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双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科创立前史——“保钓”后旅美华人的“新中国”认同热潮与文学交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 次 更新时间:2018-08-21 01: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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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双一  

   1979年堪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科的创立元年。该年2月5日,曾敏之先生撰成《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一文投予《花城》双月刊,并在4月出版的《花城》创刊号上刊出。此后又撰写了总题为《海外文情(文艺通讯六则)》,于1980至1984年间分别发表于《光明日报》《文艺报》《羊城晚报》。其中《台湾文艺界近事》一篇中,介绍的台湾作家就包括了王拓、杨青矗、陈若曦、张良泽、白先勇、陈映真、庄因、谢冰莹等多位。[1]

   与此差不多同时,自1979年3月起,《上海文学》《当代》等大陆文学刊物,先后发表了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等台湾旅美作家的作品,让大陆一般读者也惊奇地发现了在大陆之外的世界各地,原来还存在着大量优秀的华文作品。到了80年代初,已有数量可观的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作品进入大陆——除了最早的《台湾小说选》(1979年12月)、《台湾散文选》(1979年12月)、《台湾诗选》(1980年4月)等多人作品集外,仅1980年,就有聂华苓的《三十年后:归人札记(1978年5月13日-6月19日》《台湾轶事:台湾小说选》《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白先勇的《台湾当代作家白先勇小说选》,李黎《西江月》等个人作品集在大陆出版——并伴随着对它们的介绍和研究,大学里的相关课程和研究机构纷纷出现,甚至掀起了一波“台港文学热”。1982年6月由粤、闽等6单位联合发起、在暨南大学举办的首次全国“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标志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科的初步成型。不过,学科的创立并非凭空而生,突然出现,而是有着“保钓”以来海外华人新中国认同热潮的铺垫,或许可称之为学科建立之“前史”,值得我们加以梳理和记载。

  

一、“保钓”后海外华人的新中国认同热潮

  

   1979年之所以成为学科的创立元年,固然与该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缓和了两岸关系有密切关系,但细加考察,可发现海峡两岸以及大陆与海外华人间的文艺交流,更早时就已启动。这为1979年的正式起步打下了基础。往前追溯,台湾《现代文学》创办人之一的陈若曦怀着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早于1966年就来到大陆,正值“文革”爆发,分配到南京某高校任教,但她真正显露出其“作家”身份的,还是1973年离开大陆后创作了《尹县长》等小说。尽管原本相当于“伤痕文学”的《尹县长》被台湾方面当做“反共文学”而在报刊上广泛介绍,却是台湾作家较早以大陆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但由于她在大陆时并非以“作家”身份出现,因此还不能算是两岸文学交流的“起点”。

   真正开启海外华人作家——其中不少是从台湾来到北美的——与祖国文坛交往之大门的,应是1970年代初港台留美学生发起“保钓”运动且其主流由“钓运”转向“统运”,以及基辛格访华所显示的“冷战”格局变动、中美关系缓和之后,大批的“保钓”人士、旅美华人学者或作家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探亲访友,观光访问,特别是在北京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于是将他们耳闻目睹之事用文字或影像记录、拍摄下来,回到美国后用幻灯片、游记或演讲方式,向广大华人社群介绍。尽管访问过程中免不了有官方的刻意安排,如访问的地点经常是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大城市以及大寨、大庆、延安等先进典型或革命圣地,也不乏临时安排或装饰访问对象的住所、家具摆设、服装,甚至交代其亲友有所隐瞒等情况,但一般而言,对于访问者的要求,如回到比较偏僻落后的家乡看看,政府方面都能尽量满足;而就归国访问的旅美华人而言,他们大多是学有所成、甚至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具有看到、听到什么就说什么、写什么的科学精神和诚信品格,过后他们如果发现当年的记录个别有不符合事实之处,也会加以承认、修正,但总是表明其主流并没有错,其主要精神、原则至今仍为他们所坚持。如杨振宁多年后仍坚持他对自己当日讲过的话绝不后悔,虽然对一些具体事实的描述可能是不准确的,但他对新中国整个方向和成就的评价是正确的,也是他的真心话。[2]

