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4 次 更新时间:2016-04-26 11:59:46

进入专题: 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  

李锐  

   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作为具有理论自觉的方法论,一直深有影响,为众多古文献、古史等领域研究者奉为圭臬。特别是在出土文献日益众多的今天,许多学者以之为基础方法。不少学者试图扩充“二重证据法”,[1]或者阐发其学理,[2]乃至指出操作步骤,[3]以图规范之。不过,近年学界除了对“二重证据法”持肯定态度之外,也有一些异议。其中值得关注的至少有两类意见,一是指出“二重证据法”的一些缺点,乃至批评其不是一个严格科学性的概念;二是认为“二重证据法”古已有之,王国维只是命名者。此外,还有若干持折衷态度者,如虽承认“二重证据法”的作用,但认为不宜夸大;或者调和王国维和顾颉刚的差别,认为两人观点并无根本上的矛盾,[4]等等。

   1925年秋,王氏在清华学校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时,于第一章“总论”中提出“二重证据法”: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孟子于古事之可存疑者,则日:“于传有之”; 于不足信者,曰:“好事者为之”……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禺(引案:即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古史新证》第二章“禹”,第三章“殷之先公先王”,第四章“商诸臣”(王氏是以旧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为主体,删去“多后”、“大示二示三示四示”两节,补充了“禹”和“商诸臣”两章,以及“康丁”、“后祖乙”、“文武丁”,三小节),于此下有一段按语总结前文:

   右商之先公先王及先正见于卜辞者大率如此,而名字之不见于古书者不与焉。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

   这一段话和“总论”相呼应,言辞有前后相因者,如《古史新证》的按语中用了“二重证明”;“缘饰”、“吾辈生于今日”、“始得”等词句,也一直沿用。此外,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提及的材料是鼎彝和甲骨,而《古史新证》谈及地下之材料仅有二种:“(一)甲骨文字殷时物,自盘庚迁殷后迄帝乙时;(二)金文殷周二代”。[7]从这点来看,“二重证明法”与“二重证据法,,比较接近。有学者遂认为“二重证明法”与“二重证据法”没有很大不同,[8]忽视了二者的差别。

   王氏的“二重证明法”所关注的主要是“古制”[分而为“制度”、(名物)、“风俗”、(礼俗)],他撰《明堂庙寝通考》,“全根据金文、龟卜文,而以经证之无乎不合”。[9]他在1913年10月编《齐鲁封泥集存》时云:“自宋人始为金石之学,欧、赵、黄、洪各据古代遗文以证经考史,咸有创获。然涂术虽启,而流派未宏。近二百年始益光大,于是三古遗物应世而出。金石之出于邱陇窟穴者,既数十倍于往昔。此外如洹阴之甲骨,燕齐之陶器,西域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出于近数十年间,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该之矣。之数者,其数量之多,年代之古,与金石同。其足以考经证史,亦与金石同”,[10]这是将证经考史的材料扩大了。王氏1917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也说“使世人知殷虚遗物之有裨于经史二学者有如斯也”,[11]关注基点仍为经史之学。1923年王氏作《殷虚文字类编序》,云:“文字之外,若人名,若地理,若礼制,有待于考究者尤多。故此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12]于此可见,“人名”、“地理”、“礼制”都包含在经史之学中。1925年7月,王氏在开讲《古史新证》之前,于清华讲演《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谓:“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13]已经将新发现的汉晋木简、敦煌写卷、内阁档案与殷墟甲骨文字并列,不仅是材料进一步扩大了,所关注者也由经史之学扩大到了纸上、地下之学问。

   但是在《古史新证》里,王氏所说的地下之材料只有甲骨、金文;所关注的对象,是处于传说和史实之间的“上古之事”,即是上古人物及其行事说到底是人物。就王氏的学术视野来看,在《古史新证》中他运用的材料和关注的问题,突然都急遽缩小,这显然不符合他的学术发展脉络。

   什么原因使得王氏要缩小学术视野和材料范围,提出“二重证据法”呢?很多学者指出,这与学术情势有关,“古史新证”是针对“疑古”而发。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批评传统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由此引发古史大讨论,一度形成声势浩大的“疑古派”(或称“古史辨派”)。当时顾颉刚和胡适已经知道王国维用甲骨证明殷商史之事,[14]却将神话和历史截然分开,[15]借用西方从神话史诗到信史的模式考察中国上古史,相信《诗经》中的史诗而质疑《尚书》的可靠性。[16]这些意见有西方“科学”背景,对中国古史研究造成很大冲击,导致中国文化不可信的观念盛行。

