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听觉文化研究”与“声音政治批评”的张力与互补——与周志强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 次 更新时间:2018-08-18 01: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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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第68—73页

   内容摘要:目前具备文化人类学倾向的“听觉文化研究”和具备文化社会学倾向的“声音政治批评”处于张力与互补共存的对话关系之中。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张力和互补。第一个层面是在学理主张层面,即如何理解文化政治、声音、听觉三者动态关系。声音政治批评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认为文化政治从属于声音,听觉文化研究则认为文化政治、声音、听觉三者之间均具备双向互动,于是形成了张力的关系。互补性则在于这两种学术思路的对话,在总体上深化了对上述三者“三位一体”的动态思考,实则相辅相成。第二个层面在价值取向层面,听觉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对听觉/声音的人文课题的复杂性的“求真”,声音政治批评的首要使命是“批判”,于是形成张力。互补则在于,两者都是从声音/听觉角度来考察现代人的真实处境,并探索改善之道,求真与批判是更高一层意义上“求真”的一体两面。

  

   本文从国内新兴的“听觉文化研究”的话语建构立场出发,对周志强最近发表的“声音政治批评”标志性论文《声音与“听觉中心主义”——三种声音景观的文化政治》进行回应,希望借此来探讨声音政治批评与听觉文化研究之间张力与互补的关系。在过去的五六年时间里,周志强在其声音政治批评的多篇论文里面,将话语框架和批评实践“两手抓”,齐头并进。笔者作为从2011 年以来国内听觉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拓殖者及周志强声音政治批评思路的对话者,认为目前听觉文化研究具备“文化人类学”的走向,声音政治批评则具备“文化社会学”的走向。这样一种在学理思路和价值取向两个层面所显示出来的差异,成为对话的来由和动力。差异自然会带来张力。但对话不仅是为了凸显张力,也是为了发现自身和形成互补。

   听觉文化研究和声音政治批评都是方兴未艾的新领域,并组成了听觉(声音)性文化议题研究的整体论域。从这个整体论域来看,两者都需要在对话中得到持续的丰富和扩展。从声音政治批评的一端来讲,声音政治批评的研究思路和实践既从属于周志强近年来所提倡的文化(政治)批评的整体框架与使命,也离不开事关讲述声音、听觉的内部问题所需要的思维认知和话语方法——后者需要从不断生成的听觉文化研究的话语建构来获取,此为声音政治批评离不开听觉文化研究的一面。而站在听觉文化研究(可以拆分为“听觉文化的研究”和“听觉的文化研究”两个含义不甚相同的词组)的这端来看,则听觉文化研究也不应仅仅是文化人类学式价值中立的“听觉文化的研究”,还应该是具备着文化干预和介入使命的“文化研究”家族里面的一员,具备文化社会学式“听觉的文化研究”的可能。于是,听觉文化研究自然与声音政治批评具备了共生的交集,也具备交集之外的界限。交集在于“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社会学”对听觉(声音)性文化议题的共同关注,界限则在于具体的兴奋点与价值取向的分野。具体来讲,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的张力和互补。

   (一)在于对声音(听觉)问题的学理理解层面,即如何理解文化政治、声音、听觉三者的动态关系。声音政治批评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认为文化政治从属于声音,听觉文化研究则认为文化政治、声音、听觉三者之间均具备双向互动,于是形成了张力的关系。互补性则在于这两种学术思路的对话,在总体上对深入思考上述三者“三位一体”的动态提供了契机,实则相辅相成。

   (二)在于价值取向层面。在现阶段,听觉文化研究首要任务是对听觉(声音)文化性课题的复杂性的“求真”,声音政治批评的首要使命是“批判”,于是形成张力。互补则在于,两者都是从声音/听觉角度来考察现代人的真实处境,并探索改善之道,求真与批判是更高一层意义上“求真”的一体两面。在这个将来时态的意义上,听觉文化研究理论建构与声音政治批评实践都是针对当下而朝向未来发言的。

  

