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改革知识供给,打破中等收入陷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 次 更新时间:2018-10-30 00: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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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钟  

   之前一连串的重磅经济新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首先是公布了国内GDP第三季度回落到6.5%,其中外贸顺差的增长成为主要亮点。海内外媒体纷纷结合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对此都进行了重点报道。很多人都指出,外贸顺差的增长更多是进出口企业为了应对关税增加,将未来的出口提前到现在造成的结果,这样的高顺差很难长期持续下去。主管经济金融的高级官员则也在上周末集体发声,点明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方向。

   中国这样总量庞大的经济体,内因总是推动宏观经济变化的主要原因。透过经济数据中的这些噪音,可以看到,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信贷收缩的周期之中,经济增长速度受到一定影响是很正常的现象,这是我们以前的文章中就充分分析过的问题。

   同样,我们在之前的几篇文章里也讨论过在信贷紧缩周期中,出于维持市场流动性的考虑,央行需要反周期的向金融市场“供水”,中央财政则需要通过给企业减负来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些也都被财政部减税和央行降准的新闻一一验证。

   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对一般商业周期进行调节的政策手段。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长远,透过眼前的商业周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未来的长期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将来自哪里?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当年改革决策的参与者执行者都会对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作反思,对上面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答案。而现在国内居民平均收入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中国能否继续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来突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则成为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

   过去国内经济学界在探讨四十年改革历程的主流观点往往都集中在产权改革这个方向上,谈论最多的话题是资本的所有权和处置权的问题。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或许能够给继续改革的方向带来新的思路。

   回顾过去四十年,从1978年农村实施联产承包制,到后来工厂打破大锅饭和市场化改革,再到加入WTO的外贸潮和后来推进城市化的基建潮,这一切政策造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在宣传文章中,我们会常常看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两个词。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两个词的时候都下意识的把它们当做标语口号忽略过去,没有细想。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两个词实际上点出了过去四十年改革政策引发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

   解放生产力,这说明生产力原本存在,但是被禁锢而没有充分施展。比如在“大锅饭时代”的80年代初,工人干多干少都拿一样的报酬,尽管当时的工人的劳动技能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大多数人都没有动力这样做。直到开始推行“多劳多得”的政策,工人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产量可以迅速增加,从而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

   发展生产力的明确例证之一就是当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沿海地区外来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兴起的时候,大量内地农村青年长途跋涉来到沿海地区,通过几天的简单培训就迅速走上生产线,很短的时间内大批农村劳动力就变成了产业工人,生产出大量廉价的衣服鞋帽和塑料玩具。他们的薪水虽然微薄,但是依然远远超过当时他们在农村可能达到的最高收入水平。

   生产力可以被“解放”和被迅速“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当时中国广大劳动者接受了扎实的基础教育,具备了基本的劳动技能或者可以通过培训迅速掌握必要的生产技能。

   今天看起来这似乎不算什么,但是在四十年前,这样一个接受过基础教育的庞大劳动力资源提供给中国一个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优势。比如在1980年代初,中国人口的识字率接近78%,而同期印度人口的识字率则不足44%。直到2011年人口普查,印度人口的识字率也才达到74%,还没有赶上30年前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水准。

   整体人口的教育水平决定了劳动力素质,同时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劳动力生产率的潜力上限。而在四十年前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潜力上限,要远远高于当时实际的劳动生产率(见下图)。

   如上图所示,过去四十年的主要改革政策,是一步步的将中国巨大的劳动生产率潜能释放出来,转化成实际生产力。生产率潜力和实际生产率之间的差距其实可以被看做改革政策能够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值,在改革开放初期,只有政策对路,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就十分明显,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潜力也被一个个改革政策兑现,保证了四十年奇迹般的经济成长。

   改革开放的主要政策目的是将原有完全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经济逐步实现市场化,让资源配置更多的由市场供需变化来主导。改革政策最初的依据是实施了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更有活力,即在其他生产要素(土地和资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生产率高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劳动生产率。

   理论上,可以通过数学模型计算出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高劳动生产率,即在固定的劳动力素质水平上,存在一个理论上的劳动生产率最大值,即劳动生产率潜力的上限。

   实证经济学中计算这个劳动生产率潜力上限比较复杂,所以这里采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近似的模拟中国劳动生产率上限的曲线。

   通过经济竞争力排名中的劳动力技能排名,我们可以寻找到劳动力技能和中国在同一区间的国家名单,然后在名单中排除有独特自然资源、人口特别少、或者经历过战争、动乱等较大动荡的国家。

   剩下的比较稳定的市场经济国家配置资源的效率应该高过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由于劳动力技能水平接近,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应当高于同样劳动力素质水平下的中国劳动生产率。为了排除每个国家独特国情对于劳动生产率可能的影响,对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取平均值,代表改革政策完全达到目的以及资源配置效率最大以后中国可能的劳动生产率,即改革过程中,按照当时教育水平和劳动力技能水平可能达到的劳动生产率潜力上限。

   但是上图在反映了过去成就的同时,也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展示出来。我国实际劳动生产率正在逼近其潜力上限,在现有的劳动生产率潜力上限的约束下,改革政策可能获得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更加有限。