   王氏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古史讨论,但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传说和史实相混之说,实际上是反对将神话与信史截然分开的观点。王氏《古史新证》是要研究处于传说和史实之间的人物,而能和这些传说与史实相及的材料,在当时只有年代较早的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些内容。也只有甲骨、金文中的这些内容,才足以证明传世文献中的相应内容不能怀疑,“东周以上无史论”等说法便不攻自破。[17]在当时的学术情境下,王国维正是要从“二重证据法”的微观考证中衍生出宏观论题,那就是传说与史实相混的上古史,是可证而可信的。中国的上古史可以由此而重建,这在“疑古”流行的背景下,具有很大意义。王氏进一步的理想,是要利用以“二重证据法”来证明的上古史,重建学界对古史系统及其上所维系的中华文明的信仰,用“证古”抗衡“疑古”。李学勤曾指出:“一部书……如果说一部分,比如有十篇,里面有一篇证明是真的,其余九篇不知道真不真,那至少证明一篇是真的,就使其它几篇是真的的可能性提高;相反也是如此,如果证明十篇里面有一篇是假的,那么其它各篇是假的可能性也会加大。”[18]可能性虽然不能代替证明,没有逻辑绝对性,但是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确实会让研究者由已知推未知,出现一定的偏向或成见。因此王国维利用“二重证据法”,使“古史新证”,由部分被二重证明可信的古书古史古人物,为经史之学以及其他研究奠定基础,进而恢复对于中国文化的信仰。

   胡适、顾颉刚等人的“疑古”,既然面向古史、古书,那么,王氏以古史、古书、甲骨金文来证明古史人物,自然不会运用针对“古制”的“二重证明法”,也不必涉及全面的经史之学,而只以古史人物为核心,所以王国维对“二重证据法”的界定非常清楚。

   其实,“二重证据法”与“二重证明法”虽有前述的因袭、相近之处,但是两者具有本质差异:两者的目标、所关注的对象、对出土材料的运用及写作模式等均有不同。

   《古史新证》里提出的“二重证据法”,针对传说与史实之间的人物;而在《明堂庙寝通考》里提出的“二重证明法”,则关注“古制”。“二重证据法”是要运用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偏重于利用出土材料来解读纸上材料,如用甲骨卜辞证实《史记》殷商世系,用卜辞证明晚出的《山海经》、《楚辞•天问》、古本《竹书纪年》以及诸子书等“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而“二重证明法”则是运用周秦、乃至较晚的两汉之书,证明出土材料并自证,偏重于用传世材料来解读出土材料,如用明堂制度来解读甲骨、金文中的太室,因此两者对出土材料的运用是不同的。

   “二重证据法”与“二重证明法”的写作模式也有不同。许冠三曾区分王氏与出土文献有关的一些研究成果,认为:“《先公先王》(引案:即《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续考》)以地下材料为主,《简牍检署考》则以纸上材料为本……此外,不可忽视的,尚有据文献以考释文物的一种互证,这与《先公先王考》之据文物以证订文献的取径恰好相反,《流沙坠简》诸跋和《观堂古金文考释》所用方法,都属这一类型。”[19]这诚为的论。王氏《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统一先列出土文献,然后结合传世文献等进行疏通解释(作为附录的《商之都邑及诸侯》稍不同;王氏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中,有些人物的考证如“上甲”等,没有先列甲骨材料)。而《明堂庙寝通考》则先论传世文献,再以出土文献作补充,与之有所不同。

   此外,“二重证明法”的证明范围,尤其是地下材料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充,而“二重证据法”既然是讨论处于传说和史实之间的古史人物,则其地下之材料在今天看来恐怕主要仍然是甲骨、金文。[20]

   当然,“二重证据”的目的是为了“二重证明”;王氏在《殷虚文字类编序》中谈经史之学时,提到考订人名,则“二重证明法”的研究范围包括了研究传说与古史,可以说“二重证明法”包含了“二重证据法”。但是,“二重证据法”的特殊性和针对性,不容忽视。

   由“二重证据法”与“二重证明法”的异同可以看出,如果抛开作为材料的甲骨文出土时间的特殊性,那么只可以说“二重证明法”古已有之;古人虽也有用铜器证上古人物者,但所说多难凭信。[21]而就提出“二重证据法”的《古史新证》而言,如果除去作为附录的《商之都邑及诸侯》中“邶鄘卫”一节用了铜器铭文,以及第三章第十五节“祖某父某兄某”所引的“三句兵”铭文(均未对应文献中可考的人物),则王国维主要是用金文证明“禹”(这一点其实是可疑的,详后),真正所根据的主要材料是甲骨卜辞。因此“二重证据法”必须要在甲骨文出土并且被释读之后,才有可能产生,确实并非古已有之。“二重证据法”的确是王国维的发明,“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然而由于“二重证明法”与“二重证据法”的包含关系,以及学界对“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多未深究,因此许多人说的是“二重证据法”,实际上却将之扩大为“二重证明法”了。比如杨宽说:“释古派的长处就是王国维自称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为首的释古派也还不免有缺点,就是依据少数的地下实物否定文献上所载典章制度”,[22]有学者由此认为这是“二重证据法”不成功的例子。[23]其实有学者并不同意将王国维归入释古派;[24]而由杨宽所说的“制度”不难判断,他所论的应该是“二重证明法”;因此这不是“二重证据法”不成功的例子。[25]

更甚者,论者或又引陈寅恪之语,或王氏弟子吴其昌之语,以表明王氏的“二重证据法”之所指(如许冠三[26])。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将王氏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7]吴其昌说:“先师于学问上最大之贡献,乃在将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将地下纸上,打成一片。”[28]但这里是陈寅恪、吴其昌总结王氏一生的学问之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史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9043.html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