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彬:我国民法典物权编所有权规则立法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 次 更新时间:2018-10-31 0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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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彬  

   【摘要】 所有权系所有权人对于所有物,于法律限制的范围内,实施完整、全面、永久与整体支配(管领)的权利,系典型的物权或物权的原型,且为人民生活的基础。所有权在民法(私法)、公法、社会法乃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中占据核心和关键地位,系一个国家的人民、社会与政府不可或缺的根本财产制度。所有权制度及其规则在全部民法典(尤其是物权编)居枢纽地位。我国编纂民法典物权编时,宜从所有权的含义与其权能的分隔,所有权的类型的统一,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诸规则,相邻关系的新内容(形态),占有脱离物的善意取得,遗失物、埋藏物、漂流物、隐藏物与沉没物(品)的所有权归属及报酬请求,取得时效,无主物的先占以及附合、混合与加工等方面予以建构、厘定、丰富和完善。在我国处于新的历史起点的现今,经由厘定、建构、丰富、完善财产所有权制度及其规则来保障人民通过劳动而获得的财产,其含义深刻、隽永,实不可小觑。

   【中文关键词】 所有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动产所有权的特殊取得

  

   按照物权法法理与学说,所有权是权利主体(即“所有权人”)于法律限制的范围内,对于所有物实施完整、全面、永久与整体支配(管领)的物权。[1]其具有下列特性。[2](1)完全性。于法律限制的范围内,所有权人得对所有物为全面、概括的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及处分。也就是说,所有权为一切其他物权的基础,其他物权如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役权(不动产役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抵押权、质权与留置权等,权利人仅限于某一方面或某数方面对于标的物为支配,而不能如同所有权人那样可以对所有物实施全面的支配。因此,所有权为全面的支配权(Totalherrschaft),其他物权(限制物权)则为一面的支配权(Teilherrschaft)。(2)整体性。所有权(人)尽管系在法律限制范围内,对所有物为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集合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等各种权能,即成为所有权。换言之,所有权为整体的,而并非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等各种权能的总和。故此,所有权与其他物权归属于一人时,其他物权因混同而消灭,不发生由两个不完整的所有权相加,合成一个完整所有权的问题。(3)弹力性。所有权上若设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役权(不动产役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抑或设定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甚或将所有的不动产出租时,所有权人全面支配所有物的权利大为减弱。此时的所有权虚有其名,而无其实,学理称为所有权的虚有化。不过,此等限制物权或不动产租赁权一旦消灭,所有权即立刻回复到全面的支配状态。这就是所有权的弹力性(Elastizit?t)。由此,合同的内容违反所有权的弹力性的,其约定无效。譬如,于房屋赠与合同中约定永远禁止对于因受赠而取得所有权的房屋进行处分的,该禁止的约定即为无效。(4)恒久性。所有权并不罹于时效而消灭,也不得预定其存续期间。

   我国现阶段正在推进民法典物权编的制定,这其中,所有权制度及其规则的厘定、建构、丰富、扩展乃至完善,实系一道绕不过去的关口。并且,所有权制度及其规则如何予以厘定、丰富、拓展、改定、建构抑或完善,不仅对于民法典物权编而言,且对全部民法典而言,均具有关键和特殊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所有权系全部民法制度及其规则的基础和根基,无所有权制度及其规则,也就很难构建债法、婚姻家庭法乃至继承法等制度及其规则。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我国编纂民法典物权编时如何对所有权制度及其规则予以丰富、拓展、改定、建构提出建言或提供助力,希望能够使我国民法典物权编的所有权制度及其规则建立于坚实的所有权法理、学说乃至域(境)外所有权制度及其规则的比较立法成例的基础之上。

  

一、所有权制度的意涵和所有权在民法典物权编中的地位、价值、功用及立法体例


   (一)所有权制度的意涵

   如前述,所有权制度及其规则于全部民法典,尤其是于民法典物权编中具有关键和特殊地位。所有权系人民生活的基础,系“物权之王”和物权制度的基本形态,为近现代及当代各国民法(典)物权编(法)所认可。所有权的存在根据或正当性基础尽管有“神授说”“法定说”“自然权说”“先占说”“劳力说”“社会说”“社会契约说”“人格说”“掠夺说”等,[3]但各说于所有权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相互影响,而各具时代价值与功用。这其中,“自然权说”对近现代乃至当代民主国家、民主社会的立法尤具重要影响。法国《人权宣言》第17条与美国《独立宣言》皆明定所有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性权利。之后,所有权的绝对性原则作为民法立法的最高指导原则而为近现代及当代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所吸纳。根据所有权的绝对性原则,所有权本旨上为不可限制的权利,不但国家对于个人的所有权不得侵犯或剥夺,而且个人也可自由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与所有权,他人不得干涉,否则所有权人即可依据法律所规定的物权(所有权)请求权加以保障或救济。应当指出的是,此所有权的绝对性原则,对于近现代及当代社会与个人财富的形成、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功用与价值,且其也是现代民主与法治国家的主要经济架构。[4]

   不过,现今,以上所有权的绝对性原则已稍有变易或缓和。在当代,若社会的财富可任由个人绝对地加以支配,则势必损害国家、社会与人民的整体利益,故此,考虑到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的维护,乃使所有权受到某些限制,而这就是所有权的社会化,但是,若完全废除所有权,则既违反人性,且在人民毫无所有欲而不思积蓄时,国家与社会财富反而会无形减少。故此,在不损害到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法律仍承认所有权的存在并加以保护。[5]

