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大胆、再大胆——构想替代资本主义的激进方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 次 更新时间:2018-08-21 01: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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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米尔·阿明  

   译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原编按:本文是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近作,在晚期资本主义逐渐糜烂之际,是迄今少有的,具体提出了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阿明指出:“资本主义唯一的合法性在于为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更高文明阶段创造条件。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过时,继续下去只会导致野蛮,而不可能有其他的资本主义。”

  

   阿明是享誉全球的政治经济学大师,1931年生于埃及开罗,父亲是埃及人,母亲法国人。他在埃及法国学校取得高中文凭,1947年赴巴黎就学,先后取得政治学、统计学和经济学学位。埃及总统纳瑟1957年施行“大计划”政策时,曾延揽他为顾问;1960年代,非洲各国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他是背后重要的献策者。阿明毕生始终站在论述与实践的最前线,重要著作有:《不平等的发展》(1973)、《历史上的阶级与国家暨当代危机》(1979)、《在世界体系中的省思》(1988)、《混沌帝国》(1991)、《全球化的挑战》(1996)、《资本主义的幽灵》(1999)、《新自由主义的病毒》(2004)、《为多极世界进言》(2005)等。

   阿明对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国家“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有相当深刻的研究,尤其是非洲和中国,始终是他深情关注、考察的对象。法国经济学家阿弗烈‧索维(AlfredSauvy)对他的评语是:“洞见世局的人物,我们在历史上时常发现,但很少像这一位这么令人惊心。”阿明晚年积极投入从“反全球化”到“另类全球化”的国际串联。从Anti 到Alter,他偕同国际上无数的非政府组织、工会、知识分子,共同探寻“另一个可能的世界”。他目前担任“第三世界论坛”(Third World Forum)理事长暨“另类时见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主席。自2001年“世界社会论坛”(WorldSocial Forum)在巴西愉港(Porto Alegre)开办以来,阿明几乎每年与会,并发表重要的演说或文字。2008年8月,萨米尔‧阿明曾应“浩然基金会”之邀请,前来台湾进行访问,除了分别于台北和台南发表演说,并安排与台湾学界和NGO工作者对话。

   当代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历史条件要求南北半球的激进左翼大胆地提出自己对于现存体系的政治替代方案。

  

   一、为什么需大无畏精神?

   当代的资本主义是整体性的垄断资本主义。这意味着如今的垄断是一个整合的系统,垄断集团紧紧地控制着所有的生产系统。中小企业,甚至是那些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寡头的大企业都被固定在垄断集团设置的控制网络之内。他们的自主权已极度收缩,基本可视为是垄断集团的分包商。现在整体性垄断控制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只是一个名头,用来指称垄断集团为控制全球资本主义的边缘国家(欧美日三角合作伙伴之外的世界)中的生产体系而发号的一整套施令,其实质不过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资本家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大量剩余价值,而整体性的、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保证垄断集团对一般资本家的利润征收垄断租金。从这个意义上讲,垄断租金实质上是帝国主义租金。因此,资本积累过程——即在资本主义的各种历史形式中使我们能够定义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的动力正是寻求最大限度的帝国主义租金。

   这种不断增长中的不平衡本身又进一步导致了经济体系的金融化。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盈余无法投资于生产体系的扩展和深化,过度的“金融投资” 也因此成为垄断控制下继续积累的唯一选择。

   资本采用的特定制度决定了金融化操作的不同方式:

   (1)公司管理遵从股东价值原则;

   (2)用养老金分配系统取代资本化(养老金基金)支持的养老金系统;

   (3)采用 “浮动汇率” 原则;

   (4)放弃央行决定利率(资金流动性的价格)的原则,而将这一责任转交给市场。

   金融化已将控制积累系统再生的责任转移到了欧美日的三十多个巨型银行手上。美其名曰的“市场”不过是这些主导经济舞台的“演员”们实施自身战略布署的场所。

   金融化导致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并进而产生了它本身赖以生存的不断增长的盈余。“金融投资”令人眩晕的增长速度并没有伴随着相应的GDP增长或实际生产方面的投资。

   这就是在我们眼前迅速扩大的体系——这—体系通常被称作为“新自由主义”,它是整体性垄断资本主义的体系,已实现了(帝国主义的)“全球化”和金融化。该系统显然无法克服日益增长的内部矛盾,它注定会继续发展这种矛盾。在这样的条件下,垄断资本已公开向工人和人民宣战,并通过“自由主义没商量”这句话表达出来。我在下面对“监管”的批评便是建立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之上。现时期必然伴随着国际政治冲突的扩散和欧美日这三股帝国主义势力的军事干预。以美国武装部队及其北约盟国发起的“全球军事控制”战略,说到底,是三巨头的帝国主义垄断为了继续控制南半球的人民、民族和国家所能采取的唯一手段。

   这一时刻为我们提供了更为长远的历史机遇,以做为唯一有效的响应,它要求的是大胆无畏地构想激进的替代方案,使工人和人民能够发动攻势击败敌人的策略。这些构想,以当代现有资本主义的分析为基础,必须直面即将构建的未来,抛开对过去的感怀和幻想。

  

   二、激进左翼的计划

   1. 垄断所有权的社会化

   废除垄断资本的私有财产原则。不废除垄断集团的私有财产,所有关于监管金融操作、让市场重新透明化以及在这些改革的基础之上确定共识前提都不过是蒙蔽群众罢了。这等于是要求垄断集团违反自身利益来“管理”改革,无视他们保留了一千零一种方法来避免这些改革目标的实现。

