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晓荣 杨燚锋:背景与动机:“二重证据法”提出的学术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 次 更新时间:2018-09-05 02: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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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晓荣   杨燚锋  

   内容提要: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一方法一直备受学术界推崇。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在殷商史著作基础上推论出的古史方法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方法;其提出动机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思潮而发,却又不是针锋相对,而是有关注、有拨正,即虽然赞同疑古精神,但对“疑古派”否定一切典籍及传说的做法不赞成,虽然对“疑古派”有成见,但并不参与论战。“二重证据法”并不能完全代表王国维完整的学术旨趣。真正总结王氏一生学术成就与方法的是陈寅恪,他认为王氏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有三: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这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这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可见,王氏的学术范畴早已超出了殷史之限,但无论对哪一种方法的总结都包含了王国维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和求新开拓的科学精神。

   关 键 词:二重证据法  新材料  疑古潮

  

   20世纪以来,我国境内大量考古出土材料的发现与利用,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显著特点。进入21世纪,随着考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利用出土材料研究学术更是突飞猛进,所涉学科、领域越来越广。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成为推崇的圭臬,甚至还有学者推陈出新,提出了各种版本的“多重”证据法①。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虽然不少研究者在自觉地运用王氏理论,但鲜有对此方法提出之学术背景与真正动机作微观考察②。我们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王国维书信日记和学术年谱的梳理,试从“二重证据法”提出这一事件本身的学术背景和提出动机作微观考察入手,爬梳探求,希冀对此方法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新材料:方法之基础


   1925年秋,王国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一课,于“总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241-242

   学界一般在谈到王氏“二重证据法”时,仅引用“吾辈生于今日”之后的部分文字,这种割裂式理解往往导致意见的分歧,除了有相当一部分王氏推崇者对此方法持肯定意见外,同样存在异议。其中部分研究者指出了一些缺点,有学者甚至批评其不是一个严格科学性的概念,我们认为主要是对王氏方法适用对象的误解。其实,从这段话的整体意思来看,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仅针对中国古史研究,而根据这一课程的后四章内容,王氏的“古史”仅限于夏商史。据此,我们认为这是王国维在1917年写就了他的殷商史名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基础上所得出的推论。《古史新证》共分五章:《学论》《禹》《殷之先公先王》(附:殷世数异同表)《商诸臣》《商之都邑及诸侯》。其中第三章中的“夋”“土”“季”“王亥”“王恒”“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中宗祖乙”“羊甲”等节的内容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的内容重合。由此可见,《古史新证》的主体内容来自《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和附表,所添加的内容无非是从1917年至1925年期间新研究的“商诸臣”“商都邑诸侯”及关于禹的夏史。王氏由此做出的推论虽比较直接地适用于殷商史的研究,却并非适用于上古史中的夏代以及早商时期,要害之处在于他“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的观点,实质是陷入了“一种由已知推未知、不完全归纳的思维陷阱”[2]之中。

   再从论证过程来看,结合《古史新证》讲义内容,王国维在这里说的“纸上之材料”是指《尚书》《诗》《易》《五帝德》及《帝系姓》《春秋》《左氏传》《国语》《世本》《古本竹书纪年》《战国策》及周秦诸子、《史记》,而“地下之新材料”仅指甲骨文字和金文[1]242-243,根据现有的史料学知识,王氏所指的纸上材料基本属先秦诸子整理的文字,而地下的甲骨金文材料,就是相对原始的文字记载,两相比较均属同一性质,不存在谁补正谁的问题;其中的甲骨文主要是占卜档案,金文多是勒功纪事铭文,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两种材料与纸上材料并非同处一个时代,也非一种史料系统,故要用这些地下材料去补正地上材料,是很难实现的。此外,在这里王国维没有讲到出土材料的真伪问题,而是直接用地下出土材料补正纸上材料,这种研究取向自然也是十分危险的。因而如要把这种方法抽绎出来着手对整个上古史甚至中国历史的研究,则是不能获得成功的。值得指出的是,现今之学界不少研究者,一遇到新材料就把此方法断章取义移植到了各自的专业研究领域进行发挥,尤其是在考古学领域,“将器物、遗迹等与古籍文献的记载对接,从而导致研究方法和结论上复杂而严重的混乱”[3]。因而,我们有必要根据王国维所处时代背景,把这一方法的提出放在当时学术环境下去探讨,从王氏所亲历的学术实践去考察这一方法的真正含义,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背景,尤其是学术文化背景是一个变革的时代。随着19世纪末期洋务运动的深入,一些西方学说被介绍到中国,其中包括社会进化史观。随之世纪之交,梁启超、黄遵宪、严复、章炳麟等人公开对传统史学进行批判,提倡新史学。尤其是梁启超在1901-1902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痛斥传统史学“四弊二病三恶果”,提倡建设新史学[4]。有学者认为,“新史学”运动冲击了封建旧史学的思想体系,宣传了西方资产阶级先进的史学方法论,为以后中国各种史学流派的发展做了铺垫[5]。这是当时王国维所处的文化背景,但据王国维年谱的记载,“罗先生任为(南洋公学)校长,先生(指王国维)即为校之执事。暇更从藤田博士习英文,兼为罗先生编译《农学报》及《教育世界》杂志,撰述乃益富。而先生之治哲学,即自此始”[6]410。王氏在《三十自序》中也回忆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7],可见当时王国维正沉浸在研习西方哲学、思索人生问题的热潮中,1905年29岁的王国维把研究哲学与教育学的论著汇集成《静安文集》出版,其心志旨趣未及新史学,因而推断与此史学革命之直接关系似不明显。

