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 郑惠元:历史演进中的中华文化和中国民族话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 次 更新时间:2018-09-13 23: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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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   郑惠元  

  

   摘要: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衍生出不同的文明形态,演化出不同的语言文字以及由语言文字承载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华文明在诸文明体系中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发展历程,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内部结构并对周边地区具有深远影响。鸦片战争后,中国为了“救亡图存”被迫接受和学习西方文明,包括引进了西方的“民族”(nation)等政治概念,完全改变了中华文明传统中的群体认同意识和文化意涵,对今天中国的“民族”结构带来深刻影响。今天我们仍然有必要梳理晚清、民国时期在西方知识体系影响下中国的“话语转型”过程,努力发掘中国古代智慧,努力构建一个“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世界各地的人类社群在自身发展和相互交流过程中逐渐演变出许多不同的文明形态。人们在世界各地旅行以及从影视节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各地人群不仅有不同的体质特征和不同的语言文字,而且有不同的政治系统和社会组织,不同的宗教信仰或崇拜体系,不同的社会伦理结构和知识体系。因此,学者们把世界划分为多个文明体系。斯本格勒将世界区分为7大文化形态(埃及、印度、中国、欧洲、俄罗斯、墨西哥、阿拉伯),汤恩比将由古迄今的人类历史区分为34个文明(鲁凡之,1988:26),殷海光讨论了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4个“完整而独立的”文化(殷海光,1988:491)。亨廷顿认为人类社会有“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文明已不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5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亨廷顿,1999:29)。尽管学者们对世界文明体系的具体分类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看到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并把文明差异视为解读不同地区出现社会经济与社会制度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亨廷顿甚至用“文明的冲突”来分析当代国际关系与社会矛盾的发展主线。

  

1.语言文字是人类群体文化的表现形式

  

   在人类演进过程中,不同文明群体发展出各自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系。语言是思想和文化的声音表达,文字是语言的可视性符号,正是通过书写文字和印刷物,人的思想、知识与文化得以传播、交流和延续。由于不同地区人类群体所处自然生态环境不同(高原、海岛、平原、沙漠、极地、森林、热带雨林、丘陵山地等),人们从周边自然界听到并可供人类学习发声的声音及所获灵感而发明的文字不同。当世界各地人群创立了本群体用以交流的发音规则和语言词汇后,相应的文字和语法也随之诞生。由于世界各地衍生出不同的语言文字,最后发展出来的词汇-话语体系和知识系统也各不相同。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有不同的文字,有些已经成为遗迹(如埃及、玛雅文字),许多仍在使用。如果说古代的建筑物、绘画雕塑、器皿用具等表现的是人类文明的有形结晶,留存下来的语言文字材料则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思想宝库。

   人们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发展出不同的经济形态(耕作农业、游牧业、狩猎、渔业等)和社会组织(氏族、城邦、部落、王国、帝国等),因此世界各地不同人群在生活和生产中发明和积累了以不同词汇、语法表达的知识体系,其内涵自然带有本群体的文化特征,彼此之间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越是用来表达简单现象的词汇,彼此差距就越小,如对于数字和各种动物(牛、羊、狗、猫等)的名称,在不同语言之间可以实现简单对译。而对于稍微带有复杂社会意涵的词汇,如亲属关系(家、族、表亲等)的称呼,有时就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词汇。如中国人把“姨”(母亲的姐妹)和“姑”(父亲的姐妹)、“舅妈”(舅舅的妻子)、“伯母”(伯伯的妻子)区别得很清楚,但在英语中只有一个词(aunt)。对于那些更抽象的哲理和政治词汇,虽然我们可以勉强探寻意思比较相近的词汇,努力在语言之间进行互译,但是各自深层次的语义内涵也并不完全相同。如中国古代学者老子的“道”“名”和孔子的“仁”“恕”,译成英文就很不容易,需要在后面写一大段话来加以解释。中文中的“国”与“国君”、“朝”与“皇帝”,虽然我们可以在英文中译成“kingdom”(state)、“king”和“empire”、“emperor”,但这些词汇的深层含义在中外思想体系中的内涵也存在差异。

   中国的单音节方块字是一种意音文字(logogram)。当今世界一共有五大书写系统:拉丁字母系统,西里尔字母系统,阿拉伯字母系统,婆罗米系字母系统(梵文字母系统)和汉字系统,分别对应当今的五大主流文明:西方文明(拉丁文化圈),东正教文明(西里尔文化圈),伊斯兰文明(阿拉伯文化圈),印度文明(梵文文化圈)和中华文明(汉字文化圈)。其中前四者属于拼音文字,汉字属于语素文字[1],在当今的语言文字体系中独树一帜。当然,这仅指文字系统而言,因为“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语言文字,从更广义的社会文化体系的涵盖面来说,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就更大了,差异到足以引发亨廷顿说的“文明的冲突”。

  

   2.中华文明不仅包括中原文化,也包括周边少数族群文化

  

