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强:“听觉文化”与文化研究的陷阱——答王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1 次 更新时间:2018-08-17 00: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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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强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文化研究”对于文化政治的结构性问题呈现出特殊的“隔绝”方式。声音政治批评与听觉文化的对话,并非“补偿式”“交互式”或者“学科性”的联系,而是特定的文化研究的政治诉求、学术理念和方法视野之间的碰撞。没有“听觉文化研究”,还可以有“声音政治批评”;而没有了“声音政治批评”,“听觉文化研究”不仅会变成知识化的陈述,还可能落入英美文化研究预设的“快感陷阱”,沦为替声音的商品政治乃至文化政治的“听觉霸权”辩护的理论。王敦所倡导的“听觉文化研究”,表面上只是拒绝“声音文化研究”概念,实际上却在努力用“听觉现代性”这个话题,把“听觉文化研究”变成一种考察声音变化和听觉经验重塑的自然史或考古史的故事,悄悄取代或不承认这个故事乃是且只能是由人在其社会政治语境中“创作”出来的意义丰富的版本。

  

  

   王敦在《“听觉文化研究”与“声音政治批评”的张力与互补》一文中,一如既往地重申了他对听觉文化研究的理解和主张,同时,与我提出来的“声音政治批评”问题进行了对话和商榷。文章的观点既体现了我们两次对话的成果,更体现了他近期对于听觉文化问题的新锐思考。王敦对于推进中国的听觉文化研究功不可没,而我们之间的争论,也可以说是关于中国听觉文化如何确立其独特的议题框架和学术理路的反思。值得一提的是,王敦系统性地把当今声音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译介到中国,令这一学科迅速地与国际接轨。而我对于王敦学术研究的“不满”,也是从他把“Sound Studies”翻译为“听觉文化”开始的。此前王敦提出:“应该考虑听觉经验是如何被塑造的,而不是死死盯住声音本身。这些求索的中心,应该是围着具备听者身份的人本身,而不仅仅是他‘听到了什么’。在‘听到了什么’之外,‘谁在听’、‘怎样听’以及‘为什么听’,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一次,王敦仍旧出于这样的坚持,一方面认为“声音政治批评”是“听觉文化研究”的补充,另一方面又认为必须先通过听觉文化研究的“求真”,才能实现声音政治批评的“批判”。他借此提出“文化政治、声音、听觉”三者的互动关系,并且以这种互动关系的复杂性,把“声音政治批评”(实际上是声音的研究)“安放”在他所主张的“听觉的文化研究”内部,使之变成了一种“文化研究的方法”,而不再是研究声音的社会属性和历史内涵的立足点。

   我理解王敦的“用心良苦”:如果“听觉文化研究”变成了“声音文化研究”,那么,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就可能被遮蔽了。相对于庞大的声音技术产业来说,培养一种倾听的人文主导性,乃是具有很好的对抗性的愿望,这也是文化研究尤其是英美文化研究的新传统。在面对工人阶级的改造的问题的时候,文化研究从寄望于大众文化抵抗性的发现到倡导具有批评意识和改造能力的积极受众,呈现了对于“文化消费者”的理想化想象的特点。因此,王敦在文章中寄希望于一种人的倾听的情感结构的改造,从而在末端解决所谓的“声音致幻”问题,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思路。

   也正因如此,我和王敦的分歧显示出更值得反思的内涵。在我们都同意的共同基础上,如何构建新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价值内涵成为关键点。不妨说,我们之间的争论不仅仅是个人意见的分歧,甚至也不仅仅是对于声音文化研究的政治内涵、社会价值、学术框架和理论思路的分歧,还是文化研究内在分裂层面上的分歧。

   简言之,批评和对话旨在重新思考文化研究的方向。对于王敦文章观点的认同和反驳,也是我一直以来对于文化研究——在这里表现为“听觉文化研究”的内在困境或陷阱的反驳。在我看来,“文化研究”对于文化政治的结构性问题呈现出特殊的“隔绝”方式。王敦所倡导的“听觉文化研究”表面上只是拒绝“声音文化研究”概念,实际上却在努力用“听觉现代性”这个话题,把“听觉文化研究”变成一种考察声音变化和听觉经验重塑的自然史或考古史的故事,悄悄取代或者不承认这个故事乃是且只能是由人在其社会政治语境中“创作”出来的意义丰富的版本。

