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猛:中国现代法学转型的路径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 次 更新时间:2018-08-21 01: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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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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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代法学转型的历史背景

   二、中国现代法学发展的路径

   1. 日本法学

   2. 欧美法学

   2. 苏联法学

   三、中国现代法学发展的各路径的影响

   1. 日本法学和欧美法学的不同风貌

   2. 日本法学和英美法学的相互作用

   3. 苏联法学占据一个时代及其余响

   四、继受背景下的中国法学之前景

  

   晚清列强入侵,天变道变,“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1]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从西艺到西政再到西学,器物、制度、文化三层面一一铺展开来,期待再造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法律的改革和法学的发展便是学习西政阶段的产物。

  

一、现代法学转型的历史背景


   近代海禁大开之后,列强东来,传教通商,最后以鸦片为借口发动战争,开启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大门。虽然清政府在中英战争中失败,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传教士可以到内地传教,中西文化的接触的程度和地域都无疑扩大了相当多,表面上看中国自此应该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现实却并非如此。清代的绝大多数士大夫直到1860年才觉察到这种变局,[2]更何况占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反应了。在1840年之后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方文化的输入是缓慢的,其对中国的影响也不是很大,西学在数十年中被限制在通商口岸范围之内和数量有限的办理所谓“洋务”的官员,中国的士大夫仍然生活在儒家传统的精神世界里。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国人对于西方的兴趣大部分集中在西艺层面,也就是西方的机器造船枪炮等军工方面。[3]实际上,即使是强调学习西方军备的自强运动,倡导者也是少数,反对者却有很大一批人,“自同治初至光绪中叶,学术界虽有西学之名而无其实。”[4]在这个中西交织的“传统—现代的连续体”中,新旧两套价值系统同时存在,每一个人既生活在传统世界里,也生活在现代世界里。[5]

   甲午一役,中国败于东临小国,恭亲王数年之前(1866年)所说的“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亦必有成”,[6]变为现实。中国人在追寻中国战败的原因时,得知日本战胜的原因不独在船炮坚利,而中国政治的腐败和日本通过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强大,使得那时中国人的认识发生质的变化,“始知西洋诸国不独以技艺胜人,即政治亦有其特点而可为师法”,[7]连主导学习西方技术工艺的自强派也发生了认识上的转变,其中的领导人物张之洞说“西艺非要,西政为要”[8],“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9]。到了1901年的新政变法,清廷一改以往注重西方器械的习惯,转而尚谈政治制度。这就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另一扇大门,让急急于寻求富强之路的中国转向了另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新阶段。

  

二、中国现代法学发展的路径


   自传统法学向新法学转型的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动荡的政治局势,如来华的外国法学家,如历届政府的法律教育政策等等,但是影响中国现代法学并使得其涅槃重生的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国外的法学。自清末最后十年新政开启,中国决心引进西方法律教育和法学以来,渐次并有穿插重叠的继受日本法学、欧美法学、苏俄法学的影响,是之谓现代中国法学现代化转型的三种路径。

   这几种路径的选择,又与派出的留学生有密切的关系。据称民国时期的人士称呼留学英美为“镀金”,留学日本为“镀银”,留学苏联为“镀铁”。[10]中国近一百年的现代学术史,与留学的作用密不可分,留学生散布世界各国,相继带回留学所在国家的理念,发挥他们媒介中西调和中外的冰人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留学生回国,开启了现代学术之路,法学也是其中之一。

   近代法学在中国的图景,是各种不同国别法学交织共存的景象图。后发国家总是学习先进国家的理论和实务,近代中国所学习的国家,概有英、法、德、美、日、俄等几国,法学深受这几个国家的影响,由赴这些国家留学的留学生带回中国并播撒开来。

   1. 日本法学

   最先在留学国别上造成一股运动之势的是日本留学生,甲午之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中国人放眼看世界,不单单只注意西洋,也把东洋小国纳入了视野范围。1896年,首批十三名学生经过总理衙门的选拔考试赴日本学习,开启了留学日本的先河,这其中便有后来长期担任中国律师公会会长的唐宝锷。[11]1898年张之洞认为“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因为日本存在很多的优势,比如路近省费,离中国近易考察,东文与中文接近易通晓,日本人已经将西学不切要者删节酌改、中日情势风俗接近易仿行,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12]他的建议得到清廷的认可,留日学生逐年增加,至1906年约有八千名之多,在1906年时更是达到了万余人,清廷并出台了相关的游学奖励办法。

   二十世纪最后几年中国进入了学习西方的另一个阶段,也就是实现了从注重西艺向注重西政这一侧重点的转变,“一般人莫不重政而轻艺”[13]。所以在这一时期,留学日本学习法政者尤多,加之清廷实行游学奖励制度,把留学与出身挂钩,留学习法科者给予法科进士、法科举人的出身,[14]这在科举制取消后对于普通人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可是要学好日本国的语言,再学习法政科的专业课程,非五六年的时间不能为功。当其时,中国人对现代化进程的缓慢感到焦虑,妄图以最短的时间出国学习新知识,回国建设新国家,希望日本提供速成教育。[15]