   中华文明以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为发源地,起初是典型的耕作农业文明,在与周边群体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不仅中原文化大量吸收了周边的游牧文化、山地文化、高原文化和渔业文化,周边人群也大量吸收了中原文化的因素与形式。因此藏族文化、新疆各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等周边群体的文化也被逐步吸收进“中华文明”的大系统中。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曾指出中国内部有三大文化圈:中原的汉文化圈、西南的藏文化圈和西北的伊斯兰文化圈(顾颉刚,1939)。即使书写文字不同,中华各族之间经过千百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彼此文化的深层结构与内容、形式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相互交融。不仅由古至今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治家和学者用汉文写作[2],许多汉文小说也被译为各族文字。如晚清蒙古文小说《一层楼》、《泣红亭》受到汉文《红楼梦》的影响,《三国演义》有蒙古文译本和满文译本(陈岗龙,2011),《水浒传》和《金瓶梅》有满文译本(贾杉杉,2017)。但是学术界对历史上各族文学交流的研究成果很少,这一领域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相应关注。

   同时让人深感遗憾的是,民国时期及1949年后编写的几本很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郑振铎,1938:余冠英等,1962;游国恩等,1964;袁行霈,2005;章培恒、骆玉明,2011;钱穆,2016)介绍的都是汉文文学,并没有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文学作品包括在内,各大学中文系的教学与研究也极少涉及这部分内容。中国有56个民族,只讲汉字记载的文学,是不能叫“中国文学史”的,只能叫“汉字文学史”,只讲授汉文文献典籍的院系也不宜称作“中文系”,只能叫“汉文系”(马戎,2010)。与此平行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另外一些学者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马学良等,2001)和相关丛书[3]。这种在文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族别区隔,对于中华民族各群体认识历史上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其实是十分不利的。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华民族放到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结构中来梳理各自的文化发展和交流融汇,那么各族文化发展成长的历史脉络将会显得更加清晰,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将对历史上的族际文化交流有更多的了解,可以有力地增进彼此之间的文化亲近感和文化认同。

   以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为主脉的中华文明因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与繁荣一度对周边国家产生很强的文化吸引力,引领了东亚各国在许多领域的发展。回顾东亚各国的历史,周边的日本、朝鲜半岛、琉球群岛、越南、菲律宾等在许多方面(如语言文字、历史叙事、儒学、宗教、建筑、服装、饮食、陶瓷器)都曾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

  

   3.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和东亚占据主导地位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为欧洲工业化国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割地赔款,接受鸦片和其他西方商品。在以军事征服为手段呈现的压倒性态势下,西方文化在与中华文化的互动中占尽上风。曾经流传过一句话来描绘当时的世情:“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但是这句话更多反映出的是民间对官府“崇洋媚外”的讽刺。尽管那时也有个别绿林好汉敢于造反,个别官员敢于依法办事,但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是当时整体的常态,而“洋人怕百姓”(如三元里抗英)则仅仅是罕见的个案。

   中国人十分不情愿的改革活动也经历了几个历史阶段,从开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再到一些人提出激进的“全盘西化”、废除汉字的主张。人们渐渐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私塾、书院所讲授的知识完全无法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05年的“废科举,兴新学”,是中国人搁置自己的文化传统转向西方工业化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中特别明显的文化转型表现在汉语形式的变化和以汉语文表述的话语和知识体系的演变。西方的教育体制(小学、中学、大学等)、学科分类体系(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和整套知识话语被全盘接受,年轻一代的中国人纷纷进入新式学校读书,其中部分人直接出国留学,留洋归国的20余岁年轻人则被各大学争相聘为教授。

   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天朝”大门后,西方工业文明取代了中华文明,成为东亚各国学习的榜样,各国纷纷重新审视中华文明对本国的影响,努力“变法维新”“脱亚入欧”[4]。尤其是东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全面系统地把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教育和知识体系引入,转译成日文汉字的印刷物。甲午战争后,数万中国留日学生再把这套用日本汉字表达的西方知识体系引入中国。1897年梁启超等集股创办大同译书局,所译的书籍“以东文(日文)为主,而辅以西文”(梁启超,1897:58)。原因很简单,“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新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术,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梁启超,1896:158-159)。与此同时,大量英、法、俄、日等各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汉文出版,汉文词汇、构句法、标点符号、表述方式等从而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李敖认为“胡适领导下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的成绩,第一在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动……;第二把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成了正宗的‘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第三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第四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李敖,1961)。在外部语言文字和西方各学科出版物的影响下,今天我们学习和使用的汉文语法与词汇体系与晚清时期的汉文相比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称之为“欧化”亦不为过。

  

   4. 学生能否超过先生

  

   我们承认,尽管中国知识分子们通过日文印刷品或直接从西方国家文字印刷物努力学习现代工业文明的科学技术和知识体系,但是在这些由西方人开拓的领域里,中国人作为具有不同文化传统背景的“学生”要想超越“先生”是十分困难的。我们看到部分中国留学生在西方科技体制下在一些领域做出了开创性成果,有的甚至获得物理学、化学诺贝尔奖。但是毋庸讳言,他们接受教育、成长和研究过程深受西方文化和科技体制的影响。

但是中国人是聪明的,中国人在历史上创造出来的灿烂文明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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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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