声音政治批评的价值及思路


   笔者认为周志强声音政治批评的价值,具体而言有三。

   首先,“文化批评”实践的价值展现和思路拓展,是周志强所倡导和示范的“文化批评的政治想象力”在声音/听觉文化领域的延伸。周志强针对声音/听觉现象所作出的文化政治批评,与其针对其他文化领域的现象所作出的批评一样,都是具备乌托邦的面向即指向“未来的”。一方面,这样一种文化批评借助声音政治来另辟蹊径,对当代我国文化状况做出详实敏锐细致的洞察;另一方面,声音/听觉文化研究借助文化批评的立场指向,有效地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和宣传机器无孔不入的迷幻功能。引入对声音政治的讨论,就是引入了针对声音(听觉)这一专门领域文化现象的批判性机制。

   第二,为国内正在兴起的声音/听觉文化研究,命名和开通了一条“声音政治批评”的有效路径。声音到底是在怎样的意义上呈现出了政治属性,这是周志强需要阐释界定的问题。周志强把“声音政治批评”中“政治”的内涵界定为“社会中的重大资源的分配方式的“无形的层面”,意即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权力”,而是“无形”地“支配我们的观念”的“意识形态”。归根结底,周志强所开启的声音政治批评是从感官性微观文化现象切入的意识形态批评。“声音文化政治”的自我“编码方式与生产机制”,就是现代文化政治所左右人们视听里的“听”之维度。现代技术改造了现代社会里面的声音。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依赖于现代声音被技术所改造之后的致幻功能,在这些虚幻的听觉经验之上拼凑虚幻的主体性。此即周志强所说的“自我幻觉之路”。这样的“声音拜物教”导致了“听觉中心主义”,使得人的心灵染上“伦理退化症”,即人们“总是喜欢以情感的生活命题取代社会的现实命题”。

   第三,在对当代声音文化现象的微观分析中,示范了文化社会学的洞察力、政治乌托邦想象力和当代历史文化语境“深描”这三者的完美结合,展示了这样一种批评的穿透力和有效性。比如周志强选择将摇滚乐、流行音乐和梵音音乐现象阐释和批判为三种“声音景观”,分析指出这三种声音景观分别对应的“非场所”、“听而不见”与“听觉驯化”,最终把外界的社会现实关系“隔绝出去”。在之前一篇论文里,周志强借讲述通俗歌曲竞赛电视节目里面的当代声音景观,批判了“中国社会娱乐生产机制的内在政治逻辑”。声音与个人、历史主体性的意义和语境相脱离,变成“音乐的商品拜物教”。

  

用“听觉政治”对话“声音政治”


   周志强的声音政治批评做到了既立足于声音问题又跨到声音问题之外,调用跨学科的学术资源来凸显其文化批评的亮点。但是,在声音、政治与听觉三者的实际关系上,是否只有周志强所表述的“声音+政治”的联姻关系而忽略了听觉方面?下面即对此展开探讨。对应着周志强所着力的“声音—政治”关系维度,笔者强调“听觉—政治”维度同样也不可或缺,并且认为文化政治、声音、听觉三者之间均具备双向互动,用这种“三位一体”来对话“声音政治”。

   笔者把周志强的思路理解为“声音决定论”,即现代文化政治塑造了现代声音,现代声音再塑造了现代听觉主体(即周志强所谓“唯美主义的耳朵”和由这样的耳朵所调教出来的患上“伦理退化症”的心灵)。对这样的文化机制予以揭露,就是周志强的“声音政治批评”。周志强认为其所要揭示的“声音政治”,隐藏于“声音怎样编码自身”并篡改、“霸占”听觉的过程里面。对周志强来说,是政治塑造声音、声音再去塑造听觉主体这样一个单向度的顺序,即政治→声音→听觉。周志强质疑笔者所关注的政治如何直接对听觉主体施加文化形塑的研究面向:“对于王敦所设想的听觉文化研究应该更注重主体规训和主体能力研究,我认为这反而不仅有可能令‘Sound Studies’陷入技术手段的困境,也会误入另一种‘歧途’:仿佛声音的文化政治乃是由听者主导的。这其实是一个现象性的误区,人们确实通过自己的耳朵处理声音的信息,听觉文化研究’也强调这种‘倾听’其实乃是人的耳朵被规训的一种途径和方式,但是却依然存在把社会学的问题交给心理学或者人类学来解决的危险。我认为学界应该把王敦的问题置换成这样的问题:声音怎样编码自身?它如何修改和霸占‘听’并怎样内在地规定着‘听的方式’?声音是怎样生产‘听的欲望’的?它的这种生产本身养育了什么样的‘倾听主体’?”

