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儒家中国道、教、政视野下的政教关系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 次 更新时间:2018-10-04 00: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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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以前圣与王合一、道统与政统合一;春秋战国以降,圣与王一分而为二,道统与政统分立。道与教的关系:道是本根,教是枝叶;道是本质,教是形式;道是源,教是流。儒家道统思想源远流长,教统亦渊源甚古,二者的关系:道统是教统价值之源和指导思想,教统是道统落实的基本途径。三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秦汉以降政教时有矛盾冲突。在儒家中国语境下讨论政教关系问题不能忽视道统这一维度,应该在道统统摄政统与教统的三元结构下探讨政教关系的特征。

   关键词:儒家中国;道统;教统;政统;政教关系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China before the sage and the emperor be made one, orthodoxy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drop, the sage and the emperor divided in two, orthodoxy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separation. The relation Tao and Jiao: Tao is the root, the essence , the source , Jiao is the leaves and branches,the form,the flow. Confucian orthodoxy is well-established, the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is also very ancient orig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orthodoxy is the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source of value and the guiding ideology, the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is a basic way of implement of orthodoxy. The Three Generation of political affairs and the education, the official and the teachers is not divided,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when there is a conflict. In the Confucian China context discussed the politics and education relationship not ignored orthodoxy this dimension, should be to overto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three element structure system of characteristic.

   Keywords: Chinese; Confucian orthodoxy;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political system; politics and politics and politics and education relationship

  

一、“政教关系”的一般理论

  

   所谓“政教关系”(Church-State Relations)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很早就有讨论,一般是指现代国家(政府)与宗教团体(教会)的基本关系。黑格尔曾经从国家与教会的联系中理解“政教关系”的含义:“宗教如果是真实的宗教,就不会对国家采取否定和论战的方向,而会承认国家并予以支持;此外它还具有独立的地位和表现。它的教化事业在于仪式和教义,为此他需要地产和财产,同样也需要为教会服务的人,因此就发生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规定是简单的。依据事物的本性,国家应全力支持和保护教会使其达成宗教目的,这在它乃是履行一种义务;又因为宗教是在人的内心深处保证国家完整统一的因素,所以国家更应要求它的所有公民都加入教会,因为其内容既然是与观念的深处相关,所以不是国家所能干预的。一个组织完善的国家,从而是个强国,在这方面可以表示更宽大些,对触及国家的一切细枝末节可以完全不问,甚至可以容忍那些根据宗教理由而竟不承认对国家负有直接义务的教会(当然这要看数量而定);这是因为国家已把这些教会成员交给市民社会使其受规律的约束,国家自己就满足于他们用消极的办法(好比用交换或代替的办法)来完成对它的直接义务”。[①]《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从教会与国家角度理解“政教关系”,认为:“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做是一种体制现象,然而,从根本性的观点出发,也可以将其看做是存在于人类之中精神或内心生活与社会或集体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②]。中国有学者从宗教与政府的关系角度概括政教关系有以下4种模式:1、政教合一。宗教领袖可以兼国家首脑,在制定国家内外政策上拥有最高权威,国家把宗教教义与法典奉为所有活动的准则。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受宗教指导。政教同体,其他宗教是非法的。2、政教分离。国家不支持、禁止和歧视任何宗教。国家不征收宗教税,也不向宗教组织提供任何形式的财政支持。政府不设宗教事务机构,也不干预宗教组织的事务。宗教组织不受政府的政治领导,也不能干预国家的司法、行政和教育。政教关系完全由法律调节。3、国教。国家承认某一宗教或教派为正统信仰及独尊地位,国家为宗教提供法律上的特权和财政上的支持。4、国家指导宗教。宗教接受国家的政治领导和政治方针,国家承认宗教。国家行政部门管理宗教组织,宗教不介入国家行政,司法和教育。[③]张践教授突破把政教关系仅仅视为国家政权与教会组织之间关系的流行的狭义理解,全面论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揭示政治的三重结构:政治权力、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文化,论述宗教对三者的作用,形成广义的政教关系论。作者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政教关系进行类型分析,概括出四种类型:政教一体型的神权政治、政教依赖型的神学政治、政教主从型的神辅政治、政教独立型的法制政治。”[④]也有学者从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出发,认为“所谓政教关系,一般指的是特定的政权与存在其治下的宗教之间的各种关系。它包括宗教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位置;特定的宗教信仰、宗教组织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位置;特定的宗教信仰、宗教组织在社会生活层面的影响力,以及政府对宗教事务的介入程度等方面。具体的表现涉及宗教团体的自主权的大小;宗教团体及宗教领导人影响政治和参与公共决策的程度等。”[⑤]更有学者对政教关系含义进行更细致的区分,“政教关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政教关系主要包括三对不同层次上的关系,即“第一,意识形态层次上的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二,权力主体层次上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三,社会事务层次上的宗教社会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狭义上的政教关系“主要指宗教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多的属于实践层次上的关系,但在立论上则要同深层次的关系即教会与国家关系相关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本质上,要取决于教会与国家双方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⑥]。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⑦],涵括了政府与宗教、政府与教会、宗教与政治及教会与政治四种度向。[⑧]总之,在东西方历史上,政教关系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但由于政治、经济背景不同,东西方政教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很大差异。

