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磊:法教义学与法治:法教义学的治理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 次 更新时间:2018-11-09 01: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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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磊  

   【摘要】 法教义学与法治之间具有紧密联系。一方面,通过简要梳理观念史发现,法教义学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即作为知识的法教义学与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另一方面,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包含两方面的要素:在价值目标上,它以法的安定性作为构成要素;在制度目标上,它以融贯法律体系的存在为基础条件。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既能促进法的安定性,又有助于融贯法律体系的建构,对于任意类型的法治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应形成自己的法教义学体系,既要在教义学方法的层面倡导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法学说的研究,又要在教义学知识的层面结合判例研究、习惯梳理和法律评注的编纂,构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教义学知识体系。

   【中文关键词】 法教义学;法治;法的安定性;融贯法律体系

  

   近年来,“法教义学”[1]作为一种法学研究立场,在与其他研究立场的竞争与辩论中已经渐渐被国内学界所认可。法教义学主要是从欧陆,尤其是德国法律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2]但是它的影响力却远远超出了德国而波及了许多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为什么这种发源于独特文化背景的法学研究方式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这肯定不完全是因为历史的偶然,而一定有其理论逻辑上的理由。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要么围绕某个部门法教义学的基本问题展开,[3]要么就法教义学本身的一般主题[4]或特定主题[5]展开,而极少关注法教义学的内在机理及其对于国家治理的意义。[6]本文尝试从法教义学与法治之间的联系中来探寻法教义学在这方面的意义。如果说法治代表着人类普遍的政治理想,也是值得追求的国家治理模式的话,那么诞生于18、19世纪之交的法教义学一定暗合了这种理想与模式的内在主张,因而它才能够为法律人所接纳,并在各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据有自己独特的地位。

   由此,本文的核心问题在于:法教义学与法治之间的联系如何可能,或者说法教义学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法治?鉴于法教义学和法治这两个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对于前者,本文将通过简要的观念史梳理,提炼出历史的“常量”;对于后者,则满足于发掘其最低限度的含义。如果能证明法教义学常量与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之间存在必然联系,那么法教义学与任意类型法治观念之间的联系都将得到证成。以下将先梳理法教义学的基本内涵,接着在阐明最低限度之法治概念的基础上,从价值目标与制度目标两方面说明法教义学对于法治,包括中国法治的意义,最后勾勒出中国法教义学体系形成路径的轮廓。

  

一、什么是法教义学


   (一)简要的观念史梳理

   德语Dogma(教义)一词来自古希腊文δóγμα。在希腊语中,“教义”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如“固定的想法”“指示”“有拘束力的原理”等。城邦的法律也是教义的一种,即民众集会所采纳的教义,或者被称为“民众的政治教义”“城邦的教义”“明智之众人的教义”“群体或有威望之人的政治教义”。[7]古罗马时期的《学说汇纂》继受了这种观念。罗马法复兴运动时期,“教义”的绝对正确性和“受权威的拘束”的思想被一再强调。[8]注释法学将罗马法视为绝对正确的法以及成文的理性,它开创了第一个“权威学说体系”的先声,也构成了今日欧洲法教义学的先驱。[9]始于16世纪初的人文主义法学,致力于“对罗马法素材的重新系统整理”,相信法律应当能像其他科学一样,通过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理形式来加以表达。[10]这一时期,“教义”被用来指称一种“根本的确信”,它阐述的是一项在教学领域中被认为具有拘束力的或有效的基本知识,而教义学就被认为是关于这些教义的学说。教义学观念与公理化体系思想紧密关联,成为理性自然法时代的最大特征。法学家们摒弃了古代实在法文本的权威,在“人类共同生活的法则”中找到了新的基本真理,这些真理可以通过“只由公理确定的理性运用来认识”。[11]随之,传统的注重权威论题的教义学,逐渐转向一种封闭的逻辑体系的教义学。[12] “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形成,就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它为法教义学的体系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随着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典化运动的开展,启蒙时代自然法的理性预设得以实现,“实在法”成为法学关注的核心,以何种体系建构和解释实在法重新成为问题。在德国,许多法学家开始了所谓的“历史性反省”。[13]在这种背景下,历史法学将“教义学”这一概念正式引入法学之中,并使得这一术语日益流行。[14]在法教义学的本体论层面,历史法学第一次清晰地将“法教义”与“法律”区分开来。法律是法教义学的质料,而法教义学是对实在法的阐释,但在内容上并不限于实在法本身所包含的东西。法律是规定性的,具有拘束力;法教义学是描述性的,不具有拘束力。[15]同时,历史法学将“历史的”与“教义的”作为对立概念来使用。法史学被认为是“科学的”和“优雅的”,与此相对,法教义学只是一种“手艺式的法学”。[16]正是历史研究才使得法学成为科学,而统一的法教义学需要借助于历史科学才能建立。[17]在法教义学的方法论层面,历史法学将“教义的”与“体系的”作了概念上的分离。萨维尼将法律体系的观念从单一的概念—命题体系发展为双重体系。在他看来,法教义学尽管是概念—规则的体系,但必须受到有机的法律制度的体系的制约。只有对相关的现实体系加以说明的法教义学才能成为法律科学。[18]因此,教义学的工作分作三步:一是认识“事物的一般特征和状态”并用教义来表述这类关系,二是运用教学法将教义构造成相互关联的整体(形成“体系”),三是将对教义的体系化阐释与因果证明法相结合(形成“科学”)。[19]

