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剑:科研体制与学术评价之关系

——从“学术乱象”根源问题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1 次 更新时间:2015-12-14 23: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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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剑  

   在2014年1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一篇题为《学术成果问题根源于“评价体系”》的报道中,记者以“调查结果让人吃惊——”为引语,披露了其“对北京、上海、广东、湖北、山东、陕西、青海、甘肃、江苏、吉林等地100余位学者展开‘学术成果问题反思大调查’”的结果:

   71%的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成果“存在多种不良现象”;

   50.4%的学者认为,当前学术成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

   48.7%的学者认为,“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学术成果问题存在的根源”。

   而所回收的101份有效问卷显示,仅有3%的学者认为“不存在问题”。①

   记者不禁设问:“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成果究竟怎么了?”其实,这个问题早已萦绕于管理者和学者的头脑中。虽然报道中记者没有详细介绍调查取样的经过,我们无从知道调查对象的选择与确定、调查结果的统计与分析是否符合学术调查的规范,但是,这个调查至少再一次印证了:学术成果之“病”的严重与普遍已是多数学者的判断。那么,“病源”何在?该报道根据调查结果进一步指出:“‘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社会大环境’、‘学者自身的学术道德问题’等,被认为是学术成果问题的根源所在。”

   笔者有幸被记者选中,成为这“100余位学者”中的一员,接受了问卷调查,与大多数接受问卷调查者一样,笔者也认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还存在着多种不良现象,但在什么是“病源”的问题上,与多数意见有些差异。笔者以为:“评价也好,道德也罢,或笼统地归结为社会大环境,都只看到了问题的表象或某一侧面。当前学术成果存在的种种问题(根源)在于学术(科研)体制的不合理。”感谢记者,将这句话写进了报道,但因为这只是一次问卷调查,无法申述持这样观点的理由,所以,本文将对这一观点展开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评价”是如何被指为“学术乱象”根源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的上述报道,既不是第一次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乱象的报道,来自学界和传媒的对科研或学术乱象的批评和报道早已屡见不鲜,只不过此前更多的是针对某具体个案或几个案例的报道和批评,而像上述报道那样在作了较多问卷调查后以数据的方式所呈现出的对宏观局面的批评尚不多见,②因而让记者感到“吃惊”。

   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学者判定“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成果‘存在多种不良现象’”,是因为不良现象或曰“学术乱象”的存在是非常明显的,“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是一种道出了实情而又不失温和的表述,说得更直白的那就是学术泡沫泛滥,学术垃圾成堆,少数优秀成果都被淹没在了平庸“成果”的汪洋之中了。问题虽然表现在“成果领域”,但成果只是科研的结果,结果有问题,说明整个科研过程很可能都存在问题。事实也正是如此。科研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突出问题可以用“学风问题”来概括。大概从本世纪初开始,从政府到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谈论学风问题的队伍中来。为人们所共同谈论且痛心疾首的学风问题,集中表现在学术不端行为。教育部曾明确开列出“必须进行严肃处理”的下列学术不端行为:“(一)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二)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三)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四)伪造注释;(五)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六)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七)其他学术不端行为。”③当学风问题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学术界时,乱象丛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此“乱象”的原因是什么?“‘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社会大环境’,‘学者自身的学术道德问题’等”,其实早已“被学界指为学术成果问题的根源所在”,而且得到了行政权力部门的认同并出手予以整治。

   笔者在2011年初的一篇文章中就曾回顾和评论了作为高校科研主管部门的教育部一系列整治学风问题的举措,这里不妨再简单地回顾一下。教育部于2002年2月和2005年1月,曾连续下发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阐述了“端正学术风气,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端正学术风气,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以及“主要措施”。④此可谓试图从道德的层面来解决问题。2004年6月,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从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到学术引文、学术成果、学术评价、学术批评等诸多方面都制定了含义明确的原则条文,⑤此可谓从道德规范到学术规范,再到评价规范的全面规范化治理。2006年5月,教育部决定成立“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作为“全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风气建设的指导机构和咨询机构”,⑥此可谓建立和健全学风管治机构之举。2009年3月,教育部又发出《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列举了从警告到开除等行政处分乃至“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等具体措施。⑦此可谓进一步明确了严厉的惩治措施。与此同时,教育部官员还高调宣布要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一票否决”、“一查到底”。⑧短短数年时间,多项措施并举,无论声势还是力度都可以说是空前的。

   在此前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也都有相似的文件或举措出台。比如,中国科学院于2007年2月发布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0年7月发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办法》,皆明确界定了哪些行为属于“学术不端行为”,指定或建立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受理机构”,并公布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措施和程序。⑨作为学术成果主要发布平台的学术期刊界也积极行动起来,如2008年10月,五十家著名学术期刊“联手亮剑”,发表了被称为“武汉宣言”的《关于坚决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联合声明》。⑩

   以上这一系列主要出自政府管理部门的举措不可谓不有的放矢,也不可谓不声色俱厉,连“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这样的极端和最后的措施都已提出,但结果又如何呢?不能说这些严厉的举措全然无效,但学风问题显然没有得到根治,或者说,学界并不认为在这些举措之下学风问题已有明显改观,不然,也不会出现本文开头所引用的报道。

