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雄 梁鹏飞:抽象性与现实性的权衡: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 次 更新时间:2018-09-22 23: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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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雄   梁鹏飞  

   内容提要:理论广泛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不同的理论家还时常会就如何发展理论形成争议,其往往涉及理论抽象性与现实性的权衡问题。理论应该有包括输入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以及“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在内的五个基本要素。尽管对于理论构成要素及其现实性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弗里德曼所强调的“预测检验法”与科斯所倡导的“要素现实性考察”其实是互相补充而非对立矛盾的关系,它们应该有机地纳入理论建构及发展活动之中。在建模越来越容易的当今时代,基础性逻辑机制展现出现实化的趋势,理论“抽象性与现实性的权衡”问题越发需要在“五个要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对待、系统反思。把握好“五个要素”的理论观,将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进行理论的整合与创新,加深对人类话语体系及其社会实践的理解。

   关 键 词:模型  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  预测检验法  要素现实性

  

   社会科学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理论,理论工作者也经常面临自己建构某种理论的要求。如何看待和理解理论,如何突破既有理论与建构新的理论,如何把握并警惕不同理论所处的位置——比如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理论模型之间的相同与不同,成为社会科学学习和思维创新的重要基础,也亟须理论工作者的反思。本文以理论史上一场有名的争论为出发点,尝试从笔者比较熟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展开一点反思,提供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观”,以有利于推进理论建构工作。

   就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问题,比如假设与检验、个案研究、理性概念的有效性、多样性等问题,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社会学界还是经济学界、过去还是现在,向来不缺乏争议(Friedman,1953;Coase,1937;张翔,2015;赵鼎新,2006,2015,2016;刘少杰,2003;李培林,2001;郑也夫,2000;汪丁丁,1998)。本文认为,许多高水平的学术争论,如果抛开基本性的“理论观”是无法获得正确理解的。

   因此,本文将首先提出“理论构成的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是:输入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以及“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然后,主要基于弗里德曼和科斯之争,本文指出:“三个要素的理论+预测检验法”(弗里德曼的主张)和“五个要素的理论+要素现实性考察”(科斯的主张)是有效地建构理论的两个重要环节;对“权衡理论的抽象性与现实性”而言,两者不可偏废。随后,以“与赵鼎新商榷”的形式,强调指出了“预测检验法”对理论权衡的重要意义——这一点尽管是社会科学理论或明或暗的预设,却往往容易被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以某种理由加以忽略。最后,本文指出,在建模越来越容易的当今时代,基础性逻辑机制展现出现实化的趋势,此时理论“抽象性与现实性的权衡”问题越发需要认真对待、系统反思。

  

一、理论构成的五个要素


   做过实证研究的学者都知道,在研究设计的部分通常需要提供因变量(待解释项)、自变量(解释项)、控制变量(纳入考虑的、可能与待解释项相关的其他要素,有时可以表述为“其他条件不变”)的操作化处理,以及将这些经过操作化处理的变量联系起来的基础性逻辑机制——通常是因果机制以及更基本的相关性机制。

   更一般地,由于“基础性逻辑机制”可能并非因果机制,而是最大化机制、相生相克机制、正反馈或负反馈机制、博弈机制等等,对于比“实证研究”更为一般的理论建构而言,前文“自变量”、“因变量”可以更妥当、宽泛地命名为“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

   于是,一般而言,“输入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这三个要素可被视作是理论的核心部分,后文中我们将称之为“三个要素的理论”。有时候,在理论表述或者严格说来是“理论指称”时,“输入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和“输出变量”是隐藏在具体的、个案性“故事”之后的,因此显得不太清晰,社会科学研究者有必要对之予以澄清。比如,“三个和尚没水吃”中“三个和尚”是一系列输入变量的特定取值,至少包含行为者数量为“三个”,行为者身份为“和尚”,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为相对独立和平等的关系;基础性逻辑机制则是“博弈机制”的特定“取值”,即特定的博弈规则及其执行过程。具体来说,即无论是挑来的水还是抬来的水,都无法有效防止偷懒行为;“没水吃”也是输出变量的特定取值,即三个和尚所在庙里的饮用水出现短缺这样一种特定结果。“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样的说法,与“三个和尚没水吃”类似,也是用具体的、个案性“故事”来指称理论,其对应的理论的“输入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和“输出变量”也是有待澄清的。这里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理论表述时,光有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的特定“取值”及其相互间的特定关系(“基础性逻辑机制”的特定“路径”),又或者光有一些特殊“故事”,常常使得“三个要素的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基础性逻辑机制”有待进一步明晰和详析。而这一“详析”又往往要求“引入”控制变量,或者说“区分出”控制变量。关于控制变量的复杂性,在教科书对“详析模式”的探讨中已经有细致说明(巴比,2005;袁方主编,1997),此处不再赘述。总之,一个相对清晰的理论其构成要素“至少”需要包括:输入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与输出变量。对于做经验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意识到自己是在为某种“三个要素的理论”提供“特定取值”,或“特殊故事”,极可能有助于进一步的理论建构工作。

