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栋:美好生活的法理观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 次 更新时间:2018-09-05 02:22:48

进入专题: 社会主要矛盾   美好生活   权利本位  

郭栋  

   【摘要】 通过在历史脉络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命题的体系性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内部结构发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通过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概念分析,对美好生活的法律制度表达、美好生活的法治实践呈现的研究和对美好生活的法哲学反思,我们认为,法律应该立基于人民共同的生活经验,体察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美好生活需要的法律实现机制是权利,良好的法律通过激活和调动权利的自主性、自觉性、自为性和自律性,助力于美好生活的实现。在法学视阈下,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具体体现为更高品质的法治需要。开启法治现代化新征程是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践回应。美好生活需要的法律实现依赖于回应型法的生成和发展。迈入回应型法后,目的推理便成为主导性的法律推理方式。目的推理催生法学思维的新模式——法理思维——出现。法理思维触发了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作为权利本位范式的重要理论策应,法理中心范式成为撬动中国法理学转型升级的阿基米德支点。

   【中文关键词】 社会主要矛盾;美好生活;权利本位;法理中心

  

引言

  

   根据唯物辩证法,矛盾是指事物对立统一的关系。矛盾存在于社会的各方面和发展的全过程。在诸多矛盾分析方法中,主要矛盾分析方法是重要的一种。“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1]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2]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论述就是主要矛盾分析方法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应用。这一判断是在科学把握我国社会发展规律、精确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后作出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依据。

   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与法治现代化”这一主题,由中国法学会指导,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会、吉林大学全面依法治国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法制与社会发展》杂志社共同主办的高端智库论坛于2018年4月21日至22日在南京举行,来自全国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八十余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会会长陈冀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讲话。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全面依法治国研究中心主任,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联席主任张文显在闭幕式上进行了学术总结。本文拟围绕着本次论坛的主题,对论坛上的学术观点进行综述,并置其于特定学术脉络之下,以相关理论背景为参照,辨析其学术创新与贡献,甄别其潜在的理论增长点,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以期后来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赓续。

   论坛有多篇报告直接围绕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这一主题来展开。具体而言,江必新大法官的报告题目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法治供给侧改革”,杨宗科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与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封丽霞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法治现代化的观念变革”,蒋惠岭法官的报告题目为“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人民高质量法治需求”,姚建宗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法学观察”,陈金钊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蔡立东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社会基本(主要)矛盾变化背景下的民事权利行使”,周建达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与犯罪治理模式研究”,韩玉亭博士提交的论文题目为“科学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主要矛盾”成为本次论坛的题眼,如何科学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是破题的关键所在。

  

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科学认识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科学,它反对孤立地看问题和静止地看问题,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这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文本的含义依赖于其存在的语境,即历史的脉络和文本的上下文关系。脱离具体的文本语境和历史脉络,对其进行孤立的理解,不可能确定其真实含义。在此意义上,文本语境和历史语境构成了我们科学认识文本的重要前提。

   (一)在历史脉络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最早可以回溯到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提出的“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对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这一论断的一如既往的否定。这意味着,我们要着重处理的依然是生产与需求、发展与需求的关系,生产和发展依然是重点和中心。这表明,在新时代,阶级斗争将不再是主要矛盾,我们的工作重点不是继续革命,更不是革命。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继承和发展了1979年党中央理论务虚会、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1987年党的十三大、1992年党的十四大、1997年党的十五大、2002年党的十六大、2007年党的十七大和2012年党的十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3]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认定:“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三大报告、党的十四大报告、党的十五大报告、党的十六大报告、党的十七大报告继续沿用这一说法。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直至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

   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表述,“需要”这一中心词不变,“物质文化”转变为“美好生活”,而“美好生活”比“物质文化”的外延更广。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美好生活不仅包括“物质文化生活”,还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另一种表达方式是,美好生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表述,“生产”与“发展”一脉相承,但是“发展”的外延范围明显大于“生产”,社会生产是指人们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而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文化发展,还包括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甚至还包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社会主要矛盾命题的体系性理解

   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一个完整而科学的体系。但是,与会学者大都只引述了其中的一句话,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对于社会主要矛盾命题,我们需要完整引述,并对其作体系化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这一关键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共出现在五处,以下分述之。

   第一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5]上述第一句话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基本判断,第二句话是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第三句话是对我国社会生产和发展状况的认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也表明了解决主要矛盾的方向所在,即不是限制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而是实现更加平衡和充分的发展。

   第二处:“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6]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措施包括:第一,继续推动发展,这是基础;第二,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这是关键;第三,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是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第三处:“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7]这要求我们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第四处:“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8]这句话的重点在于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的。

   第五处:“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按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9]这段话的要义是:从现在到2020年,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命题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涵:为了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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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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