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甫:欣赏与阅读·八 忌执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 次 更新时间:2018-08-15 01: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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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  

  

   杜牧之作《赤壁》诗云:“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①。”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②存亡,生灵涂炭③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④不识好恶。(许顗《彦周诗话》)

   彦周⑤诮杜牧之《赤壁》诗,社稷存亡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是措大不识好恶。夫诗人之词微以婉,不同论言直遂也。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彦周未免错会。(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

   ①铜雀:台名,曹操所筑,在邺城(今河南临漳县)。二乔:江南乔公二女,都极美。孙策娶大乔,周瑜娶小乔。 ②社稷:土地神及谷神,指国家。 ③生灵:百姓。涂炭:泥涂炭火中,喻苦难。 ④措大:指士人。 ⑤彦周:宋时诗话作者许顗字。

   杜牧的诗说,要是东风不给周郎帮忙,他不好用火攻,那就会给曹操打败,弄到国破家亡,连二乔也保不住,就是说周瑜的打胜仗是侥幸成功。但许顗认为这次战争有关吴国存亡,百姓遭难,杜牧什么都不说,却只怕捉了二乔,显得不知轻重,不识好歹。

   这里接触到怎样读诗的问题,如对于怀古的诗,要不要用读史的眼光来评价呢?就读史说,国家的存亡,人民的命运,自然远远比两个女子重要。用读史的眼光来评诗。那末,诗人只关心两个女子,而不关心国家和人民,自然也大成问题。

   但诗和史论不同,诗是文学,文学的特点是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所谓“言近指远”,不像史论那样可以作全面论述。言近,讲的是切近的事;指远,反映出一般的较深远的意义。这诗咏赤壁,赤壁之战的主将是周瑜,联系周瑜来说,倘二乔被掳正说明周瑜的国破家亡。诗人就是这样用个别的事来说明这一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人民的命运,这也就是诗的表达法不同于史论的地方。许顗执着史论的见解来评诗,没有注意到诗同史论的不同,所以“未免错会”了。

  

  

   唐诗绝句,今本多误字①,试举一二。如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杨慎《升庵诗话》八)

   “千里莺啼绿映虹,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②,多少楼台烟雨中。”此杜牧《江南春》诗也。升庵谓“千”应作“十”,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何所云“莺啼绿映红”耶?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

   ①杨慎要改杜牧诗,不说他自己要改,说是俗本错了。明朝人往往喜欢这样说。 ②南朝帝王贵族多好佛,兴建的寺庙很多,所以有四百八十寺的说法。

  

   杨慎执着“千里”两字提出批评,认为千里之远,既看不见,又听不到,不合适,主张改作“十里”。实际上诗人写的不是他站在一处看到的景象,是指整个江南春色说的,“千里”正指江南范围的广阔。

  

  

   又问:“诗与文之辨?”答曰:“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制辞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豃饭则饱,可以养生,可以尽年,为人事之正道;饮酒则醉,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凯风》《小弁》之意,断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诗真可已于世乎?”(吴乔《答万季野诗问》)

   世谓王右丞画雪中芭蕉,其诗亦然。如“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下连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寥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矣。(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三)