  

二、儒家中国道、教、政视野下的政教关系问题


   (一)道与政、道统与政统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道与政、道统与政统呈现出亦分亦合,不即不离,一虚一实,相反相成,互为作用的特点。以时间而言,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是道统与政统合一的,“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⑨];以人物而言,孔子以前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与王一体的,是道统与政统合一的人格体现。“这些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既是普天之下的思想导师,也是各个时代最高的政治领袖,是实践政治的操作者,履行着最高的政治责任。这些人一身兼二任,游刃有余地主宰着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政治两大领域。”[⑩]春秋战国以降,在现实中圣与王分而为二,道学在师儒,权势在帝王,儒家只好寻求在圣与王分而为二情况下圣怎么制约王,于是孔子由高扬“道统”意识,以与君主所代表的“政统”形成两个相涉而又分立的系统。从此以后,政统与道统不再合一,道统之中不再有历代帝王的地位,而政统中的历代帝王则要接受道统的指导。“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恃的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这就使得他们既有别于以色列先知的直接诉诸普遍性、超越性的上帝,也不同于希腊哲人对自然秩序的探索。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和政治权威发生了面对面的关系。但是以现实的势力而言,知识分子和各国君主是绝对无从相提并论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受到尊重,基本上是由于他们代表了道。建筑在赤裸裸暴力基础上的势是不可能有号召力的,政权多少都要具备某种合法性。这一点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权都必须遵守的通则。中国的道也正在这一点上显出它的特殊之处。”[11]“以政统言,王侯是主体;以道统言,则师儒是主体。”[12]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道统与政统、师儒与王侯既有和谐统一的一面,又始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和对立,代表价值理性的道统、师儒与代表工具理性的政统、王侯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道统与政统的一般关系是道统高于政统、涵摄政统,二者的关系不是平行的,而是体用本末的关系。在儒家看来,“道统”的核心是道德标准与精神价值,由伏羲尧舜孔子等古圣人创立,由民间历代圣贤大儒代表并传承,是衡量社会政治的最高价值标准,是评判国家政府的独立精神力量,而“政统”则由皇帝或政府承担与代表,只表明皇帝或政府具有世俗权力的合法性,而不具有精神权力的合法性,即不具有“道统”上的合法性。在“道统”与“政统”分离的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一个皇帝敢说自己代表“道统”(社会道德精神上的合法性),因为皇帝知道,“道统”自古以来都由尧舜孔孟及民间大儒代表,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只代表“政统”(政治权力承接与使用上的合法性)。因此,他们不但不敢与圣贤争“道统”,反而降尊卑怀诚心尊重“道统”,敬畏“道统”,愿意接受“道统”的评判监督。这表现在朝廷礼仪上,皇帝与一切政府官员进孔庙与国子监要下马,皇帝祭孔子也要像祭天一样行三跪九叩大礼。因此,在中国政治传统中,“道统”高于“政统”,“道统”不仅是“政统”的评价标准与道德合法性的来源,也是社会普遍道德与精神价值的基础与来源。也就是说,“道统”不仅承担着批评监督“政统”的功能,还承担着建设与维系社会普遍道德与精神价值的功能。……从中国文化中“道统”和“政统”的关系以及中国国家的宗教性质来看,中国的政治是政教既分离又合一的政治[13]。

   (二)道与教、道统与教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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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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