   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其实就是因为新的改革政策,即使在顺利实施的情况下,能够带来的效益也已经远不如过去四十年明显。而关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讨论,既是因为老龄化的问题,更是因为中国劳动力的实际生产率已经接近了目前生产率的潜在上限。

   现实中许多经济发展现象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近几年媒体上常提到的人工成本太高的问题。中国工厂的工人工资依然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但是许多企业主已经抱怨中国的人工成本增长让他们无利可图。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问题其实在说明企业主已经充分挖掘了工人们潜力,很难迅速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增加人均产出。否则只要工人劳动产出增加的速度高于人工成本增加的速度,企业主的利润就还是会一直在增长。

   因此,或许我们的政策重点不应该放在如何帮助企业降低人工成本,毕竟人工成本的另一面就是工人工资,是支持居民消费的主要收入来源。而是应该想办法尽快的提高国内的劳动生产率潜力的上限。

   劳动生产率的潜力上限一般由劳动者教育水平所决定,其中主要包括其掌握的知识基础、劳动技能和学习能力。在过去的四十年中,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潜力也是在不断增长的,但是速度依旧太慢。

   上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18年国家经济竞争力排名,中国的综合竞争力在14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到第28位。但是,在劳动力技能这一项下,中国的排名则落到第63位。过去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普及全国的基础教育水平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中是一个巨大的优势。现在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前进的时候,在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竞争中,中国总的人力资源水平和劳动力效率已经成为一个短板。

   中等收入陷阱和劳动力素质

   历史上成功冲破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的例子有新加坡和韩国,在2018年的经济竞争力排名中韩国劳动力技能排名是27位,新加坡劳动力技能排名是第20名。

   而没能冲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例子包括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巴西。劳动力技能排名中,俄罗斯排第50,阿根廷排名51,土耳其排名77,巴西排到第94位。

   结论很明显,如果劳动力素质和技能还处在落后的地步,就算一个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冲破中等收入陷阱也是一件难以达成的目标。

   而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上限,提高中国劳动力素质,只有扩大教育培训的力度,并提高教育质量这一条路。

   教育中知识传播的供需分析

   教育问题历来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这里我们尝试一个比较新的解决问题的角度。

   如果我们把教育分成“教书”和“育人”两个部分。教书就主要是传播知识,授业解惑。育人则包括培养树立健康的人格和性格,包括鼓励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等等。

   我们把重点放在“教书”这一部分。目前,国内学校教学的现状就是最顶尖的中国学校的教学质量和世界顶尖的学校之间依然有着差距,在某些学科上差距还不小。更主要的问题,则是国内学校教学质量的高度不平衡,顶尖学校的教学水平,无论是清华北大这样顶尖大学的本科还是极少数的重点精英中小学,其教学质量要远远好于学校中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大学和普通中学的教学质量。

   但是这本来是不应该出现的问题。

   “教书”说到底就是知识的传授,尤其对于数理学科和工程类学科来说,大学本科和中小学所传授的知识,既不属于需要反复试错的科研前沿知识,又不是专利保护的技术机密,而是在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积累的、已经确定无误的各个专业领域的基础知识和必要工具。即使有些像计算机科学之类的学科知识的更新日新月异,但是大多时候,在大学本科教学中也往往不会涉及到那些公开途径无法获得的科学技术。

   因此,如果我们把待传授的知识看做一个产品,这个产品的所有信息,包括成分、结构和应用范围都是公开已知的。如果我们把这个产品印刷在纸张上,这就是我们的教科书。

   当我们把教科书分发到每一个学生的手上,那么不管是重点学校的学生,还是偏远地区普通学校的学生,大家拿到的教科书其实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大家接收到的知识理应都是没有区别的。

   但是现实之中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教学质量有着天壤之别,说到底是负责知识传授的老师水平之间有着极大差别。名师可以出高徒,庸师则往往误人子弟。而学校教育虽然不是个人学习积累的全部,但是却为个人未来的技能积累打下关键的基础。

   师资力量不足在过去的确是个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这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再也不该是个问题。网络时代知识传播的边际成本已经接近为零。目前,网络基础设施早已经铺遍全国,各种网络课程、课外教育应用也早已经充斥网络,人们对于网络教育的接收度已经非常高。

   但是,在教育体系中挑大梁的学校课堂教学,现在还仍然处在小作坊时代的运作模式。知识传播的效率和质量,依然取决于各个学校老师的能力和态度。

   从技术上讲,我们完全可以实现请一个顶尖水平的物理老师在同一时间给全国所有的中学生讲解牛顿力学定律,或者请一个来自土耳其的数学家给全国所有通信专业的大学生讲解5G技术标准背后的数学逻辑。

   为什么我们的课堂不能按照这样的模式运作呢?

   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设想,有许多其他的问题在实施中需要考虑,比如如何因材施教,如何和学生互动,如何指导学生的实验和动手能力等等。

   在这里我们讨论这个新思路的重点是要指出,只有大幅度提高知识传播的效率和质量,才能尽快提高中国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让劳动生产率潜力加速增长,让中国劳动力素质和技能在面对发达国家时也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打破中等收入陷阱,保持长期经济成长的趋势,除了要继续深化改革之外,更需要用新思维新手段来加强教育培训的投入,集中力量办大事,尽快提高中国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水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知识传播上的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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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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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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