   我们认为,王国维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最直接的影响是新材料的问世。众所周知,王国维最大的成就是考证了商史的可信。他的学术之路,远溯宋代金石之学,近取清代乾嘉之学,一般认为,其学术突破了旧金石学家器物著录、文字考释的研究范畴。但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宋代金石学家如欧阳修的金石证史补阙纠谬[8],清代金石学家如钱大昕利用金石材料考据辨章[9],其学术取向明显已不局限于器物著录和文字考释,所涉领域包括职官、地理、典章制度等多个领域,达到了当时所能利用出土材料进行研究的极限水平。因而我们认为,所谓旧金石学在近代不能获得新突破的最大桎梏正是材料所限。诚如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0]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大发现的时期。随着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北简牍的问世,必然带来一个学术研究的高潮。1921年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讲述《中国历史研究法》时也提出:“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对于前者他又分之为“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和“遗下之古物”[11]。可见,当时对地下新材料的重视是学术界的一种共识。王国维能够接触并利用好新材料,主要是得益于罗振玉的帮助。就拿撰写殷商史三大名著来说,所用新材料就是甲骨文,王国维接触这些材料的经历是这样的:1903年9月至10月,罗振玉协助刘鹗校印其刊布甲骨文著作《铁云藏龟》,时王国维与罗振玉已交往甚密,“先生之得见甲骨文字当自此始”[6]411;1910年6月,罗振玉撰成《殷商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为殷武乙的故墟、甲骨卜辞为殷王室遗物[12],从而为殷周的存在找到了可靠的历史和地理根据,也为王国维从事殷商史研究提供了条件;1911年,罗振玉编成《殷虚书契前编》;1914年罗氏成《殷虚书契考释》六万余言,“稿成,静安为手书上版,且制前后序各一”[13]392;本年又成《殷虚书契菁华》,乃罗振玉“所得甲骨最大者,惧损文字初未拓墨,又不忍使湮没不传,遂影照精印,而以拓墨复为前编所遗脆弱易损者数十枚益之”[13]393;1915年“正月,辑丹徒刘氏藏龟墨本之未入《铁云藏龟》者,为《藏龟之余》一卷”[13]396;1916年,罗振玉选印徐乃昌等藏家的甲骨拓本出版《殷虚书契后编》[14]……以上由罗振玉从事和领衔的甲骨文编辑考释工作都为王国维从事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诚如王国维在《续考》中所说:“丁巳二月,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时所据者,《铁云藏龟》及《殷虚书契前》《后编》诸书耳。逾月,得见英伦哈同氏《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拓本,凡八百纸。又逾月,上虞罗叔言参事以养疴来海上,行装中新拓之书契文字约千纸。余尽得见之。”[15]王国维在1925年7月为清华学校暑期学校所作的学术讲演中,又公开承认:“审释文字,自以罗氏为第一,其考定小屯之为故殷虚,及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余复据此材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证《世本》《史记》之为实录,作《殷周制度论》以作比较二代之文化。”[16]再如对于青铜铭文之研究,王国维也多依赖罗振玉的收藏,从而开拓了经史研究的新领域。1914年,“王静安从乡人(罗振玉自称)治古文字之学,遍览所藏金文墨本及行世著录诸书。本年夏秋之际,成《宋代金文著录表》一卷、《国朝金文著录表》六卷”[13]395;之后的1915年,王国维开始撰写《观堂古金文考释》共五卷;1917年王国维撰《两周金石文韵读》,罗振玉“又辑彝器中以干支纪名者若干器为《殷文存》,付广仓刊印于其《艺术丛编》中,王静安代作序”[13]464;乃至1923年之前撰述的收入二十卷《观堂集林》中的金文器物研究,无一不是得益于罗氏提供的新材料。马衡先生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指王国维)所以研究考古学的原因,是完全因为材料见得多,引起他研究的兴味。”[17]

当然,观堂之学的成功又是与其性格沉默和勤奋有加是分不开的。许多后学者标榜王氏具有深邃的学术洞察力,善于自由命题而开一代学术之新风气,殊不知这一能力的获得恰恰是从最笨的办法——长时间地熟悉积累材料做起。如他在1914年夏秋时节著录宋代和清朝金文材料,“盛夏酷暑,墨本堆积,或一器而数名,或一文而数器,其间比勘一器,往往捡书至十余种,阅拓本至若干册,穷日之力,仅能尽数十器而已”[18],两种书著录近五千余器,工程之大,唯能坐冷板凳者方可。王国维这一习惯的养成又得益于他的性格。曾一起在北京学部编译图书局的同事回忆王国维:“自入局之日定一个坐位,每日只见他坐在他的一个坐位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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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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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 2017 , 37 (5)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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