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有制度性后发优势不用是极大的犯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4 次 更新时间:2018-08-14 15: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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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  

  

   内容提要:对所有渴望赶超先进的后发国家及地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抓经济技术的后发优势,而是抓制度安排的后发优势。抓制度安排后发优势有制度模仿和制度习创两种方法。那种认为后发国家只能搞制度模仿而不能有制度超越的观点是不对的。须警惕,后发国家所具有的制度安排后发优势不仅不会自动起作用,而且存在流失的可能。造成流失的主要原因是理论缺失、制度忌讳和利益掣肘。让制度性后发优势白白流失,意味社会受到重大损失。

  

   关键词:后发国家、制度安排、后发优势、制度模仿、制度习创、制度忌讳、利益掣肘

  

   据说,后发国家或后发地区(即后发展的国家或地区)具有只有落后者才具有的优势,可以后来居上。为这个说法提供理论依据的,是在经济学中享有盛誉的后发优势理论。该理论源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国际分工、比较生产费用理论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动态比较费用学说,其基本观点是:后发国家由于可以直接吸收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其技术成本要比最初开发此类技术的国家低得多,并且在同样的资金资源、技术成本条件下,还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因而只要充分利用好这些条件和优势,就可能发展起自己的优势产业,从而在经济领域追赶或超越先进的国家。原来,所谓后发优势,其实并不意味着凡是后来者都必然会“居上”,而指的是一种可能存在的经济发展潜力,后发国家必须抓住它,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尽管后发优势理论陈述的只是一种可能性,但还是会令所有的后发国家感到振奋,并成为它们追赶先进的惟一可依赖的理论法宝。

  

   然而在我看来,对所有渴望赶超先进的后发国家来说,经济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固然要抓,却并不是最重要的后发优势,最重要的是要抓住制度安排方面的后发优势,它才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要害。遗憾的是,这一点一直未能得到思想的发现。

  

   1、制度安排的后发优势是最重要的后发优势

  

   何谓制度安排的后发优势?

  

   且从制度说起。

  

   此处所说的“制度”,仅指规则中的正式规则,而不包括非正式规则,即习俗和道德。正式规则是由组织制定的规则,有体制建制、法律法规、政策政令、纪律规章等种类。由于组织有社会与社会组织这两种类型,因而制度也有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制度之分。前者是覆盖全社会的制度,后者则是仅在社会组织内部起作用的制度。不论是社会制度还是社会组织制度,都是由组织中的制度安排者生产出来的,而“制度安排”,就是指组织中的制度安排者,对制度的设计、制定、实施、操作。制度安排在内容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为制度调控对象提供行为指令的实体制度,二是为制度操作者提供操作方法与步骤的程序制度。

  

   有了以上关于制度和制度安排的概念界定之后,现在可以回到正题。

  

   我提出的“制度安排的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国家由于可以直接习鉴先进国家的成熟制度及操作经验,其制度安排或制度改进的成本不仅要比最初开发这些制度的国家低得多,而且可以藉此迅速缩小和消除自己同先进国家在这个方面的差距,甚至创造出比先进国家更有效、更优越的制度,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问题是:凭什么说,只要制度优越,就能实现整个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这是因为制度和制度安排重要,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理解。

  

   首先,制度进化也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发展不仅仅是称谓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术语,更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意谓社会在各个方面的进步。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关于“发展”的一段具有国际共识性的界说,即“发展是一个综合过程,目前这已被国际社会承认。经济增长是一种动力,但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除经济增长之外,发展首先是社会性的。发展还与和平、人权、民主管理、环境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文化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密切联系”,[①]可以确认,“发展”应当既包括经济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也包括政治进步与文化进步;既包括自然环境的改善,也包括社会环境的改善;既包括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提高,也包括社会制度的改进或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换言之,以经济、技术的发展取代社会发展的发展观是褊狭的,如果缺少制度的进化或上述任何一项内容的社会发展,都将是不完整、不健全的社会发展。

  

   其次,没有好的制度安排,所谓经济、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就难以发挥。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中,经济、技术方面的发展一直被视为最根本的发展,即推动一切发展的发展,所以后发国家在赶超先进时,总是从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开始。但它们所遭遇的普遍问题是:先进的技术、设备引入以后,其使用效率相对于发达国家,往往要大打折扣,甚至根本发挥不出来。为什么同样的技术和设备在不同的地方竟会有大相径庭的命运?答案就在于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制度差异。前者是陈陋的制度,被这种制度支配的人,并不会由于有了新的技术设备而改变自己的原有行为方式。形象说,如果被制度规定的人们的分工协作方式没有发生变化,如果被制度激励的人的生产热情和创造性也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即使“鸟枪换炮”也提高不了多少“战斗力”。由此可知,后发国家如果只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而不同时改进原有的制度及管理,所谓经济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就永远无法兑现。进而言之,后发国家若想赶超先进,其实根本就不应该从引进先进技术开始,而应从改进制度开始。撰写《经济增长的源泉》一书的作者纳尔森认为,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与激励机制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基础。经验表明,大量新技术的出现不仅不能立刻在经济上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也不能立即改变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制度体系,比如当年中国的洋务运动就是如此。相反,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制度体系的改进,则自然会有较快实现经济增长和较快形成大量新技术的客观效果。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可以为此提供典型注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前,我国农业不仅生产效率低下,而且搞了多年的农业机械化也成效甚微。改革后,尽管本来就不多的农业机械化设备已因当时的个体农民养不起而用不成了,但整个农业生产却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更令人惊喜的是,没过多久,各种先进农业技术及其设备,就被收入得到逐渐提高的农民自动地大量采购、引进、吸纳、使用,农业机械化竟在无须发动和呐喊的情况下得到了迅猛的推进。这一事实说明,制度的改进比技术的更新更为重要。

