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瑶:西方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误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21: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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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瑶  

   内容提要:方法论变革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容易被忽视的往往是那些隐藏在客观条件背后、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研究者的精神、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观念类因素,尤其是在“观念导向被良好地包装成历史必然”的情景下更是如此。在比较政治学内部,对普遍性的执着代表着对一种既定制度、程序、价值的坚持,它逐渐忽略甚至刻意忘却了政治世界的多元本质。在比较政治学外部,跨学科理论为应对现实难题导致的学科碎片化问题提供了工具,但构建交叉学科一体化的、追求普遍性的方法论背离了比较研究的学科特性与现状;更低层次的学科交流也许更有利于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二元化观念能减少社会科学的模糊性和狭隘性,但把握政治世界的多元本质才能防止方法论变革陷入误区。

   关 键 词:方法论变革  观念类因素  普遍性  跨学科理论  二元观

  

   方法论的变革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环境、研究对象、总体学科水平,等等。这些因素较为常见,也比较直观;容易被忽视的往往是那些隐藏在研究行为背后、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研究者的精神、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观念类因素。研究者的观念类因素有时被明确地表达出来,这时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区分出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张力①,持异议者也能找到自我解释的理由并探寻更合适的场域来发展自己的观点。因其显见性,这种情况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实际上,我们更应重视那些“观念导向被良好地包装成历史必然”的情景。在这种情景中,隐性的观念类因素对方法论的筛选和引导被显性的政治环境、研究对象、既有技术等掩盖,并通过各种方式将方法论变革及其现状包装成为某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全部。举凡方法论所涉范围之外的现象与因果关系也因此沦落至学科边缘,甚至不再有机会进入研究视野的中心。倘若比较研究在其对象和方法上受到观念偏好的隐秘干扰,继而将其扭曲为某种历史的必然并赋予其正当性,那么可想而知比较政治学将失去其“探寻政治规律,预测政治现象”的根本价值。

  

一、比较政治学及其方法论简述

  

   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这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起便成为研究政体的基本方式。它帮助我们辨别政治世界中的相似之点和相异之处,帮助我们理解何者更好以及为什么。正是因其在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不可或缺性,比较政治学这一分支学科在政治学诞生初始就相随而生,成为政治学的支撑性基础学科。

   有趣的是,我们从“比较政治学”这个命名中便可以看出这一学科产生的机缘,以及它作为政治学科里唯一冠有方法论标签的分支学科具有的独特身份。在确定分析内容甚至目的之前,“比较”就已经为这一学科确立了基本的分析手段,但并非所有“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政治现象”的研究都能被归属到比较政治学的领域。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政治学传统中,比较政治学研究被限定在国家层次,传统上只有对国家间异同的讨论才被称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换句话说,比较政治学的显著特点不仅体现在方法论上,还体现在研究对象上,即必须是对一个以上的国家所作的分析。不过,与国际关系研究等同样涉及多个国家的分支学科相比,比较政治学在对象选择和研究分工方面往往是地缘性的而非主题性的,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倾向于围绕既定国别来确定选题和展开分析。

   在比较政治学的三个核心要素中,倘若说“比较”界定了这一分支学科的方法论特征,那么将国家作为比较对象则限定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界限,最后一个核心要素直指该学科的本质、价值和意义:作为一门经验科学,比较政治学从搜集而来的各种客观事实和经验中,运用比较的方法展开经验的实证分析和研究,从中寻找政治的规律,这些描述、解释和对规律的追寻帮助我们认识和预测政治现象。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任何概念的、理论的、规律的总结都必须以事实为起点,又由经验来检验,且受到时间、空间和条件变化的限制。换言之,比较政治学追求真理,但始终以具体的经验和事实作为起始点和落脚点,寻求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平衡。②

   比较政治学的传统方法论是历史主义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制度主义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范式。该领域的大量研究集中关注美国的政治,集中关注以法律体系确立的一整套静态的制度规范,而关于非西方国家的研究寥寥无几、几为异类。直到1950年代,各殖民地新独立国家的涌现,尤其是西方民主样板在新兴国家的移植遭遇的失败,才打破了西方的制度主义理论以及有关强势国家的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垄断地位。关于非西方国家的比较研究开始活跃,比较视野也扩大到法律和制度之外。虽然传统的制度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人们发现这种解释力仅限于局部的、静态的对象上。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纷纷从新学科中寻找可以利用的理论和方法,这也推动了比较政治学中新方法论的诞生。理性选择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政治文化理论等等都是比较政治学在新背景下产生的重要方法论。③它们在各自的理论维度上弥补了比较政治学方法论的不足并扩展了其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代的方法论较之以往大为丰富,但方法论变革不仅不会终止,还会随着现代政治现象、尤其是政体发展的日益复杂而继续下去。方法论变革的内容不仅受政治环境和研究对象的影响,还会受到那些在幕后限制着研究者立场的观念及意识形态的左右。将方法论与政治现实紧密联系起来,及时反思和总结其发展中存在的谬误,能够帮助我们走出误区,更好地评价和运用每一次方法论变革的成果。

  

二、超越特殊性的一般化努力


   比较政治研究总体上是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许多学者不论是在方法论还是在成果上,往往挣扎于理论的普适性与解释的精确性之间。二者之间的张力是显而易见的:立基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解释所依赖的数据和逻辑完全来源于该项特殊案例,因此该解释的准确性和现实有效性几乎在任何时候都受制于具体时空所提供的特定情境。换句话说,解释越是贴近案例的独特细节,那么其说服力往往越强,因而更加满足精准性的要求。