  

   “求真”与“批判”到底是什么关系

   出乎我预料的是,王敦用倡导一种“文化研究”之“求真”的方式,来尝试区别听觉文化研究与声音政治批评。王敦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听觉文化研究”和“声音政治批评”用两种不同的学术理念和价值进行了区分。王敦如是说:“‘研究’与‘批评’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人文思考模式,相辅相成又不可相互替代,就如同我们既有‘文化研究’又有‘文化批评’。”

   王敦要把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区分开来,我是完全同意的。也正是出于对当前中国学界声音文化现象本身研究的缺失和偏差的问题,王敦才主张首先应该对听觉文化进行“求真”式的研究。在王敦的理解中,当前中国听觉文化的研究尚未能展示文化理论与声音现象的具体结合。中国社会的声音文化是怎样变迁的?技术和载体形成声音史的进程是怎样的?当代社会条件下,声音和听觉又是在怎样的语境中完成其形态演变的?王敦把这些话题都归结到他提出来的“听觉现代性”的命题之中。按照这个学理思路,当然要提“听觉文化研究”这个概念,因为很难说存在一个“声音现代性”的问题。

   然而问题在于,王敦并不是仅仅把“求真”看作一种学科构建的技术手段,而是看作一种学术理念,将之置放到他所说的“听觉文化研究”的支配性议题之中来使用——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文化研究的崛起,带来的诸多学术理念变化之一,恐怕就是对“求真”这样一种“学术资本主义”的幻想保持警惕。更多的时候,文化研究主张实践和学术的结合,其内在动力恰恰是“把这个世界是什么”的学院学术命题,置换为“这个世界应该怎样”的学术政治命题。文化研究旨在改造这个世界,而不是顺应这个世界,至少如格罗斯伯格所说的,文化研究“试图理解这个世界怎么了的行为,因为这是唯一使世界变得更好的方法”。王敦对于“求真”的过于简单化的阐述,会给我们留下这样的想象空间:文化研究旨在研究文化的真实状况,而不是致力于通过分析文化语境内部的权力状况,改变人们感受世界、主要是领悟世界的内在危机的方式。

   我愿意换个角度来为王敦辩护,这种“求真”的提法,也可能是他对当前中国学界文化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冷静反思的结果。在之前的讨论中,我和他都认为,应该都对文化研究的“紧迫性幻觉”保持着批评的态度。我在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这种“担忧”:从批判到反遏制,再到抓紧时间行动——能改变多少算多少的紧迫性幻觉,大陆文化研究显示出把知识分子重新拉回当下社会政治中去的强烈意图,但是也呈现出用文化研究的行动来掩盖历史困境的结构性问题的意向。所以,我和王敦的分歧,乃是建立在对于文化研究的问题框架的共同反思的基础之上。

   简言之,王敦在构建“听觉文化研究”的学科性框架的时候,在反思和批评文化研究的紧迫性幻觉的时候,也无意间走到了“去政治化”的道路上了(也许他本来就反对文化研究的政治化议题?)。正因如此,王敦才会用“求真”和“批判”做学术研究的区分。即在他看来,听觉文化研究乃致力于“求真”,而“声音政治批评”的重点在“批判”:“听觉文化研究(“听觉的文化研究”与“听觉文化的研究”的合二为一)和声音政治批评在价值追求上的界限就是‘求真’与‘批判’的区别,毕竟,声音政治批评的路径更为‘热血’,直接去攻击文化意识形态。”

