的理解,大致还是在牛顿力学的宇宙论下面。今天的科学思维的背景,则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宇宙论。其实,相较于十九、二十世纪的绝对理论,今天的科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之间,似乎更有互相接轨的可能。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全球化也带来了新的局面。与二十世纪时代的国家主义相比,今天的全球化,骎骎然要以更广阔的全球化观念代替尔疆我界的国族主义。当时,冯先生怀抱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国家危亡之际有如此情操也是自然的反应。甚至,他在后来屈从于种种压力,也是由于“国”“家”“民”“族”这四个大字——在须弥山的巨大压力下,他难得再有别的选择。对于他这一代中国读书人的遭遇,我们只有悲悯。“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言念及此,能不垂泪?

   我自己接受的专业训练不在哲学范畴,多少年来慢慢地累积,我的研习方向都在社会学、人类学和考古学方面。这些学科,是在人类的具体生活、日常经验方面,而不是在形而上的思考。十五岁时,冯先生的“六书”对于我的认知有深刻的影响。七十年来,阅读这“六书”的感受,还是时常让我感慨不已。然而,我必须要从自己的专业方向——不从哲学思辨而从考察普通人所思所想——摸索另一途径,重新检讨中国文化中庶民百姓的精神层面。

  

3.改变路径:生活里的中国文化精神


   现代的社会学能在中国生根,吴文藻先生的引导功不可没。他有三位弟子,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方面分别有重要的著作。费孝通先生以“差序格局”这一概念陈述中国的人际关系——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同心圆网络,从自己开始,扩散为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与“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有密切关系者,则是费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提出的市场与农业生产间的互应。许烺光先生对于家庭世系和世代传承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以人为中心而不以神为中心的时间延续线。杨庆堃先生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更是着重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乃以人为本,而且神界的秩序就是人间秩序的映照。他对于集镇到城市间的延续的研究,则是讨论中国人生活中社会空间的重要著作。后来,美国的学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在此基础上将其发扬光大,成为一时显学。

   我在上古史方面的学习,甚多借重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在这个领域上,生产方式、生产能力与人的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是考古学的重要项目。从漫长的古代,考古学方面提供的线索揭露了人类如何缔造一些“神间世界”的面貌。这一个过程,是宗教信徒甚至哲学家们较不注意之处。是人创造神还是神创造人?大概真只有在考古学上才可以找到一些答案。这一部分,也是本书追寻人类精神生活时与哲学家着眼点有很大差别之处。

在本书后面相当的部分,我会借重社会学家与考古学家的观察和理论,开展我自己的想法。因此,在这本书中,我的着眼点与冯先生的形而上学理论有相当的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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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理想国imaginist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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