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剑:自由主义者的帝国倾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 次 更新时间:2018-09-02 10: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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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剑  

   内容提要:自由主义者因其对个人自由和民族自治的推崇,使得他们天然地被认为是反帝国主义的。然而,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伍德罗·威尔逊等自由主义者却对本国的帝国扩张抱持认可甚至支持的态度。对此,一种解释认为,帝国管制事实上有助于“未开化民族”的文明进步,由此促使自由主义者支持帝国的对外扩张;而另一解释则主张,对国内自由政体的维护才是自由主义者支持帝国扩张的根本因由。对两者的梳理和理解会凸显出其各自的不足之处。

   关 键 词:自由主义  帝国扩张  未开化民族  自由帝国主义

  

   当历史学家威廉·兰格在1962年高呼“再见帝国”①时,他也许会惊讶于仅在半个世纪之后,帝国便再次回归。②而或许更令其难以置信的是,此次被冠以帝国名号的竟然是美国,且是以冀望美国成其为是的立场来赋予它这一名号的。虽然有如约翰·伊肯伯里等论者指责的那样,“美国的帝国主义野心”只会“引致一个更具敌意的国际体系,从而使其愈发难以实现美国利益”③,并且对查莫斯·约翰逊而言,它最终将会导致国内自由政体的病变,因为“黩武主义,权力的傲慢以及那些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委婉表述,不可避免地会与美国政府的民主结构相互冲突,并扭曲它的文化和基本价值”④,但就现实来说,越来越多的论者开始“准备使用帝国一词来描述美国过去是,将来是或应该是的情状”⑤。尤其是对新保守主义者来说,美国作为一个帝国不仅无须为此愧疚,且还应当为此自豪,因为正是作为“仁慈帝国”的美国“保障了国际安全和繁荣”,从而使其“有益于世界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一旦美国衰落,“对世界其他地区人口造成的损失将远大于,并且也远快于对美国人造成的损失”。⑥

   不过,在理查德·艾柏林看来,尽管“9·11”事件使人们普遍认为新保守主义者是吁求创建“美利坚帝国”的主要声音,但在之前的10年间,依照美国的设计,那些为开创一个崭新的、更好的世界而要求对外干涉的呼吁,却主要来自于美国政治光谱中的自由主义一面。⑦“9·11”事件虽然使新保守主义者成为这些呼吁的首要发声者,却也使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可以开始毫不避讳地将这些呼吁同对“美利坚帝国”的支持联系起来。在他们而言,美国成为帝国或许并非不可接受,甚至可以说是必要的。如曾任加拿大自由党党魁的伊格纳季耶夫即主张:由于对大国安全至关重要的边缘地带缺乏秩序,且又无力自我摆脱暴力和混乱的恶性循环,因而不得不需要美国扮演柔性帝国(empire lite)来塑造秩序,保障人权,并在此基础上教会“这些只懂得自相残杀的人以自由选举、法治和民主自治”。尽管他同查莫斯·约翰逊一样意识到帝国和自由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因其相信此一帝国是“暂时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民主的”,而远不如约翰逊那般担心这会腐蚀国内的自由政体。相反,伊格纳季耶夫担忧的是这个“民主帝国”可能会因国内民众缺乏耐心,而无法担负起耗资巨糜、耗时巨大的帝国负担。⑧

   不过,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便是:为何通常被认为天然反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会将帝国视作可行乃至必要的选择?对此,本文将会整理各位学者对此一问题的解答,归纳出两种解释路径:外部解释路径与内部解释路径。前者强调自由主义者支持帝国扩张的缘由主要在于帝国统治有助于管制对象,即“未开化民族”的进步;后者则主张帝国扩张事实上有助于帝国内部的自由,由此才会促使自由主义者支持帝国的对外扩展。在此基础上,本文会分别详述两种解释路径的逻辑及其存在的不足,并最终就此问题给出自己的解释。

  

   一、为何支持帝国扩张:两种解释路径

  

