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猛:萧公权的南渡北归:学人的浊世选择与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9 次 更新时间:2019-11-13 21: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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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猛  

  

   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先迁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再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学校教职员纷纷随校南下,在中国近代最艰难的岁月里弦歌不辍,谱写了一曲绚烂的美妙华章。但是患难之际,各人有各人的打算,不可能所有人步调一致;面对清华大学南迁湖南,教员萧公权挑选了另一条道路。

  

一、南渡选择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清华大学决定南迁长沙。萧公权认为,“长沙自古是兵战必争之地。日本侵华,其目的恐怕不只在占据沿海各省,而有深入内地的企图。万一不幸,长沙撤守,学校不免再度播迁,损失必更重大。似乎可以考虑迁往成都。远在西边,敌人不易攻达。四川人士向来看重文人,当地的军阀也非例外。”[1]但清华已于早前几年时局紧张时即在湖南谋划布局,建造校舍,此次迁校长沙实乃必然之举。同事浦薛凤认为日军侵华以江南或南京为最后目标,萧公权认为不甚可能。[2]面对清华迁往长沙的定局,萧公权没有随校南迁,他在《问学谏往录》里这样说:

  

   我本有下年度申请休假,出国观光的打算。现在局势如此,只好作为罢论。中英庚款董事会有一个充实内地高等教育的计划。杭立武先生曾约我去成都,在国立四川大学担任“中英庚款讲座教授”。我本来有点踌躇,现在我决意应聘。不敢说对川大有何贡献,但藉此避寇,并得一个旧地重游的机会,于我个人却有许多方便。[3]

  

   七七事变后,萧公权偕全家避居北京城内,三个月后辗转南下,在青岛与家人分别,西行去往四川。他十二月下旬到达重庆,停留旧居之地几月,次年二三月间抵达成都,在四川大学重执教鞭。

  

   萧先生的晚年回忆《问学谏往录》对此经过叙述并不详尽,给人两个印象:第一,他已经从清华辞职,赴川大任教;第二,赴川大任教是他的私人行为。其实都不然。萧公权赴四川大学任教,系经教育部选送支援远边大学计划。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37年9月8日致函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其中说:

  

   本部据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第三二九八号公函内略开:

  

   “查国内战区各大学教授,人数甚多,而临时大学仅有两所,将来合班上课,原聘教授必有多余。本会拟与贵部会商,选送一部分教授,分赴远边大学如云南、广西、四川等大学担任教席。暂以一年为期,薪俸拟仍照在各大学原额支给,另致送来往川资若干。如此则战区各大学教授既可有充分服务之机会,而云南等三省大学,又可得优良教授,一举两得,谅荷赞同。除由本会分函云南等省各大学,征询意见及实际需要外,相应函达,即请转嘱长沙、西安两临时大学负责人,查明可以选送至云南等省教授姓名略历过会。至一切办法当由本会杭总干事另行商洽。”等由。奉部长嘱:“应即函知西安、长沙两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查明可以选送至云南、广西、四川等省教授姓名略历,径行送达该会,再行商洽办法。”等因;奉此,相应函达查照。[4]

  

   其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公布的拟予补助边省大学教授之学程及拟于接洽延聘之教授名单中,分云南大学、四川大学、广西大学三校,其中四川大学项下为“政治学:一人,拟延聘萧公权(清华大学教授)。”[5]四川大学为此事还曾致函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云“关于吴大猷、萧公权、赵人?、张洪沅四教授薪额及折扣问题,亟待订定”,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于1938年2月致函长沙临时大学,请求查示“各教授前在贵校任教时所支原薪数额及折扣办法,俾资参酌”;临时大学常委梅贻琦批示“查各原校薪额及临大折扣办法再复”。[6]

  

   在此之前,萧公权可能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接洽过并约定赴川大任教,但这个事项的具体运作是通过教育部和长沙临时大学来完成的。萧公权滞留北平尚未南下时,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岱孙“电示中英庚款借教四川大学,以一年为期”,萧氏“以其待遇尚优,足以稍纾私人困难,且在母校适值休假,暂时告假似不至影响教务,故经考虑之后决意就聘”,[7]他于是西行,以旅途不便行李困顿,1937年11月间在汉口寄函陈岱孙和浦薛凤,托他们代办请假事务。陈岱孙与浦薛凤商量认为应由萧公权亲自致函,于是复信到汉口,信到汉口之际,萧公权已经入川,信函转至四川,回信寄到长沙时,浦薛凤已经离开长沙,这一辗一转,耽搁数月,迟至1938年三四月间,浦薛凤才将萧公权的亲笔信函转呈清华校长梅贻琦,内中萧氏叙述缘由,请求请假一年,得到梅贻琦校长的准许。[8]可见,萧公权赴四川大学担任“中英庚款讲座教授”,系以向清华大学请假一年的方式来实现的,他应该在1939年夏秋间返清华大学任教。庚款讲座教授的聘期本是一年,但萧公权事实上就聘两年,向清华请假两年;大抵是因为各校内迁,路途耽搁,耽误了上课时间,他到校之际已然迟了半年,不满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规定的一年服务期,于是延聘一年。这两年,他的薪水由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担负。

  

   1938年10月,清华大学第十九次校务会议议决,“本校教授除前由校允中英庚款会借聘各教授本学年仍作继续请假外,凡本学年开学时未能来校服务者,均应照六月十七日第十五次校务会议议决案作聘约暂行解除”,[9]给予了“中英庚款讲座教授”特殊例外的待遇。这也可以看出清华大学对于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选送教授支援边远大学事项还是相当支持的。

  