   为了适应中国留学生的要求,也出于自己利益方面的考量,1904年5月7日法政大学仿照明治维新之初,开设速成科聘请欧美学者教授知识的先例,开设法政速成科,以一年为期,“授以法律、政治、经济必要之学科,以华语通译教授”,以便于中国留学生“不习邦语,即可进讲专门之学,归而见诸施行,以扶成清国厘革之事业”,[16]以期在短时间内培养法科人才。[17]设置速成科者还有别的学校,速成科里面主要是师范和法政两科,它的发展是如此迅猛,以至于学部在1907年的上奏折中说,习速成科的占到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百分之三十,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18]庚子之后,因为恐怕派遣普通学生在外学习无法应对急需,张之洞等主张派送官绅出国游学,这些官绅多赴日本,所学大多为法政速成科。[19]

   清末留学日本速成科水平大致较差,连主其事之人都知道速成科乃“一时之需,殊不完全”,[20]如此大规模的设立速成科和招收中国留学生,以致于其中有“素行不修,恬然无耻之徒,实为不少。此辈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诱引善良,陷于卑苟污贱”,并有不少人“常川出于酒楼奴馆,恣意游荡,乐而忘返,多有荒弃学业,相率而堕落者不可胜计”。[21]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出现了很多贩卖文凭的地方,“各校争先大开方便之门,来者皆非有志于正式之课业,故留日学生之数骤然增多,致助长彼等放纵之恶习。”[22]蔡元培曾说,“那时候到日本学法政的很多,有大部分是入私立学校或入速成科,并不认真求学,甚有绝不到学校,也不读书,在日本过了多少时候,就买一张文凭回国了。”[23]1906年4月学部举行第一次留学生毕业考试,100人中大多数是留日学生,但及格的前五名却全是留美毕业生。同年八月,学部下令停止留日速成科,[24]由于清末日本法政速成科学生太多,无法消纳,清廷从那之后转而遏制出国学习法政者,清廷的游学奖励也对速成科的学生进行了限制。1907年之后,留日学生减少,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政局动荡不堪,留学生再次大举赴日,其后至抗战爆发,每年毕业于日本学校的学生大抵都有二百到四百人左右。[25]自1896年至1937年,日本共接纳了中国留学生总数达五万名。[26]

   对于中国局势有重大影响的是清末民国的留日活动,其时留日学生群体杂乱,动机不一,大多数的留日学生“多趋于政法一途,回国后,志在作一小官,或公务员,以资糊口”。[27]况且大部分学生上不了正规的学校。留学生各色人等五花八门,既有旧式的士人,也有新式学堂训练出来的学生,既有官绅,也有戊戌政变后的避难政客,还有革命者。有父子,有兄弟,与夫妇,甚至还有全家族同去的。[28]但是在“学店”混日子的学生固然多,认真学习的学生也不少。[29]如1912年留学日本的萨孟武,就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系,学有所成。

   2. 欧美法学

   关于法科留学,留学欧洲且为学习法学最早的一个人是伍廷芳,他也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个出国学习法律的留学生,回国后担任修订法律大臣,与沈家本一起,一中一西,为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30]除了他,还有马建忠、陈季同等早期赴欧的留学生。[31]自强运动期间派留学生赴欧洲各国学习船政、制造、轮机驾驶、军事等科,此时尚在留学学习西方技艺的阶段,无留学学习法政者。甲午之后,留学西洋再兴,然而清末时期官费留学欧洲大多数学习工科,自费留欧学生大多数学习文法科,清政府明文规定留学学习文法科者不给官费。[32]庚子拳乱联军侵华之后,清廷决定实行新政,这才有派遣学生学习法政之意。其后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开始了清华留美的历程,自1909年开始派赴留学生入美国大学学习,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时,为中国各行各业造就了大量的人才。清末还有贵胄留学,选送满清时代的王公子弟,赴德国学习陆军赴英美学习政治法律。[33]民国成立之后,又有各种留学形式,有稽勋局的派送,交通部的特送留学,有各省的官费派送,还有赴法的勤工俭学等。

   应该说,赴欧美留学的时段较日本为长,所学的专业也较留日学生广泛,留美学生散布在不同的行业,虽然出国前有学习专业的限制,但就学后改换专业之事也有发生。赴欧赴美留学大多体现的是一种个人行动,它和留日和之后的留苏都不太一样,即便留学生选择法学,也大多是一种自我选择的结果,较少外力的干涉,即使有外力也是政府限制学习文法科的外力作用。这批留学欧美的法学学生,毕业后回国成为民国时期法界的中坚力量。[34]

   3. 苏联法学

留学俄国的源始比较早,最早的留俄学生是1899年总理衙门派遣同文馆学生,其后各省官费、自费留学人员都有。在1920年代时出现“留俄热”,很多革命青年前往苏联学习,国共合作后,1925年在莫斯科设立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领导人才。[35]这段时间的留学活动在法学史上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但是1949年之后的情况大为改观。虽然说日本法学、欧美法学两种路径选择也是在列强压迫,中国需要文明的再造之大背景下的产物,是一种外在因素刺激下的最直接结果,并非纯然出于自愿,但留学国别和引进法学的国别终究是这个大时代下许多个体自然选择的结果,而第三种路径的继受苏联法学,却首先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行为。因为战后的世界格局,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分化严重,国家间政治以意识形态作为取舍标准,共和国奉行“一边倒”的国际行为准则,以俄为师,向社会主义的先进国家苏联学习建国经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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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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