   常常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构成往往还会涉及第五个要素——“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它是理论赖以提炼出来的基础,与通常所谓理论的“前提假设”有一定的联系,但又不尽相同。前者是从理论缘起、发展、运用的角度来看理论的条件;后者是从理论的内在构成要素、特别是“基础性逻辑机制”来倒推和反思理论的条件。两者进一步的区别后文还将涉及。下面我们将包含“输入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这五者的理论称为“五个要素的理论”。

   “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不容忽略,原因在于:首先,社会科学理论往往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特定个体或人群对于某种现实的观察、思考与提炼,所以在其诞生时通常无法完全将其与所在的特定“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相剥离,甚至是隐含的控制变量也未被“区分”出来。其次,人们对“理论”进行挪用时,也就意味着将一套“故事”从A处,挪到B处,其隐含的假设不仅在于我们能在B处找到与A处相似的“输入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与输出变量”,还在于研究者有理由认为B处的“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与A处类似。最后,当人们尝试修正或干脆放弃某种“理论”时,一个重要的理由也是“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

   特别强调“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中可能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对于哪怕是我们对之应该抱以必要信心的理论,在检验它或挪用它来应对某些具体事务时,我们仍不可能完全知道,除了所看重并已经考虑的输入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和控制变量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以及其他重要的逻辑机制被我们不经意间带入了研究或实践——它们可能对输出变量的特定“取值”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者或实践者却并未在之前予以足够重视。而这些未明的因素或逻辑机制,需要我们在“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中去搜寻或者洞察,对之保持警醒。也就是说,“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的考察和分析可能能为理论建构贡献新的输入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为实践提供新的思路,避免偏执和迷信。著名的霍桑实验便是“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为理论提供新的“输入变量”乃至“基础性逻辑机制”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霍桑实验最初是为了观察工厂厂房照明质量(原“输入变量”)与工人生产效率(输出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无论灯光明暗如何变化(除非是极暗),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效率都上升了。直至梅欧(George Elton Mayo,又译梅奥)等人在1927年加入该实验,才注意到原“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中工人对自身参与实验的自觉,以及实验本身努力获取工人合作的操作方式(比如说强调倾听的访谈计划)才是关键,是应该真正纳入考察的“输入变量”(梅欧,1964)。简而言之,人的因素、人际关系因素,而不是“物的因素”,才是效率提升的关键。因为“输入变量”变了,“基础性逻辑机制”的内涵也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五个要素与理论的现实性和抽象性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用图1来表示。在图1中,就同一个理论系统来看,从上往下,由“基础性逻辑机制”到“输入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是一个理论的现实性不断增加,而抽象性不断减少的过程;同时,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理论明晰化的过程。而如果是就不同的理论系统进行比较的话,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一种理论范式对另一种理论范式的替代,我们能够看到“五个要素”、特别是其中的“基础性逻辑机制”的现实性出现了不断增强的趋势。

图1 “五个要素”与抽象性及现实性之间的关系

   总之,本文主张社会科学理论的构成包含五个要素(输入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以及“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不同的理论工作者眼里看重的“理论”可能会有所不同,但“理论构成的五个要素”的提出,无疑有助于他们定位自己的“理论”。有人可能会强调基础性逻辑机制才算“理论”;有人可能会认为“理论”能把“输入变量”或“输出变量”的现实情况(亦即“取值”结果)说清楚也就不错了;有人会关注“输入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作为“理论”的核心价值;也有人会将“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的阐述看作是“理论”;还有人会认为现实乃是处在某种仍然有待阐明的基础性逻辑机制之中,并将自己的理论明确地定位为其中的一部分(比如,作为“输入变量”,《共产党宣言》改变了人类历史)。无论如何,“五个要素”的提出有助于我们为形形色色的“理论”定位,进而有助于澄清一些理论家围绕“理论建构”或“理论生产”形成的争议,比如因对理论现实性和抽象性的取向不同而形成的争议。

  

二、预测检验法与要素现实性考察:弗里德曼与科斯之争


根据对理论构成要素及其现实性的不同要求,会衍生出不同的关于理论的主张。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M.Friedman)和科斯(R.H.Coase)就从这个角度表达过他们对理论的不同看法(汪丁丁,1998;周其仁,2004;金祥荣,2010)。弗里德曼认为考察理论价值大小的标准在于其预测的精准度、覆盖率以及一致性,因此,理论的前提假设(如果有的话)在描述的意义上也一定是“非真”(false)的。而科斯则认为,理论只对预测感兴趣是不够的,理论的价值之所在应该是它们能够更好地被用作进一步思考的基础,能够增进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理解,有助于提高对体系运行的洞察力,因此,理论的前提假设需要具有现实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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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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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 , 2017 (5) :9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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