   《卫风·河广》言河之不广,《周南·汉广》言汉之广而“不可泳思”。虽曰河汉广狭之异乎,无乃示愿欲强弱之殊耶?盖情思深切,则视河水清浅,企以望宋,觉洋洋者若不能容刀、可以苇杭。此如《郑风·褰裳》中“子惠思我”,则溱、洧可“蹇裳”而“涉”。苟有人焉,据诗语以为汉广于河之证,则痴人耳,不可向之说梦者也。不可与说梦者,亦不足与言诗,惜乎不能劝其毋读诗也!唐诗中示豪而撒漫挥金则曰“斗酒十千”,示贫而悉索倾囊则曰“斗酒三百”,说者聚辩,一若从而能考价之涨落、酒之美恶。吟风弄月之语,尽供捕风捞月之用。杨慎以还,学者习闻数有虚实之辨(杨有仁编《太史升庵全集》卷四三论《公羊传》记葵丘之会),而未触类园览。夫此特修词之一端尔;述事抒情,是处皆有“实可稽”与“虚不可执”者,岂止数乎?窃谓始发厥旨,当推孟子。《万章》说《诗》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盖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语之虚实与语之诚伪,相连而不相等,一而二焉。是以文而无害,奇而非诬。《礼记·表记》:“子曰:‘情欲信,词欲巧’”,亦见“巧”不妨“信”。诚伪系乎旨,徵夫言者之心意,孟子所谓“志”也,验夫所言之事,墨经所谓“合”也。所指失真,故不“信”,其旨非欺,故无“害”。言者初无诬罔之“志”,而造作不可“信”之“辞’;吾闻而“尽信”焉,入言者于诬罔之罪,抑吾闻而有疑焉,斤斤辩焉,责言者蓄诬罔之心,皆“以辞害志”也。高文何绮,好句如珠,现梦里之悲欢,幻空中之楼阁,镜内映花,灯边生影,言之虚者也,非言之伪者也,叩之物而不实者也,非本之心而不诚者也。《红楼梦》第一回大书特书曰“假语村言”,岂可同之于“诳语村言”哉?以辞害意,或出于不学,而多出于不思。《颜氏家训·勉学》记《三辅决录》载殿柱题词用成语,有人误以为真有一张姓京兆,又《汉书·王莽传赞》用成语,有人误以为莽面紫而发声如蛙。视运典为纪事,认虚成实,盖不学之失也。若夫辨河汉广狭,考李杜酒价,诸如此类,无关腹笥,以不可执为可稽,又不思之过焉。(钱钟书《管锥编·毛诗正义·河广》)

   这里提到诗和文的不同,也是诗和史的不同,就是不能用读历史的眼光读诗,也就是破除执着,避免一些对诗的不正确看法,更好地理会诗的特点。历史要注意时、地、人所构成的事件,要如实记载,所以这里比做炊而为饭,但不变米形。写诗也接触到时、地、人或事,但同历史不同,好比酿而为酒,酒的形质尽变。现以《诗经》里的《凯风》和《小弁》这二首的序及诗为例,来看文和诗的不同。《凯风》的《序》:“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诗》:“母氏圣善,我无令(善)人”,“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有子七人,母氏劳苦”。《序》好比饭,可以看到事实,是说有七个儿子的母亲要再嫁。《诗》好比酒,看不出事实,只看到赞美母亲的善良劳苦,七子自责不能安慰母心。因为写诗的目的只想感动母亲,让她得到安慰,但究竟为的什么,诗里根本不讲。再看《小弁》的《序》:“刺幽王也。”《疏》:“幽王信褒姒之谗,放逐(太子)宜咎,其傅亲训太子,知其无罪,悯其见逐,故作诗以刺王。”《诗》:“靡(无)瞻非父,靡依非母;不属于毛,不离于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序》和《疏》讲明周幽王宠信褒姒,废太子宜咎。《诗》里不讲事实,只是说仰望的莫非父亲,依靠的莫非母亲,难道我不是父母的骨肉吗?为什么要抛弃我呢?这就说明文(或史)与诗不同,好比饭与酒的不同。这是诗里不讲事实而与史不同。