   然而,与此同时,研究者们出于各种考虑又不希望自己的成果仅仅是对所观察到的表面现象的描述和总结;相反,他们希望能对相关领域进行一种抽象概括。对普遍性的追求要求抹平不同案例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上必然具备的种种特殊性,在这样的前提下,能够进入研究视野的有效资料在数量上必然会锐减。

   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存在着张力。倘若某种方法论只适用于单一国家或现象,而少有比较和抽象的成分,甚至有时为了追求解释的高度准确性,人们会完全忽略比较,只专注于案例本身,那么该研究方法会被打上缺乏归纳性和应用价值的标签。然而,一旦研究方法追求普遍性,而不是专注于某一个国家或具体政治现象时,人们又会质疑其真实有效性,毕竟不论何时,特定地区和特殊案例都是比较研究的基础,即便是追求普遍性的学者也不愿因此导致对特定案例的解释面目全非。

   除上述理论上的困难外,比较研究在现实层面的专业分工也加剧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在比较政治学中,研究分工的专门化和组织化并非依赖于理论流派的区别,而是高度围绕国家和地区界限来划分的。比如,美国学术界就倾向于将研究局限于解释单一国家的变化,因此对特定国家之语言、历史、文化和制度的了解要远重于对定量和抽象方法的掌握,后者恰恰是进行普遍性研究的有利工具。一方面,研究者不停地试图调和那些宽泛的普适性理论与具有特定案例和情境的知识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学科的专业分工又使这种努力难以成功,因为专业细化导致学科碎片化,而远非提供某种宏大的普遍性基础。④很多研究体现了这一张力。比如,瓦莱丽·邦斯(Valerie Bunce)在描述多地区民主化存在高度多样性的同时,还希望提出一种满足特殊语境的普遍化理论。⑤不同地区有其独特的民主环境,包括文化背景、社会状况、政治制度等,这导致民主化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多样性。然而在描述这些多样性案例的同时,邦斯的最终目的却是提炼出一种能满足不同语境的普适性理论。她分析了多种相关的方法论,包括从邻近案例和结果中分离出深层次的背景性因素。她希望表明,这样的差别对建立可靠的跨国家和跨地区的普遍化理论很重要。她总结道,虽然民主的语境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民主化成果的不确定性,但民主化的过程却是一定的。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y)在研究有关比较政治经济学新方向的问题时,观察到这样的现象:理性主义者常常故意对研究问题进行限制,使其处于能够被概念化和操作化的区间内,并且其研究往往依赖于通用的分析机制;结构主义者则在关注所谓的“大问题”的同时,又要求相关回答是精确的和详细的。⑥通常,人们希望根据案例的特殊语境确定一些参数,然后将这些特定参数糅合进一种抽象理论中;在验证该理论的普遍性的同时,实现普适性与精确性的结合。但对理性主义者来说,情况相反,两者的结合依赖于符合案例的特定理论与普适性的研究手段的结合。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尽管难以调和,但1960年代以来它仍旧吸引着无数比较政治学研究者作出不断尝试。然而,不论他们提出了何种看似成功的一般化理论,这些理论往往都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⑦实际上,这种结果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主题为“比较政治学中理论的角色”的研讨会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众多比较政治研究中的重量级学者对普遍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却仍旧以大多数人支持继续建立有关具有普遍性的因果关系的理论而告终。⑧持续的努力不断印证着这样的两难困境:为了追求理论的普适性,学者们不断将各种变量添加到普遍性理论中,如此一来,即便拉近了普遍性理论与更多特定情境的距离,但也使普遍性理论渐渐丧失了归纳性。⑨

   事实上,在反思这样的艰难局面之前,有必要适时回顾一下比较政治学的根本目的与价值所在。从上文对比较政治学概念的介绍可以看出,就其发源和发展而言,传统的比较政治学的诞生是源于辨别政治世界中的相似和相异现象的需求。它运用比较的方法对经验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最终归纳出政治规律,帮助我们描述、解释、认识甚至预测政治现象。既然探寻政治规律、预测政治现象是其研究目的,那么任何使这一价值丧失有效性的因素都应当在萌芽阶段被排除掉。在徘徊于两难境地时,指导抉择的最根本原则应当是:确保对规律的历史把握、对现象的精确解释以及由此作出的有效预测。如果处于比较区间内的各个案例,其条件和表现在本质上存在不同,那么比较政治研究在实现根本目的和价值这一目标的推动下将本能地呈现出特殊性和多样性;如果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导致视其为源发性背景的各种结论难以调和,那么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就应当果断地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

一个明显问题浮出水面:既然比较政治学的两难境地如此显而易见,那么为何人们在走进这个误区时并没有及时警醒或作出防范呢?是什么促使人们即使违背初衷和常识,即便从未取得显著成果,也仍要追求一般化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60年代的观念背景。20世纪50、60年代,比较政治学领域中兴起追求一般化理论的热潮,甚至使得着眼于特殊案例的阐释性研究一度因缺乏因果性和一般性而受到排斥。一方面,对普遍性的着重强调正好迎合了建立政治科学的需求:引进科学的方法,用自然科学的态度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促使知识更具归纳性和内在一致性。行为主义批评一些学者不能引进科学方法来寻求普遍性,认为比较研究的目的正是构建跨国的普适性理论,比较政治学是构建关于政治现象之普遍性解释的学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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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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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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