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雄*:权利分层:社会分层研究必要的补充维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9 次 更新时间:2016-01-07 14: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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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雄  

   【内容提要】在当今经济社会生活中,真正构成生产要素和交易对象的,不是作为物的资源本身,而是基于物的、人的行使一定实在行为的权利。从这样的生产要素和交易对象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层,权利有限思想、权利不平等或权利分层问题因此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对它的考察构成社会分层研究的必要补充。权利及其分层的考察可以通过一个两维、四象限的框架来进行,其一维(行)可划分为规范性(如法律)与实践性(如经济或社会中的实际行为)权利两类,其另一维(列)则可划分为个体权利与个体间权利结构两类。经由权利分层理论模型与社会事实的对照,以及各权利主体和属性维度之关系原则的考察,社会结构中隐藏的问题可以被很好地——基于制度分析和社会事件来——发现、理清及把握,并有针对地提出具有可操作性(比如法律等)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权利、分层、权利分层、社会分层、权利有限

  

  

   已有的社会分层研究,有一个强烈的倾向是强调社会成员基于资产、资源和其他有价值的事物的拥有量而形成的分层;而较少强调针对这些有价值的事物的、人(或其他行为主体)的权利所形成的分层。即使有时候在分层研究中强调权利时,也倾向于用法律权利来替代实质性或实践性权利,或者用权力概念来模糊掉权利概念。其一个隐含的假定是:量的多与少直接意味着相关权利的多与少,而权利的差异及由此形成的不平等或分层结构可以忽略。这样的假定可能带来极大的问题,因为正如后文将要看到的,量的分层和权利分层之间并不必然在实践上或规范上存在这种正向相关性。事实上,权利的差异性在现实生活中和在理论世界里不仅不容忽略,对权利分层进行适当调整所能形成的社会价值更是意义重大。

   现当代西方社会分层的研究之所以较少关注权利分层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某些根本性问题,在他们的社会中已经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且时至今日他们都特别强调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外,“公民权利”(citizenship rights)在西方业已众所周知,这暗示着,至少是在法律等规范性层面“公民权利”这种标志着现代文明的权利已经——在实践层面则未必——相对平等地分布于西方社会的公民之中,或者至少已经明显地成为他们现实生活的制度性诉求。[2]不过,无论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还是社会主义中国,权利分层问题都仍然是一个不可能回避的实践性和理论性问题。在当今人口众多、流动迅速、信息发达、相互作用频繁的世界,伴随着大规模战争被世界和平力量较好地抑制住,伴随着大数据时代和风险社会的来临,权利分层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一、“权利有限观”的实例与个体体验

   从大量的生活和历史故事里,不难发现社会分层中权利因素带来的现实影响。当今中国随处可见的几个例子如下:

   ——2014年5月据媒体报道,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报传,魏被带走时,家中发现上亿现金。

   ——2014年1月的一些报道显示:消息传出,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贪腐案可能“升级”。调查人员在谷俊山家中搜出大批茅台和现金,数量远超之前估计。

   ——据2010年新闻报道,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文强案庭审中披露:其犯罪所得人民币1625万余元;不能说明来源的财产:人民币1062万余元;有数额大约为人民币600万的现金被藏在了文强的妻子周晓亚远房亲戚的顶楼蓄水池里。

   除了最近的现实生活之外,历史中也能发现不少类似的案例,比如《清史稿》在介绍和珅案时,指出了其罪状包括如下内容:

   ……大学士苏凌阿重听衰迈,因与其弟和琳姻亲,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在其家教读,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大罪十一。军机处记名人员任意撤去,大罪十二。所钞家产,楠木房屋僭侈逾制,仿照宁寿宫制度,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大罪十三。蓟州坟茔设享殿,置隧道,居民称和陵,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多于大内数倍,大珠大于御用冠顶,大罪十五。宝石顶非所应用,乃有数十,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胜于大内,大罪十六。藏银、衣服数逾千万,大罪十七。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三百余万两,大罪十八。通州、蓟州当铺、钱店赀本十余万,与民争利,大罪十九。家奴刘全家产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珍珠手串,大罪二十。(赵尔巽 等,1977:10756-7)

   和珅的这些罪状表明,官做得大、权力(政治权利)大了,“与民争利”的经济权利就没有了;如果偏要“与民争利”,过于强调“发展”的经济权利,以至于富可敌国,“胜于大内”,最后的下场是被砍头、抄家,身败名裂。不仅名誉权受损,甚至连生存权利都没有了。

   如果说以上都是反例的话,那么下面举一个正面的例子。这说的是曾国藩的故事:

   穆宗即位,太后垂帘听政,加国藩太子少保衔,命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国藩惶惧,疏辞。不允。朝有大政,咨而后行。……三年五月,水师克九洑洲,江宁城合围。十月,鸿章克苏州。四年二月,宗棠克杭州。国藩以江宁久不下,请鸿章来会师。未发;国荃攻益急,克之。江宁平,天子褒功,加太子太傅,封一等毅勇侯,赏双眼翎。开国以来,文臣封侯自是始。朝野称贺,而国藩功成不居,粥粥如畏。穆宗每简督抚,辄密询其人。未敢指缺疏荐,以谓疆臣既专征伐,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外重内轻之渐,不可不防。(赵尔巽 等,1977:11913-4)