   我想,我跟王敦的“分歧”来自于王敦对于“批判”或“批评”的一种“歧见”。他一方面可以把“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区分开来,清晰地了解到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复杂联系和区别;另一方面,王敦又简单地把“批判”看作是“攻击”,也就把“声音政治批评”简单地理解为“攻击文化意识形态”。这显然是对“批评”这个概念有着误解,尤其是对“文化批评”具有误解。事实上,尽管中文语义中“批判”和“批评”接近,但是,从“文化批评”这个概念本身来说,它们确实是一个意思,都是对知识进行分析、述评、归类、判断等,即都源于康德的“判断”这个概念。简单把“文化批评”看作是中文语境中的“文化批判”,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如果匮乏批评意识,尤其是匮乏政治批评意识,“求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批评”会给人一种“批判”的感觉呢?那是因为批评的目标并不是呈现世界的理性和秩序,或者说,是把世界的复杂矛盾讲述成特定逻辑中的故事,而非呈现矛盾性本身。换言之,“真”并不是堆砌起来的历史资料(如听觉的形成历史),也不是把可感受的生活作为“事实”摆出来的东西,它恰恰是不可呈现的、被压抑的矛盾本身。用齐泽克的方式来说,真理并不是消灭矛盾,而是承认矛盾。“求真”这种学术观念建立在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主义”的文化逻辑之中,而这种逻辑的“疯狂”正在于它对于理智、知识和认知的不顾一切的信任。

   所以,齐泽克才说:“我们可以说,启蒙运动的主要幻觉存在于下列观念之中:我们可以与外部的社会习俗‘机器’保持简单的距离,可以借助于习俗的外在性,保持我们内在反思空间的洁白无瑕。”在这里,澄明清晰的知识幻觉,体现在“求真”的追求之中;而文化批评指向那些“缝合”实在界(TheReal)的种种文化幻象,并通过对于幻象的必然性的承认,来确认真理的可能性。简言之,没有批评,就没有真理;真理不仅仅是斗争的结果,还是观念理性对于非理性的症候式的矛盾之始终存在的承认的结果。更有意思的是,对于文化批评来说,所谓的“真”并不“存在”于王敦所依赖的现实世界之中,恰恰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幻象中暴露其真实的面孔。“梦境比现实更接近欲望的真实”,“幻象”恰恰是隐藏真相的处所。首先必须承认“幻象”是第一位的,才能通过幻象的分析、阐释、解读而到达王敦所说的“真”——除非只把累计的数字和实证的经验看作是“真”,仿佛饥饿的人只把食物看作是真一样。所以,王敦所说的只有先“求真”才能进行“批评”的思路,仅仅是技术性的想象,而不能成为声音文化研究乃至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技术上当然要依靠史料文献来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学理上并不能把这种资料文献,包括技术考古或者听觉塑造的历程等作为声音文化研究的目的。

  

   声音政治批评是听觉文化的补充吗

   如果不想把声音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院式的文献学或者人文主义(启蒙主义的后果之一)的工具来使用的话,那么,声音文化研究的起点恰恰是围绕声音政治批评展开的。这与王敦的学科设计思路迥然不同:在他看来,声音政治批评应该是听觉文化研究的补充或相互补充;同时他又委婉地说,广义的听觉文化研究应该包含声音政治批评。在这里,关键性的问题乃在于如何理解“政治”。

   尽管王敦引用了我所说的“政治”的内涵——关于社会重大资源的分配方式和管理方式的机制等,但他似乎依旧坚持政治是一个狭窄的领域,是可以决定宗教文化、进而支配听觉塑造方式的独立的社会力量。在王敦的理解里,“文化”和“政治”是两分的,尽管文化才是社会重大资源分配方式和管理方式的根本性的主导力量。由此,他自然不愿意把“声音”本身看作是政治,却致力于把“声音”看作是受“政治”影响的、仿佛独立于社会文化政治系统的“客观现象”。简单地说,王敦把我主张的“声音=政治”转换成了“声音⇆政治”。在这个基础上,王敦设计了颇具魅力的“听觉文化研究”的框架:听觉、声音、政治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这当然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声音是物理性的存在,政治是社会性的存在,而听觉是主体性的存在,三者之间没有谁支配谁的关系,只有各自独立的互动关系。

然而,就算是在王敦引用的拉斯的宗教听觉文化研究的个案中,也不存在这种童话般的互动关系。没有比教堂更懂得声音的暗示意义的建筑了,也没有谁比教会更懂得如何管理发言者和沉默者之间的区别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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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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