   李怡主编的香港《七十年代》刊物较集中刊发了这些旅美华人的访华观感,并选录结集出版了《留美中国学者访华观感集》一书。[3]其中写了长文的包括著名的历史学家何炳棣,物理学家杨振宁,哲学和数理逻辑学专家王浩,物理学家朱兆祥,微波物理学家任之恭,数学家陈省身,血吸虫病研究权威徐锡藩和李书颖,电子工程师胡廉,任职于美国纽约州教育厅的陈依范,任职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薛兰珍,耶鲁大学中文系教授赵浩生,生物学家牛满江,物理学家吴健雄和袁家骝,人文学教师曾仲鲁,现代作曲家和亚洲音乐理论权威周文中,太空科学及应用物理学教授和气象学专家张捷迁等。收录其简短观感的有应用力学教授易家训,电磁理论专家戴振铎,物理学家范章云,语言学家赵元任及其夫人杨步伟,电力系统和原子加速器专家曾安生,计算机专家余元方,微滤生物学及细菌学专家汤汉志,“中研院”院士顾毓琇等等。

   这些访华观感的基调是正面、肯定、赞扬的。然而时值大陆“文革”时期,这些赞语是否反映了“文革”中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情况?为何多年后他们即使受到一些质疑和批评,却仍坚持其主要内容和观点仍是正确的?或许可有如下几个理由。一是这些旅美华人离乡背井、与亲人音信断绝已久,返乡之行了却他们的乡愁亲思,既高兴又感激,自然以赞美为多。二是当时政府十分重视这些海外华人的来访,周恩来甚至毛泽东亲自接见,对于他们的需要,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也让他们十分感动。三是当时已是“文革”的中后期,“文革”早期的一些乱象(如大批斗、破四旧、打砸抢乃至武斗),已经渐渐消失,此时已经开始恢复正常的生产劳动、大学招生和社会秩序——杨振宁就曾多次说过“文革”已成过去了[4]——参访者看到的会是比较正常安定的情况,这些都有可能是这些观感偏于正面的原因。但笔者以为,这些解释仍属浅层表面,其实有着更深刻的原因。笔者更相信他们的观感,绝大部分并非应景或奉承之语,而是发自他们内心的真情实感——其中也不乏一些批评之语,便可以证明其诚信无欺的真实性——而这种真情实感,并非简单的怀乡思亲之类的个人情感所造就,其实源自于更深厚的历史纵深和广阔视野。他们一般具有纵、横两个角度:纵的方面,他们立足于新、旧中国的今昔对比;横的方面则又展开中、外的比较。或者说,他们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赞美和夸奖,既建立于新中国与近代以来遭受列强欺侮、封建官僚黑暗统治而家国残破、民不聊生,乃至数千年封建社会状况的纵向对比上的;又以当前中国的现状与外国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到价值观念、人民的幸福感等的横向比较为根据。而在具体内容上,则有两个亮点,一是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如何从旧社会的畏葸卑弱、阿Q式的自大而又自卑,转变成新中国的刚强自信、焕发向上;二是新中国执行的是相信、依靠群众,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力求让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和政策,使中国人民从旧社会的“一盘散沙”转变成现在的团结一心、为新中国的建设共同努力。它们都表现出纵向比较上与旧中国相比的焕然一新的巨大改变,以及横向比较上与西方国家乃至部分东方国家的不同。这样,他们的新中国认同,就建立于宽广坚实的理性基础上,而非仅是怀乡思亲、家国情怀而已。

   这种对于新中国的赞誉和认同,几乎遍及70年代这一批旅美访华学人、作家,且多年后也未改变其基本看法。限于篇幅,这里仅以一理一文两位曾被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的著名科学家、学者杨振宁、何炳棣为例加以说明。