   曾国藩在权力(政治权利)越大时,越是小心谨慎,不断地进行权利的自我约束;包括皇上征求他的意见,希望他荐举督抚人选时,也“未敢指缺疏荐”;形成对照的是,他返乡组建湘军之前在北京做官时,却是勇于举荐人才的。他在家书中强调:“若一面建功[3]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曾国藩,2008:20)又说:“谆谆谨守者但有二语,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而已。”(同上:64)对“金陵之克”(剿灭太平天国)这样的“千古之大名”(名誉权利或曰正面的社会舆论影响力)也不敢居之。他对其弟曾国荃说:“弟前岁初进金陵,余屡信危悚敬戒之辞,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今少荃(李鸿章)二年以来屡立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劳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是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祛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同上:63)

   甚至金庸小说所描绘的武侠世界,那个以个人暴力潜能为本位的世界(这个世界与“人对人是狼”的世界,或者纯粹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比如,在《天龙八部》中,萧远山、慕容博等人入少林寺藏经阁偷七十二绝技的武学典籍来练,“扫地僧”慈悲为怀在武学典籍旁边都放了相应的佛经,期望他们能借以参悟佛法,调理化解练武戾气,以免误入魔道。通过扫地僧的话及萧远山、慕容博和鸠摩智的命运描述,金庸表达了少林武学需要以佛法为根基,绝技在身却需同时心存慈悲、仁善之念,武功(内功)越高对佛法修为的要求也就越高,否则将大祸临头,伤及自身的观点。

   以上正反两方面的事例都表明:权利分层无论是从实践性还是从规范性的角度来看,都并不必然与根据资源拥有量所形成的分层完全一致。富可敌国,往往惹来杀身之祸(和珅等),落得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保障;在某些睿智的人(比如曾国藩、金庸等[4])看来,权力、荣誉、暴力(比如“内功”)的占有量越大,行为者可能拥有的行使某种实在行为的权利“也应该”越小,这样才能更好地享有相对更长久的“发展”或生存的权利,否则“断不能久”。如果我们在社会分层研究的过程中,通过某个截面数据就轻易地得出某种一般结论,或者片面强调量的占有或分布之不平等的社会意义,并由此引申和大谈政策意义,会使得理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大打折扣。

   以上所述不仅适用于在集权体制下的一般官员,其实国王、皇帝也同样如此。比如,“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句话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影响力,他甚至都不能(也不应)有过于喜欢偏瘦的美女的“审美权利”或“文化权利”,因为“滥用”这种权利会给社会(至少是宫中美女)带来灾难性后果。难怪一些皇帝会有“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隋文帝杨坚第一个这么说)的感叹。

   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提到:“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是几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触。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5]习近平同志的这个讲话显然表达了慎用权力,使用权力的“权利”应该受到限制和约束的观点。

   权利有限的观念可以自然而然地从上述事实、个体体验或典故中得出:人们对于许多物质以及其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的拥有、占有或所有权,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纯粹和专属,其中可能会存在大量的限制与约束。马克思很早就提到了这一状况。他说:“使用和滥用的权利[jusutendi et abutendi]……表明了一个错觉,仿佛私有制本身仅仅以个人意志即以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实际上,滥用[abuti]对于私有者具有极为明确的经济界限,如果他不希望他的财产从而他滥用的权利转入他人之手的话;……这种把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上的错觉,在所有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某人在法律上可以对某物享有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拥有某物。例如,假定由于竞争,某一块土地不再提供地租,虽然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享有权利,包括享有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对他毫无用处:只要他还未占有足够的资本来经营自己的土地,他作为土地所有者就一无所有。”(马克思、恩格斯,1995:133-134)马克思有关法律权利不应奠基于自由意志(而应奠基于现实)基础之上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人类关于纯粹私有制(以及纯粹公有制)或者说个体权利不受限制的自由意志总是会在社会生活中“作怪”,于是马克思所提到的上述现象就并非不可能。大萧条、大饥荒等等人类社会所经历过的事实都表明,“某人在法律上可以对某物享有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拥有某物”这样一种法律权利与经济权利不匹配的现象是现实存在的。

   站在这样的立场来看,已有的社会分层研究显然严重地忽视了“占有”或“权利”问题的复杂性。通常对社会分层的界定是这样的:“给定的报酬或资产在总体所有个体间的分散和集中程度”(戴维•格伦斯基,2005:4);或者“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李强,2011:1)。显然,无论是前一个定义中的“报酬或资产在总体所有个体间的分散和集中”,还是后一个定义中的“占有”,都涉及物与人的关系问题(在本质上这是一个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涉及基于物的、人的行使一定实在行为的权利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较为复杂的。

正如刘世定所指出的那样:“占有的排他性及其方位、(利用)方式选择范围、时限构成了占有的三个维度,在每一个时点上,现实的占有都在这三维坐标系中定位”(刘世定,2003:5;亦可参看,刘世定,2011)。显然,行为者对资源进行全方位排他的、利用方式不受任何约束的、无限期的占有的极端情况是很少见的——特别是在当今这样一个人际相互作用越来越频繁的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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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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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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