   1939年夏间,清华大学致信萧公权,盼望其返校任教,萧公权复函曰“拟于本年度辞去英庚款会与四川大学之聘,即向本校销假,并请改为国内研究”,请求休假一年,清华大学9月5日函复“自应即照尊拟办理,本年度准予休假研究,俾得整理大著,下年度起照章应请回校授课”。[10]1939年10月,梅贻琦手示会计科,“萧公权休假研究,薪照原数,自八月起发付”。[11]11月间,萧公权与清华大学秘书处函件往来,商议发薪办法,并被通知按每月三十元逐月扣除他之前所领的出国川资。[12]

  

   1940年夏萧公权即将休假结束,应于这年的夏秋间返校,但他因事不能,6月底致函清华大学:

  

   月涵校长钧鉴:敬启者。去岁秋初,承破格给与休假之待遇,雅度宽容,曷胜钦感。一年之期,瞬已将满,按照服务规则,自应于下学年度回校任教,惟是一年以来情形多所变动,私人困难有增无减,凡此诸端,均非始见所及,勉强趋赴,窒碍殊多,因此特函奉恳,俯鉴下怀,准与辞去教授职务,情非获已至希亮照。再者,公权既未能履行规定之义务,自不应享受休假研究之待遇,究应如何办理手续,并希裁定赐示,以便遵行。前欠出国旅费,除已扣还一部分外,余数多少亦请饬会计科核算示知,俾早日筹措清偿也。曩者滥竽清华,历时五载,先后多蒙指导包容,盛意难酬,惟当永铭衷曲耳,耑此敬颂

  

   道安

  

   萧公权 谨启

   六月二十九日[13]

  

   萧公权不去昆明,概有原因。当时他只身返沪,刚将家眷接至成都不久,一家团聚,不愿再度播迁。且因时局关系,也让他不愿奔赴昆明,他对战局不抱乐观,大概已经预测到昆明的危险处境。抗战爆发之初,他即主张迁校成都,不久长沙果然失守。其后三校再迁昆明,“因为有滇越与滇缅两条路可以通到国外,图书仪器容易运进来”,[14]哪知道不久日军冀图越南(安南),昆明遭受轰炸,几成前方,1940年7月之际,教育部电西南联合大学,“安南现为我国通海惟一交通,暴敌时思占领,昆明毗连越境,威胁堪虞”,时局变化不定,西南联大宜做迁徙之准备。[15]西南联大并派叶企孙、周炳琳、杨石先赴川勘察校舍,以备迁川之用;并决定设立澄江分校,将一年级移往澄江上课。[16]9月,教育部先期下拨迁移费三十四万元,电令西南联大即作迁移准备,并派员赴滇商洽迁校情形;西南联大常委会组织迁校委员会,决定按照理学院、工学院、文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的次序向川西、川南逐步迁移,10月底开始计划向晋宁、澄江疏散,并最终在叙永设立分校,将大学一年级及先修班学生迁往叙永上课。[17]时局紧张如此,萧公权不愿意迁来迁去,费尽周折。

  

   校长梅贻琦收到此信后,批示送法学院院长陈岱孙、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阅看。7月10日,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18]致函清华校长梅贻琦:

  

   月涵校长先生道席:敬启者。政治学系教授萧公权先生于芦沟桥事变后即未到校。去夏学校因盼其回校,乃从宽办理,给以休假权利,冀其能于休假后回校服务。萧先生当时亦曾来函声明,谓休假后一定回校,绝不食言。不意日前忽接萧先生来函谓,近又决定下年不回校,并辞去聘约。至于所受休假权利一层,则仅谓所领薪金如学校认为应当退还,彼亦可照办。奚若认为萧先生此举其不当处有二:第一,不应于在特殊情形下享受休假权利之后,竟不回校。第二,若不回校,自应自动归还假期中所领薪金,不应存丝毫希图规避之心。惟事实既已如此,学校自应索还所领薪金,以维校章,而杜效尤。倘万一萧先生于接到学校此种通告后,藉口事实上无此能力而图规避,则请在奚若薪金内每月扣还百元,以至扣清为止。奚若虽非富有,然为明责任、维校章,不能不如此办理也。再,此种建议全出至诚,绝非虚伪形式,如不幸萧先生果不肯还或不能还,则只有如此办理,绝不宜有任何客气之处。盖萧先生之所以竟然不肯回校者,完全出于计较个人小利,而吾人为维护学校计,应绝对出以大公,不应计较私人利害也。情出至诚,尚祈鉴核办理为幸。余不一一即颂

  

   教祺

   张奚若 七月十日

  

   信的后面还附了一张催款帐单,自1939年8月至1940年7月的总计一年薪金3917.75元(其中自1939年8月至12月每月薪金295元,自1940年1月至7月每月薪金330元,1939年8月至12月研究补助费共132.75元)请退还;出国旅费及月费已扣还330元(国币)下余亦请退还。[19]这个账单显示,在1939到1940学年度的一年里清华大学支付了萧公权全薪。[20]

  

   大概是萧公权不返校服务让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大为光火,他过度解读了萧公权的意思,萧氏信中并未“仅谓所领薪金如学校认为应当退还,彼亦可照办”,萧氏已经提出“既未能履行规定之义务,自不应享受休假研究之待遇,究应如何办理手续,并希裁定赐示,以便遵行”。此事于公事公办的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来说,所争的不过是领受学校薪俸者必有返校服务义务一项。类似事件在抗战时期并不新鲜,傅斯年和陈寅恪亦曾为不返校和薪俸之事大起争论。

  

但请假期间所发薪俸是否需要归还学校,概因此前并未出现过类似情况,并无明文规定。清华大学原来规定教师休假期间支全薪者,须于休假期满后回校服务至少一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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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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