   杨振宁在年轻时代生活于旧中国,于战乱中的1940年代后期前往美国,相隔20多年后又回到中国,新、旧中国的改天换地式变化给予他巨大的冲击。尽管他也听闻了“文革”中两派武斗、批斗知识分子等混乱情景,甚至亲身经历了用相机给小孩拍个照都会引来警察注意等奇怪情形,但他有更明确的认知:需从与历史的对比中,才能看清事情的本质和方向。杨振宁从1971年时隔20多年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那一刻起,直到他八九十岁的老年,始终如一地持有这样的观点。1971年9月21日,他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以《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为题做演讲,畅谈他不久前返回中国大陆访问四个星期的观感。此行起于他从报角一则短小报道中窥到了美国政府放松访华限制和封锁的动向,经过努力得以成行,成为70年代旅美华人访华热潮的第一人或曰“领头羊”。回到祖国,和26年前相比,他“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就是:“精神”。他从小在那里长大的清华大学,“现在校园扩大得多了,而且建筑物也增加了很多”。“文革”中曾有过混乱,现在招生数仍比原来少,招生、教学制度改革,更重视实践经验。科研工作曾停顿两年,但现在又重新开始,并有针刺麻醉、合成胰岛素、烧伤植皮、断手再植等出色成果。大寨历史上屡受水灾、旱灾等损害,“我还记得在二十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听到过山西的一场大旱灾,据估计,当时死了五百万人。现在的中国是不会再有河流泛滥出现,在这村里,人们不住窑洞而改住石屋和砖屋……田在亩产方面竟比以前附近的村落多两倍”。杨振宁发现:“今天中国普遍的生活条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会感到粮食缺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中国在农产品方面现在已能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给自足了。他曾经同大学生、工人们吃饭,发觉“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一些”“棉布供应仍然是不甚充足的,但人造纤维则不会缺少。因此棉布是定量供应的。短缺的情形不严重,但总之也得要布证才可购买。”“房屋方面的供应还未足够……这些困难应等到中国工业发展较为优良时,才会解决。”当杨振宁接触到许多农民和谈起耕种的时候,发现各种不同的土地上的农作物,都被小心地插上分类标签,以此来试验哪一种植物最能适应哪一种土壤,这使杨振宁很感动。他将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同26年前的农民相比较——以前的农民承受了数千年的传统,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贫穷、挨饿的,但他们却仍然会因循着祖先的旧路走去,“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见到现在的中国农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转变是何等的巨大”。在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杨振宁得知今天中国的工业生产比美国要低得多,但值得自豪的就是从前很多靠外国进口的工业制品,自60年代起中国都能够迅速地做到完全自给自足,“在60年代,中国工业的成就是能够出产各种不同种类和精细的制成品。由于这一点,我深信他们能制造任何类型的加速器。”

杨振宁好几次提到“为人民服务”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生活的主调。他指出: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气氛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回到其故乡合肥访问一间纺纱厂,十多个工人争着开口回答问题所表现出的既轻松又愉快的心情使他感到奇怪——与他以前所认为的中国的制度强调人民的工作和自我牺牲,这样生活会很紧张的想法并不符合。后来他悟出了个中缘由:“由于现在中国政府在制订政策时,很能注意到中国的过去传统……中国的领袖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笔者以为,杨振宁这里其实很精辟地涉及了新中国普通民众的幸福感的问题。杨振宁十分欣赏他所居住旅馆房间内墙壁上挂着的毛主席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因为他认为这两行诗“正集中表现了今日中国人民在政治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雄心和期望”,这也是从中国人民精神状态的改变来着眼的。在杨振宁拍摄和放映的幻灯片中,他自己最感满意的是一张农民的照片,“在他的脸上,我们可以想像得出他有无穷的工作能力,毫无苦楚的表情,活跃,沉实,刚毅,就是这些质素造成一个永恒的中国。”在回答听众提问的环节中,杨振宁说明了新中国的男女平等(包括医院中女医生的比例)、文化艺术(包括样板戏)、青年踊跃参军、节育、挖筑防空洞、人民的工余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和自己的观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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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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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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