   虽然历史法学在主导思想上想用法史学来支配法教义学,但其精神内核首先在于构建一种新的法教义学。这种法教义学的使命在于“技术—建构式地(或概念—体系式地)处理现行法”,或者说“科学、完整地探查实在法素材,并且通过概念来逻辑地把握这些素材”,而非历史研究本身。[20]当19世纪中叶法史学与法教义学的工作走向分离之后,历史法学也就逐渐演变为“潘德克顿法学”。它以“法学实证主义观”为基础,纯粹从体系、概念和定理中推导出法条及其适用,而不容许考虑任何法外要素。[21]由此,法哲学就进入了“概念法学”时期,而法教义学也相应进入了“建构型法教义学”的阶段。概念法学将法教义视为法条和概念的集合,将法教义学视为建构法教义体系的方法纲要。如何建构法教义的体系,成为建构型法教义学关注的中心。概念法学的主要代表普赫塔首先发展出了一种“概念的谱系”方法:在结构上,法律体系就是法条体系;在知识论上,它又是由作为法条思考因素之关联理解的法学概念构成的“科学”体系,根据知识论上构建的法学概念体系,人们就可以推演出新的法条。[22]在对法学的认知上,它导致了“科学法”观念的诞生。科学法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效力上的权威性,所以法学与法本身被混合在了一起。在法律实践方面,由于这种法教义学完全将重心放在概念建构和体系化上,人们仅需将案件涵摄于普遍的教义学定理之下,就可以通过逻辑运算获得正确裁判。[23]这种“法律的公理体系之梦”在欧洲进入大规模法典化时代之后达到了顶峰。制定法实证主义进一步强化了体系的观念,认为它是阐释法学本质概念与基础概念之教义学的必要基础。[24]法的科学性无需向外寻求,只需去法和法教义学的体系本身中寻找。[25]所不同者,只是原先法律概念的地位被法典替代了而已。将这种想法推导到极致,甚至可能否认法教义学本身的必要性:因为法典已经预先规定了一切。

   由于法典万能迷梦的破灭和大量疑难案件的出现,许多学者开始对传统法教义学进行反思,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利益法学与自由法运动。利益法学反对将概念—体系的建构作为法学的中心任务。[26]它反对这样一种认知教义,即法官必须将案件事实合乎逻辑地涵摄于规范之下,并“运用概念计算”以及“通过概念构造或根据体系填补漏洞”,但不应进行评价,更不能自己创造规范。在利益法学看来,以概念体系为特征的法教义学论证本身只是一种“表面证立”,真正决定法官选择哪种教义学说的是他对特定利益的决定。概念或概念群集合而成的外在体系只是为了概观的目的。一旦当概念体系与立法者的命令含义发生偏离,它们就不再具有约束力。[27]与此相比,自由法运动对于传统法教义学的抨击更为彻底。它认为,法教义学只关注偶然立法的产物,但“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28]因而无法成为关注客观规律的科学。法律适用涉及的首先是一种意志与感觉行为,而非认知行为,所以要拒绝传统法教义学提倡的所有“伪逻辑技术”,因为它们只是对根据意志与感觉想要获得的结论进行了包装。[29]相反,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应当借助于其他学科方法,运用自由的法律发现去解决法律问题。[30]

   上述批评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并不涉及教义学的核心,而是触及了对教义学的误解和误用。它说明,教义学必须常常回归基本原则,思考其产生和起源,保持对于那些以历史和法律文化规定性为基础进行评价的清醒意识。[31]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法教义学在二战后再次受到重视,其方法论也完成了向评价法学的转型。迄今为止的评价法学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传统评价法学阶段和从70年代末至今的新评价法学阶段。传统评价法学最大的转变,在于将法教义学理解为一种评价导向的活动。如吕特斯所指出的,“教义学应以理性的说服力并且援引普遍认可的基本价值(价值确信)来阐释现行法”,“教义学并非单单立基于形式逻辑,它总是旨在将特定的实质性价值判断和规制目标确定下来”。[32]这种理解一方面使得传统法教义学的独断论色彩日益消除,公理体系的观念被逐步打破,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法教义学具有了体系内的反思与批判功能。[33]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学科渗透融合的潮流势不可挡,新的法理论层出不穷,对法教义学形成了巨大冲击,以至于有学者发出了“今日之法学家还能再成为教义学者吗”的质疑。[34]事实上,法教义学并没有因此被抛弃,尤其是从90年代之后再次呈现出兴盛之象。因为新的法理论并不是要完全更换法学方法,而是要塑造经由科学反思的更恰当的法教义学。这种新的法教义学的总体趋势在于:超越传统法教义学封闭体系的观念,倡导“在敞开的体系中论证”;[35]扩展传统法教义学的作业基础,将教义学的视野从仅仅聚焦于实在法放大到关注基础学科的成果。[36]这些趋势动摇了法教义的绝对拘束力,使之日趋开放和包容。

   (二)作为知识与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

   通过上述简要的观念史梳理可以发现,尽管不同时期和不同学派对法教义学的理解不尽相同,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没有人否认,法教义就是由法学发展出的一般性权威命题或原理。在法教义学正式诞生之后,法教义学的对象被明确为现行实在法,成为围绕现行实在法展开的一般性权威命题或原理。它们经由法学者提炼、加工和体系化,对于法律适用甚至立法具有拘束力。所不同者,只是各个时期对这些命题或原理之权威的来源在理解上并不相同。在理性自然法学及之前的时代,法教义的权威被认为来源于超实证的法秩序。[37]而在19世纪后实证主义占据主流的时代,法与其他领域、法教义的权威与其他权威逐渐区分开来,法教义的权威一般被认为来自于实在法规范本身。[38]到了评价法学阶段,法的权威性与法教义学的权威性进一步被区分开来,后者一般被认为是基于学者们的共识,尤其是“通说”。[39]

与此相应,法教义学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即作为知识的法教义学与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既然法教义是围绕现行实在法展开的“一般性权威命题或原理”,那么法教义学就可以被理解为基于现行实在法之上的“一般性权威命题或原理的整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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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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