   笔者则认为,周志强在批判其所理解的“听觉中心主义”的时候,过度强调了“声音拜物教”的向度,从而走向了“声音决定论”。其实在政治与声音的两端之外,听觉作为第三个端点也不容忽视。听觉并不只是被声音所“规定”、“生产”而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笔者认为在声音、听觉、政治这三者的因果和讲述、分析的逻辑上,不存在一个孰先孰后、谁决定谁的顺序问题。三者中任何二者之间都存在着互动关系。这构成了复杂的三角互动。

   换言之,周志强声音政治批评的讲述逻辑即便本身自洽,也只能是关于政治、声音、听觉三者交互作用的讲述之一种。我们既可以如同周志强所讲述的那样,在政治与声音之间建立类似于文学理论上面“反映论”式的单向度关联,也可以把政治与声音的关系模式建构得更为复杂和多向度。举例言之,政治施加于人的听觉,人再按照自己的听觉欲望来塑造出想要听到的声音。当然,这样一种与周志强声音政治批评非常不同的动态关系,也仍然只是“管中窥豹”。但无论如何,“管中窥豹”所采用的“竹管”越多,窥到的角度侧面就会更丰富,就越接近全豹。

   在事关听觉、政治、声音三者关系的故事中,另外一种局部关系“政治→听觉→声音”,其所展示的梗概就是:文化政治塑造了人的听觉感官需求,并通过感官主体需求来塑造人所需要的声音。这正好与周志强“声音政治批评”的政治塑造声音、声音再降服听觉主体的过程相反。如果一定要对应周志强的“声音政治”一词来对笔者所讲述的逻辑关系命名,那么可以叫做“听觉政治”。狭义和广义的政治,都能够在塑造出感知客体之前,先行塑造人的主体感知,包括听觉感知和听觉的心理欲求。好比说让特定的文化政治的编码作为“驱动程序”来驱动人的生理感官,再让被文化和政治所规训之后的感官感知去锁定在其“文化频段”之内的感知客体。

在“听觉政治”这种命名之下所展开的分析和叙述,知识脉络同样可以延伸得很广,包括认识论、资本主义整个的生产生活方式,可以对周志强所感兴趣的声音问题做出更多解释。从国外的听觉(声音)文化研究中,可以发现对“听觉政治”维度的肯定性分析阐述。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库伦·拉斯(Richard Cullen Rath)的教堂声学研究中,通过对欧洲传统教堂声学和宗教改革之后北美殖民地不同教派包括英国国教(或称圣公会)、清教徒教会、贵格会的教堂声学不同之处的剖析,发现了宗教意识形态的变革直接导致了听觉设计效果上的迥异。这里面的叙述因果逻辑不是声音效果在先并导致人们降服于不同的宗教意识形态,而是宗教意识形态建构了不同类型的主体意识及其与之相配套的应有的听觉感知,然后才在声音特征中让这样的意识形态和主体感知得到具体的落实。拉斯注意到,欧洲古老的天主教堂往往拥有以硬质的反声材料所制成的高耸顶棚。神父站在狭长的教堂最东侧高出中殿的圣坛(chancel)之中,面朝祭坛(alter),背对信众,屏饰(chancel screen)将祭坛和信众分隔。传统天主教里面的宗教仪式都是用拉丁语而不是各地的母语、俗语主持的,对一般受众来说如同天书,不知所云。由于神父是背对着信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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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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