   在这一系列比较泛化的举措都不甚奏效的情况下,学者们逐渐将学风问题的根源聚焦于不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许多人都认为是学术评价体系导致了今天学术研究的乱象。这样的看法似乎不无道理,因为评价在当下整个学术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十分突出,举凡个人或集体项目申报、评审、结项,教师和科研人员职称、绩效的评定,学科、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排名,都离不开评价,一切的好与坏、优与劣、成与败都由评价说了算,评价已成为左右所有学术活动名副其实的“指挥棒”。试想,在如此强势的评价之下,如果评价本身出了问题,那整个学术活动岂不是都会偏离正确的轨道?而在许多学者看来,今天的学术评价确实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方面的言论和文章不胜枚举,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余三定教授的观点:“目前,学风浮躁、学术垃圾、学术造假等现象甚嚣尘上,原因何在?我认为,学术评价体系的错乱是一个重要原因。之所以要用‘错乱’一词来描述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因为它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呈现病态。”他列举了评价体系“错乱”而产生的三种“病态”:“其一,过分量化,太重数量”;“其二,级别崇拜,太重‘衣裳’”;“其三,本末倒置,违拗常理”。(11)可见,在学术研究呈现出乱象的同时,评价的乱象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在如此“错乱”的评价体系之面前,那些试图纠正学风问题的道德建设、规范建设等措施都显得苍白无力,不是对手,于是,评价体系的不合理才是学术乱象的根本原因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可见,关于学术乱象,很多人都认为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但在诸如道德建设、学者自律、健全规范等措施都不怎么起作用的情况下,才逐渐地将学术乱象的根源归结为评价体系,或者寄希望于通过对评价乱象的整治来达到终结学术乱象的目的。比如,余三定教授开出的“药方”就是:“面对学术评价标准的错乱,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必须下重药、猛药。我建议:应该淡化、弱化学术评价,让那些靠搞学术评价活动捞钱、发横财的机构和人士转行去做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工作,以改良学术风气,恢复学术生态平衡。在学术评价方面,学术管理部门出台的政策越少越好,设的‘法’越少越好,‘折腾’得越少越好。”(12)在此之前,他还曾提出过更重、更猛的“药方”:“最好是暂停五到十年学术评价,以改良学术土壤、学术风气,恢复学术的生态平衡。”(13)似乎只要把评价问题解决了,或者干脆停止学术评价,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学术研究也就可从“乱”到“治”了。在这里,余三定教授矛头直指“那些靠搞学术评价活动捞钱、发横财的机构和人士”,无疑,他看到了评价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纠葛。其他对评价提出批评的学者,虽然言辞不如余三定教授那么激烈,但也都异口同声地将乱象之源归结为不合理的评价体系。

   笔者也认为,不合理的评价体系的确存在,改革不合理的评价机制十分必要,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改革不合理的评价机制的呼声发出了已不下十年,重建学术评价机制的尝试十多年来也一直没有中断,但问题何以越来越严重?笔者以为,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被忽视了,那就是,“评价乱象”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评价之乱的源头到底在哪里?评价是如何变得如此强势的?强势的评价又是如何作用于学术研究的?学界为何没有能力制约不合理的评价反而被它牵着鼻子走?不弄清这些问题,只是一味地试图通过改进评价方法来实现科学合理的评价,乃是治标而不治本的措施,是不可能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二、“评价乱象”是如何形成的?

   学术评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学术研究的起源,有了学术研究就有了学术评价,只是“在学术发展史上,当学术研究仅限于个人的兴趣或爱好时,对其评价主要体现在同行间的交流(赞扬、批评、引用等)之中,故表现为一种比较纯粹的学术活动”。(14)我们更多的是用“学术批评”来指称这样的学术评价。这样的学术评价即学术批评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学术的每一个微小或重大的进步,都是在对前人或同时代人学术成果的继承、扬弃基础上的创新;继承和扬弃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学术批评,有了学术批评才有了学术创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学术批评也就不可能有学术进步,学术批评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学术研究。

   可见,在历史上,学术评价有着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学术评价与学术研究是不可分割的,学术评价从来都不是外在于学术研究的。换言之,学术评价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失了学术评价的学术研究是不完整的。其二是学术评价和学术研究的主体是同一的而不是分裂的,学术研究的主体当然是学者,而学术评价的主体同样是学者,且多为同行学者,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学术共同体成员。

然而,如果学术评价与学术研究的主体发生分裂,学术评价的主体不再是学术共同体成员,且学术评价脱离了学术研究而相对独立地外在于学术研究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显而易见的是,由于学术共同体这一评价主体的缺位,评价的可靠性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打折扣。如果这样外在于学术研究的学术评价获得了凌驾于学术研究之上并可对其发号施令的权力,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答案只能是,只要是有组织的学术研究,就不得不听命于权力者所发之号所施之令。如果以上两种情况同时发生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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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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