   概言之,所有权迄今虽历经以上发展、演变过程,但于现今,作为基本人权的所有权受宪法及其他法律所保护,此点不但无丝毫改变,且更是有增无已。譬如,联合国《人权宣言》第17条、1953年生效的《欧洲保障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1项议定书对于所有权予以保护的规定,以及欧洲人权法院1982年之后作出的诸多强化所有权保护的判决,就是这方面的明证。[6]在我国,情况也是如此。具体而言,自1978年开始至今的40年改革进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不断强化个体意识与个人利益的过程。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39条对所有权的定义中突出了所有权的享有需“依法”进行,该法第42条认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进行征收,但应清醒地看到,相对于以往的法律而言,我国《物权法》明显地强化了对所有权及其他物权的保护。譬如,《物权法》设专章(第3章)规定了“物权的保护”,并对物权请求权与其他保护物权的方式作出了较完善的规定。此外,即便是授权可以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进行征收的规范中,《物权法》也强化了对被征收者的补偿保护措施。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自总体上而言,整部《物权法》实际上主要还是围绕物权(尤其是对所有权)的保护而展开其规范的。[7]

   (二)所有权制度于民法典物权编中的地位、价值、功用及立法体例

   在民法典物权编中,所有权制度居于核心、关键和枢纽地位。民法典物权编的全部内容可以说都是围绕所有权而展开的。正是因为如此,如前述,所有权又被称为“物权之王”,也就是最主要、最根本、最重要的物权制度。具体而言,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皆系由所有权派生或衍生。用益物权,系权利人(即“用益物权人”)支配所有物的使用价值的制度。担保物权,则系权利人(即“担保物权人”)支配所有物的交换价值的制度。[8]至于占有,其也存在于所有权之上,系所有权这一本权权利的“外衣”抑或公示方法。社会生活的八九不离十的常态是,对物予以占有的背后,通常皆有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及债权等本权的权源。[9]一言以蔽之,民法典物权编的全部规则系统皆围绕所有权而展开,也就是由所有权衍化而出。所有权由此成为民法典物权编的主干、枢纽。[10]

   如前所述,所有权系一个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及社会存立的(财产)基础,是人民生活的保障,为一种根本性的财产权,并关涉个人的自由,由此使单个的个人得以负责任的姿态生活于世间。[11]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得拥有不动产、动产(含生产资料),并可以此等财产从事生产及进行消费,由此增加社会财富、累积资本及保障自由。[12]同时,所有权制度也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法律秩序的重要基础或前提。法律秩序的基础系财产法律制度的定型化,土地、房屋、水流、矿藏、森林、山岭等财产的所有权一经确定,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基本结构就得以形成,国家和社会的其他秩序的建立和发展也就有其可能。[13]另外,社会成员形成、实现及发展自己的独立人格,也以拥有可得自由支配、管领的财产为前提。若无可以独立支配的财产,则无独立的人格。财产所有权还是个人经济自主的必要前提。个人拥有私有财产,方可使自己的生存获得切实保障,而拥有私有财产,也会使社会成员对家庭、社会和国家承担责任。并且,私有财产通常系经由劳动而获得,故保护或保障私有财产所有权也就具有伦理的价值与意蕴。[14]此外,所有权制度旨在保障个人对财富的拥有,其结果更可激发个人对财富的追求,由此促进整个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与国家的富强;个人财富的拥有与增长,反过来又将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与进步,进而最终促成民主社会的形成。[15]一言以蔽之,确认并切实保障财产所有权(尤其是私人财产所有权),实具重要价值、意义与功用。

   有鉴于所有权制度的核心和关键地位,自1896年《德国民法典》在民法典中明确设立物权编以来,所有权制度及其规则于民法典物权编中的体例安排就始终处于彰显和突出的位置。《德国民法典》第三编“物权编”,将所有权制度及其规则置于该编第三章,含第1节“所有权之内容”(第903—924条)、第2节“土地所有权之取得与丧失”(第925—928条)、第3节“动产所有权之取得及丧失”(第929—984条)、第4节“所有权请求权”(第985—1007条)及第5节“共有”(第1008—1011条);[16] 1896年《日本民法》第2编规定“物权”,其中该编的第3章规定“所有权”,包括第1节“所有权的限度”(含第1款“所有权的内容及范围”与第2款“相邻关系”)、第2节“所有权的取得”及第3节“共有”。[17]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四编规定“物权”,“所有权”被规定于该编的第一分编,包括第18章“通则”、第19章“土地所有权”(含第1节“土地所有权的客体、取得与丧失”、第2节“土地所有权的内容与限制”及第3节“楼层所有权”)及第20章“动产所有权”。[18]1958年《韩国民法典》第二编规定“物权”,其中该编第3章规定“所有权”,第1节“所有权的界限”、第2节“所有权的取得”及第3节“共同所有”。[19]在我国,《物权法》则将所有权规定于该法的第二编,包括第四章“(所有权的)一般规定”、第五章“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第六章“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第七章“相邻关系”、第八章“共有”及第九章“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

   以上各国民法典物权编(物权法)对“所有权”的体例安排,应可反映和彰显当今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物权编(物权法)对所有权制度的体例安排与具体内容的厘定的基本状况。此等情况表明,所有权制度及其规则于整个物权编(物权法)系统中实居于核心、关键及突出的地位。

  

二、编纂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对所有权制度及其规则的丰富与完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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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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