   也有诗里讲事实,讲到时、地、人,但讲得跟史不同。如王维《同崔傅答贤弟》:“洛阳才子姑苏客,桂苑殊非故乡陌。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扬州时有下江兵,兰陵钲前吹笛声。夜火人归富春郭,秋风鹤唳石头城。周郎陆弟为俦侣,对舞《前溪》歌《白苧》。曲几书留小史家,草堂棋赌山阴墅。衣冠若话外台臣,先数夫君席上珍。更阐台阁求三语,遥想风流第一人。”这诗是写给崔傅和贤弟两个人的。说他们是洛阳才子,到苏州来作客,而桂苑在苏州,并不是他们的家当。苏州和九江在汉朝属扬州,因而从苏州又联想到九江和扬州。枫树几回青,是说他们在苏州住了几年。这时期扬州有军事,兰陵在常州,富春在浙江,石头城在南京(这些地方,汉代也都属扬州),是指这次军事所涉及到的范围。在这时期,他们两人照样对舞,写字(王羲之曾在曲几上写字),下棋(谢安与谢玄下围棋,用别墅作赌注),非常从容。倘讲在地方上做官,先推崔傅;到朝廷上去当属员(晋代谢瞻因三语说得好,被聘去做掾属),要推荐贤弟。

   这首诗里讲到时间,不说两人在苏州住了几年,却说“九江枫树几回青”,几回青就是几年,因为要说得形象,所以说“枫树几回青”。为什么不说“苏州枫树”却说“九江枫树”呢?他们两人是住在苏州。因为《楚辞·招魂》里有“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九江在古扬州,又联系到江水,所以用“九江枫树”。这样又同“目极千里”联系,所以说“一片扬州五湖白’,从苏州联系到太湖、九江,加上下江(长江下游)的战事,风声鹤唳,就同招魂联系起来。这样,“九江枫树几回青”有几层意思,一是住了几年,二是“目极千里伤春心”,三是在下江兵事中惊魂初定。历史上写时间就没有这些花样。这诗里也写人,不说姓甚名谁,却说周郎陆弟,说周郎指前一个有周瑜的本事,说陆弟,指后一个有陆机弟弟陆云的文才,这同历史也写得不同。再看写下江兵事,诗里不讲战事怎样起来,怎样影响到常州、南京和富春,只说兰陵吹笛,常州在吹军号;鹤唳石头,南京吓得风声鹤唳,人归富春,不知是不是有人逃到浙江去。历史上讲战事也不能这样讲的。当然,这首诗主要不在写下江兵,主要是借下江兵来做陪村,写出两个人在这次战事中的态度镇静,依旧歌舞、下棋、写字,一点不惊扰,显出两人的能耐。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诗里写时间、人物和事件,写得同历史有多么不同。真像饭同酒的区别。

   弄清楚诗的特点,有利于破除一些执着之见。《诗·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同航)之!谁谓宋远,跂余望之。”卫女嫁在宋国,被离婚后回卫,想念她的儿子,却不能渡过黄河去看他,所以说,谁说黄河宽,一叶苇草也可渡过去!谁说宋远,颠起脚来也可望到它,是反映她迫切想渡河去的心情。《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汉水上有游女,不可追求,来比汉水的广阔,不可游过去。这两首诗都说到水面宽广,但不能据此认为汉水比黄河难渡。《诗·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你想念我,我可拎起下裳渡过溱水来找你。这表示对对方的热诚,并不是说溱水可以随便渡过去。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其尤酸迂不通者,既于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耶?求出处者,其可笑类如此。”诗里的酒价,有时夸富,有时示贫,不能作为考证的依据,这正是诗和史的不同。历史里记的要求切实可靠,应该是可以根据的;诗里往往有夸张,不能作为根据。说西周灭亡后,没有老百姓剩下来,是一种夸张的说法。“靡有”这个“靡”(无)字,并非真无,倘认为真无,那就会因这个字而影响对这句话的理解,并因这句话的关系,影响对作者用意的理解,所以说“不以文(字)害辞(句),不以辞害志(用意)。”夸张的说法是虚的,不确实的,但不是说假话,而是表达了作者的真感情,所以读诗不能以词害意。

以词害意,有的是由于知识不够。像《三辅决录》里讲:汉灵帝在殿柱上写:“堂堂乎张,京兆田郎。”“堂堂乎张”是《论语·子张》里称子张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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