   替代性的社会方案应当逆转垄断策略下当前社会秩序的方向,以确保就业最大化和就业稳定,确保正常工资与社会劳动生产力共同增长。必须根据民主原则治理垄断机构,这与那些将私有财产神圣化的人们直接冲突。通过国有化废除垄断私人所有制,最初的法律行动不可避免,但是大胆无畏在这里指的是超越这一阶段而提出对国有化后的垄断进行社会化管理的计划,以及促进这一漫长进程中的民主社会斗争。

   在这里,我将举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社会化计划都包括了什么。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的农民和“乡下”(南半球国家的)农民一样,无异于上、下游垄断集团的囚徒,一方面依赖上游垄断集团提供资金投入和信用,另一方面又依赖下游垄断集团来完成产品的加工、运输和销售。因此,在他们的“决策” 中不存在真正的自主性。此外,在被迫成为垄断集团的分包商的情况下,他们在劳动生产力方面的提高也被垄断集团吸干。他们还能有什么选择?

   管理模式应由法律框架设定,必须用这一法律框架内运作的公共机构取代垄断集团。这些机构将由以下代表构成:农民(主要利益相关方),上游部门(投资生产者,银行)和下游部门(食品行业,零售连锁),以及消费者,当地政府(关注自然和社会环境、学校、医院、城市规划和住房、运输),国家(公民)。上述所列成分的代表将由他们自己选举产生,选举的程序按照他们各自的社会化管理模式决定。例如,工人董事会管理的投资产出单位、工人董事会管理的分包单位,等等。这些结构在设计上应考虑到将管理人员和各个层面相关联,如独立的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心;甚至可以设想国有化接手的资本提供者(“小股东”)的代表也有一席之地。

   因此我们所讨论的制度方法其实比我们已然了解到的“自主”或“合作”要复杂得多。需要创造新的工作方式以便在经济管理上实现真正的民主,其基础是所有利益相关各方之间开放式的谈判。资本主义的现实是,民主被简化为形式上的政治管理并与社会状况脱节,社会被抛给了市场,而市场被垄断资本控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方式则要求系统地连接社会的民主化和社会进步,如此,我们才能够讨论真正的市场透明、社会化管理的制度形式下的监管。

   这个例子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似乎微不足道,因为在这些国家,农民在劳动者中占有的比例很小(3%-7%),然而在南半球国家中,农村人口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会占据很大比例,这一问题将依旧是这些国家的核心问题。必须保证所有人都能分配到土地(将分配不公降至最低),土地的获得是推进农民农业发展的根本。“农民农业”不应该被等同于“停滞的农业”(或“传统的”、“民间的”)。需要更有效的投入、信用、生产和供应链,来提高农民劳动的生产力。这里建议的各种方式所追求的目标是通过“非资本主义”的方式和精神、即从社会主义视角出发来实现现代化。

   很显然,这里所选的特定例子还需要制度化。工业和交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所在部门的社会化管理也应该本着同样的精神进行,同时在建立董事会的时候还要考虑到他们的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同样地,这些董事会应当既包括公司直接雇佣的工人,也要包括分包商的工人,上游产业代表,银行,研究机构,消费者和公民。

   垄断行业的社会化解决了当代整体性垄断资本主义下,在工人和人民所面对的挑战中处于轴心位置的一个基本需求。要想终结垄断集团依靠剥削实现积累的经济管理,这是唯一的途径。

   垄断集团主导下的积累得以持续实现的前提,是“市场管理”下的领域持续扩大,这是通过公共服务的过度私有化(掠夺公民)和获取自然资源(掠夺人民)来实现的。垄断者从“独立”经济单位的利润中提取分成甚至构成了金融寡头对产业资本家的掠夺。

   2. 去金融化:没有华尔街的世界

   垄断财产的社会化作为目的和手段将废除为了获取垄断租金而产生的积累策略所强加的“股东价值”原则。垄断财产的社会化当然也适用于银行,至少包括那些主要银行。但是对这些银行的社会化有其具体特点,需要董事会构成方面的恰当设计。国有化的传统含义只是意味着由国家取代私人股东建立董事会,这在原则上将允许实施由国家制定的银行信贷政策——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但如果考虑到社会化要求相关社会成员直接参与银行管理,那么传统意义的国有化显然是不够的。银行由员工“自我管理”在此处并不适用。相关员工当然应当参与有关他们工作条件的决策,但他们并不能决定即将实施的信贷政策。如果需要董事会解决借贷双方(银行和企业)的利益冲突,那么在设计董事会构建时就该考虑是什么样的企业,他们需要的是什么。银行体系的重组变得过度集中,因为两个世纪依赖的监管框架在过去四十多年中被抛弃。存在着强有力的论据证明合理的做法应当是根据银行信贷接收方的要求和银行的经济功能(提供短期流动性资金或帮助中长期投资的融资)来重建银行的专门化。

   经济管理的去金融化需要两组立法。第一组立法是关于主权国家在其领土上禁止投机基金(对冲基金)操作的权力;第二组立法是关于养老金基金,养老金基金如今是经济体系金融化的主要运营部分。这些基金在设计上——当然首先发生在美国——是为了将通常由资本引发的风险转嫁给员工。这其实是一个可耻的安排,甚至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辩护直接冲突!但是这个“发明”对于垄断者控制积累的政策而言是一个理想的工具。要想有利于养老金分配制度,必须废除养老金基金。养老金分配按照其定义,就必然要求和允许民主辩论来决定评估的次数和间隔以及养老金数额与薪金数额之间的关系。

在一个没有了华尔街的世界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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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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