  

   第三,制度竞争才是国家竞争或地区竞争的关键。所有竞争,最终都取决于制度的竞争。通常说人才竞争是根本,其实不然。人受制度的约束与激励。有了好制度,自有人才来,自有人的潜能与创造性的释放;没有好制度,有人才也会流失,有人才也发挥不了作用。有些名不见经传的民营小企业,起初也缺乏一流的人才,但自从创立了由短期招聘和课题项目发包等构成的“借脑引智”制度安排后,海内外的专家、博士纷纷以不同形式加盟,从此不再有人才匮乏之虞,这样的企业也在市场竞争中迅速做大做强。[②]与之相反,一些原本人才济济的国有企业却留不住人才。究其原因,正是它的管理制度不能对人才以合理有效的激励。好制度不仅可以引来人才,还可以引来技术、解决资金不足。许多政府官员以为,硅谷是高新技术密集集结的产物,于是也在自己管辖的地域集结高新技术企业,以创建自己的硅谷、X谷之类。可是他们却不好好想一想,生产芯片等PC高新技术的企业起初为什么会集结于硅谷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除了有众多研究型大学的硬件外,更重要的则是因为那里还有由发达灵活的融资和风险投资、股票期权扩及所有员工、有限合伙制公司、人员的高流动性和开放的经营等“游戏规则”构成的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生存发展的制度环境。[③]这,才是硅谷形成的秘笈所在。如果我们不是如此认识问题,不从制度方面下功夫,一切创建自己硅谷的计划最终都会付之东流。至于制度对资金的决定作用,这里可以通过一正一反的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正面的例子是,我国的外资引入量之所以名列世界前茅,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资、外企实行了一系列的特殊优待政策。反面的例子是,我国金融界长期以来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银行中有大量居民存款贷不出去,另一方面一大批中小民营企业想贷款却又贷不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是金融业在利用内资方面缺乏好的制度安排。[④]在国家竞争中,好的制度安排还能够节约各种费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益。为什么腐败及其造成的危害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存在巨大的差异?为什么医疗保障事业在有的国家赤字累累,在有的国家还有盈余?为什么股市在许多国家都是百姓理财增值的福地,而在我国却长期是散户挨宰的炼狱?追踪到最后,都是不同的制度使然。

  

   最后,也是最为根本和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由制度形成的制度化社会赏罚机制,对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方向有最为强大的塑导调控作用,是所有非制度化的社会赏罚机制,即人情性赏罚机制、舆论性赏罚机制和神秘性赏罚机制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制度化社会赏罚机制,不仅由组织的力量乃至合法暴力负责实施,而且由它所掌控的赏罚之物也品种齐全,数量繁多,如物品、商品、金钱、福利、职位、资格、资质、权利、权力、良机、地位、荣誉、自由乃至生命等等都在其内。而非制度化社会赏罚机制则主要只能靠分散化的个人随机实施,并且其拥有的赏罚之物也极其稀少,就是人情、名声和只有宗教信徒才信的来世幸福。至于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的思想教育,更因不能增减人们的实际利益而“说了也白说”。所以,由于人性自利,一个社会中的人们的普遍性行为,最终都是在按制度化社会赏罚机制的塑导而动。如果一个现实社会的制度化社会赏罚机制是灵验有效的,人们的普遍行为就与社会制度所服务的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整个社会发展就顺利而快速。相反,如果一个现实社会的制度化社会赏罚机制是失灵、无效的,人们的普遍行为就与社会制度所服务的社会发展目标相背离,整个社会的发展就难有起色。

  

   综上可知,一切先进,都是制度的先进;一切落后,都是制度的落后。所以,在决定国家竞争的诸要素中,只有制度的优劣才是最根本的要素。而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对国家竞争结果的左右,只有在同样的制度平台上才会开始显现。也就是说,只有在制度相同的条件下,其它因素才能成为国家竞争的显要因素。由于各国各地区的总体制度平台在现实中永远不可能完全一样,更不可能长时间的完全一样,这就意味着,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在左右国家竞争结果中起显要作用的情况只能是非常偶然的和短暂的,长期决定因素则还是在于制度的优劣;各个国家的制度发展的不平衡,决定着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许多历史经验也证明,后发国家利用制度安排的后发优势赶超先进,确实可以实现大幅度跨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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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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