   通过梳理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史,意大利哲学家多米尼克·洛苏尔多发现自由主义者自始至终都与奴隶制度、殖民主义等明显违反自由主义原则的行为纠缠不清。究其缘由,在洛苏尔多看来,是因为自由主义者“界定了一个受限的神圣空间”,只有在这一“神圣空间”内,自由主义原则才可无所顾忌地加以施行。而对于处在“神圣空间”之外的群体,自由主义原则将会退避三舍,取而代之的是针对此一群体的“奴役”,“或多或少显明的征服”,甚至是“大规模的屠杀和灭绝”。由此,“自由主义被改造成了一种支配的意识形态,甚至是战争的意识形态”。⑨在纽约市立大学特聘教授乌代·辛格·梅塔看来,自由主义者之所以能够划定这一排他性的“神圣空间”,并将“征服、奴役、屠杀”此一空间之外的群体当作是合法的,则是因为在他们认为,“神圣空间”之外(梅塔称之为“陌生社会”)的生活方式只是“临时性的”,不“合目的性的”,并因而会趋向“不整全”“静止”乃至“落后”。相反,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则明显处于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更为卓越的知识结构,更为可靠的科学,更为一致的道德,以及更为公正和自由的政治”,由此使得控制“陌生社会”,对其加以教化被认为是“正确”,甚至是“必须”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所谓的“征服、奴役和屠杀”实际上是推动“陌生社会”顺应历史走向的无奈(但有益)之举。⑩

   芝加哥大学副教授詹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几乎完全接受了上述二者的逻辑,只是她更为强调自由主义者支持帝国扩张的条件性。在其而言,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曾极为坚定地反对欧洲殖民帝国的扩张。但随着欧洲在19世纪相对于世界的勃然兴起,自由主义者开始以一种更加自信的态度接纳对欧洲社会与非欧社会分属“文明”与“未开化”的判断(11),并进而将推进文明扩展至落后的非欧社会视作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皮茨所说:“在兴起于19世纪上半叶的帝国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意象中,欧洲站在了世界历史的顶点,此一优势被认为可以赋予欧洲人必要的知识和道德权威,从而将进步强加于欠发达社会,当暴力和强制被明达和善意的殖民当局视作是必要的时候,就可以利用它们。这种进步主义的普遍主义论证了欧洲的帝国统治是落后社会的福利,认可了对许多当地国家主权的废除,并批准了针对殖民地社会的教育、法律、财产和宗教体系的干涉政策。随着这种帝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一种更为宽容和多元主义的普遍主义——以所有人类的平等理性作为前提,相信管制欧洲内部关系的道德和正义标准理应适用于欧洲人处理与其他社会的关系——黯然消退。”(12)

   “文明”与“未开化”的区分,解释了自由主义者何以在支持帝国扩张的同时,不认为自身违反了自由主义原则:“未开化民族”被认为尚不适用于自由主义原则。事实上,对“未开化民族”的干涉、管制和教化正是为了带给其文明自由。因此,真正促使自由主义者支持帝国扩张的缘由,就是在于将进步带给“未开化民族”的使命意识。尽管经由自身努力实现进步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但某种程度的外部介入、管制和教化并未被排除在外,毕竟,自由主义者似乎总能发现停滞不前的“未开化民族”。

   如果说上述解释路径强调的是帝国扩张对于“未开化民族”的助益,那么,另一解释路径则是主张:对国内自由的维护才是自由主义者支持帝国扩张的根由。对此,皮茨借助对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解读诠释道,自由主义者担心现代商业社会的到来,可能会“驱使现代的个体脱离政治而进入私人领域(即是商业追求和家庭事务的领域),由此将留下一片政治真空。而国家则迫不及待地试图填补此一真空”,这就必然导致国家权力的扩大和集中。同绝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托克维尔对这一可能的发展趋势表示极度忧虑,他为此提出的应对措施就是借助帝国扩张来强大国家,从而刺激公民因利益和荣誉重新投入政治领域,并由此抑制国家权力的集聚。(13)皮茨认为,正是为了维护“法国国内的美德与稳定的自由”,才使托克维尔“纵容,并且事实上是倡导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14)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则试图通过证明征服、管制“未开化民族”的合理性,来反对国内日渐兴起的民主化进程,并以此来维护国内自由。毕竟,在他看来,英国的工人阶级同落后民族一样,容易“沉溺于习惯和迷信,无法持续努力,并对进步和创新抱持敌意”。一旦不恰当地赋予工人阶级政治权利,那么很有可能导致他们将“手伸向他人的口袋”,从而侵犯被视作自由基础的财产权利。(15)皮茨认为,正是这种焦虑推动了自由主义者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帝国主义转向。(16)

   相对于前一解释路径对外部效益的强调(外部解释路径),此一解释路径注重的是帝国扩张对国内自由的维护(内部解释路径)。然而,就此一路径来说,其不足之处在于过分倚重自由主义者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面临的情境。毕竟,对商业社会的担忧和对民主化的焦虑已然时过境迁,但仍有部分自由主义者会对帝国扩张表示支持,且其依然采取的是内部辩护路径。而就外部解释路径来说,其不仅同样过度依赖18、19世纪的历史证据,且还未能把握它本身所具备的内部性。这并不是说需要以内部解释路径来补充外部解释路径,尽管这无疑是必需的,而是说自由主义者教化“未开化民族”的使命意识本身就带有维护国内自由的含义。不过,在具体阐释两种路径的不足之前,本文将会分别解释两种路径何以能够成立。

  

   二、外部解释路径

  

   如前所述,外部解释路径强调的是帝国扩张对于“未开化民族”的助益。然而,并非所有的自由主义者均能认同此一逻辑。事实上,对反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帝国对“未开化民族”的统治未能使其立基于“未开化民族”的同意之上。而“如果没有发言权就使一个国家臣服于其他国家的立法机关,那么,这是一种‘奴隶状态’”(17)。由此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约翰·卡特赖特(John Cartwright)等18世纪后期的英国自由主义者十分同情美国的独立运动,与此同时,这也为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提供了为何可脱离大英帝国的辩护逻辑: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统治应建立于当地社会成员的同意基础之上,尽管因帝国疆域的辽阔而无法实现直接民主,但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实质代表”(virtual representation)来为他们根本无法知晓其利益所在的地区代言。代表只能出自“现在居住,或是曾经确实居住,或是将要居住”在当地的人们,故此,要么敦促英国允许殖民地选派代表进入议会,要么赋予殖民地最终的独立以保障其权利。前者因可能使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的统治合法化,且又无法对其加以限制而为美国的国父们所抛弃,从而使得后者成为了最终的合理选择。(18)

对“代表应出自当地社会成员”的强调,其实还构成了驳斥因将殖民地社会成员视作“未开化民族”而接受家长式帝国主义的一大理由,即认为由于“未开化民族”不知其利益何在,不晓如何行使权利,因而需要一个真正了解其利益,并能通过教化以使其更好行使权利的外在权威来加以管理。地理的隔离以及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导致声称了解边远殖民地社会成员的真正利益纯属虚妄:“你关心他们什么,或者你能关心他们什么?……对于如此不同于你自有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你能建构出怎样的设想?你何时能见到他们?……如果他们遭受痛苦,你的耳会因他们的痛哭而饱受创伤吗?你的眼又可曾见过他们的不幸?”(19)况且,当所谓的“未开化民族”有其不同于“文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时,又何以断定他们“未开化”的行为是因为缺乏理性判断能力,而不是对大为不同的生活环境的理性反应呢?毕竟,至少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认为,人类团体,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民族之间的最主要区别,并非取决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或是周遭环境的差异,而仅是源自对情境理性和自由的不同应用罢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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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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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思想史》 201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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