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 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9 次 更新时间:2015-01-13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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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   吴振宇  

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运行已经发生阶段性变化,GDP增速正逐步稳定在中高速的增长平台上。

在此背景下,“新常态”概括了与高速增长阶段不同、将持续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状况,并得到广泛使用。“新常态”不是学术性名词,不同学者对其内涵与本质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然而,随着经济形势发展和讨论的不断深入,对“新常态”的共识在增多。从影响面较广的应用和权威阐释看,“新常态”实质是说明我国将进入与高速增长阶段不同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国家追赶型增长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内涵和强度出现变化后的必然结果,是追赶进入更高阶段的体现。进入新阶段,将经济增长稳定在“常态”上,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有效匹配供给和需求的新变化,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一、“新常态”是我国追赶进程进入更高阶段的体现

“新常态”最早见于国外金融机构对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过程的描述。与危机前相对平稳的状态相比,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危机后都会出现持续一段时间的新局面。“新常态”概括了这种状态,于是被广泛地移植和使用。

用于描述我国经济时,“新常态”所指代的阶段、强调的重点仍未固定。“新常态”有时被用于指代当前三期叠加阶段,有时用于指代未来中高速增长阶段,有时用于指代对2003年以来“非常态”增长的回归。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形势发展和讨论增多,对“新常态”内涵的共识正在逐渐凝聚。2014年8月初,《人民日报》以系列评论的形式具体阐释了“新常态”的内容。2014年11月中旬,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同志论述了“新常态”的特征。归纳这两次重要阐释,“新常态”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增速落人中高速区间,二是经济结构出现明显变化,三是增长动力和机制发生改变。增速、结构、动力这三项核心要素发生基础性变化,反映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近两年得到广泛讨论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用“新常态”对其概括,包含了比增速变化含义更丰富的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

增长进入“新常态”,是从高速到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换,会带来经济基本面大范围的调整。然而,比这种阶段性变化更为基础的约束性条件依然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人均GDP与发达国家差距依然较大,后发优势依然是我国保持较快增长的基础性支撑。从后发国家追赶进程的长周期视角看,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实质是追赶进程进入新阶段。

(一)后发优势递次释放形成追赶进程不同阶段

后发优势是追赶型国家可以长期保持高增速的根本原因。在追赶进程不同阶段,后发优势的重点及其蕴藏的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带来增速和增长动力的变化。从历史经验看,随着后发优势递次释放,成功追赶的经济体增速相对前沿国家呈现倒“U”型曲线,且形成完整的追赶周期。

在后发追赶进程中,技术进步模式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追赶的前期,市场需求空间大、劳动力和生产资源供应充分,通过购买设备和其他技术引进渠道,企业很容易组织并扩大生产。此时,大量的剩余或闲置资源被有效利用,或从较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向较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模式可称为TFP1。追赶的中期,后发国家与前沿国家技术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专利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出口等需求增速逐步下降。生产要素供应紧张、价格显著上涨,早期简单外延式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效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模仿创新和行业内企业间优胜劣汰来实现,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模式可称为TFP2。追赶的后期,大部分后发优势都已释放。传统市场空间已经饱和,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式创新很难消化企业投入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企业开始尝试前沿创新,试图通过创造新的市场机会和技术路线获取高额利润。通过创造全新商品和技术路线、构建新商业模式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可称为TFP3。

综合追赶进程中资本积累、要素投入和全要素增长率的共同影响,可将后发国家追赶周期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是起飞阶段。在制度变革或外部环境的触发下,后发国家开始脱离低水平均衡,向持续高增长转换。这一过程通常较快完成,但是某些国家也会持续较长时间。

二是高速增长阶段。由资本积累和TFP1共同驱动的高速增长通常会持续20~30年。在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存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往往经历剧烈的产业升级和结构变化。基本趋势是产业技术和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居民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出口结构等优化升级。

三是中高速增长阶段。市场空间变小,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资本积累速度开始下降,效率提升从TFP1向TFP2过渡。企业开始加强创新和海外市场开拓,行业内企业优胜劣汰成为常规现象。

四是中低速增长阶段。技术引进空间较小,国内市场饱和,生产综合成本达到国际平均水平,投资率进一步下降,增长动力从TFP2向TFP3过渡。仅依靠模仿式创新已经无法覆盖不断上升的生产要素价格,更多企业开始涉足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五是增速回归阶段。后发优势完全释放,追赶进程基本结束,TFP3成为主要增长动力。经济增长速度与发达国家基本相当,市场体系完善、产业结构稳定。制度、资源、文化等因素对创新和增长水平的影响凸显。

五个阶段的更替是渐进的过程。前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后三个阶段则更多依靠质量提升。

(二)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反映我国将进入质量提升的追赶阶段

与前沿国家相比,我国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仍然蕴藏着较大后发优势。这突出表现在:劳动力人口虽然下降,但劳动力总体丰富,且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特点尚未根本改变。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我国具备高素质劳动者比较丰富的特点。2019年之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供给将相对增加,已有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空间仍较大。物质型生产资源供应紧张,但资金、知识、管理经验与之前相比均有明显增长,供应链的效率和覆盖面有较强优势。从市场空间来讲,虽然与过去相比有所减小,但与前沿国家相比,不论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更新投资还是居民物质及文化消费提升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需求增长空间。制造业内部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TFP的潜力仍有相当大的空间。虽然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有所缩小,在一些领域有望实现领先,但综合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30年左右,通过模仿创新和应用型创新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还较大。培育本土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寻找、发现和整合国际创新资源,提高技术水平的进程才刚刚启动。

后发优势的存在,意味着我国具备挤压式增长的条件和空间,能够将经济增长速度支撑在中高速水平上。然而,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后发优势的内涵、供给和需求的条件发生变化,于是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都将发生变化。进入“新常态”后,从增长绩效上看,由主要积累物质资本向积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转变:从增长动力上看,由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转变;从比较优势的利用上看,由主要依靠初级资源向依靠技术、资本、管理等高级资源转变;从政府角色上看,从直接参与经济增长向培育、优化经济环境转变。

我国经济正在和即将发生的变化,表明追赶进程将进入更高阶段,即从数量扩张型追赶向质量提升型转变。

(三)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

在向“新常态”过渡的进程中,我国经济已经出现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特征的初步显现。从当前已经显露的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看,我国经济运行将表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经济潜在增长率在7%左右。进入“新常态”,增长动力发生两个重要变化:一是从同时依靠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向更多依靠后者;二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由主要依靠部门间要素转移变为主要依靠部门内的优胜劣汰。未来投资增速可能下降,全要素增长率虽然对增长贡献的份额增多,但本身增长速度下降。受此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将比高速增长阶段有所下降。

第二,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提高。2012年,我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品生产国。从总量上看,我国制造能力扩张速度高于全球消费增速,外需对我国经济拉动作用必然会逐步降低。与些同时,发达国家再制造化、新兴经济体普遍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等,挤压着我国国际市场份额;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提升也在削弱我国国际竞争力。进入“新常态”,为维持中高速增长,我国将更多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随着与前沿国家逐步接近,技术进步速度放缓对资本边际效益递减的对冲能力降低,投资收益下降,投资增速将放缓,消费在内需增长中的相对地位上升。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以及消费升级,也将对经济增长贡献更大力量。

第三,服务业占GDP的份额及其对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随着总量扩张速度放缓,更多制造企业将发展重点转向“微笑曲线”的两端,通过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提高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城乡居民在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后,对文化娱乐、健康休闲等高端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将进一步释放。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一方面将推动国内服务业商业模式的成熟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促进我国人力资本优势的发挥,承接更多服务外包业务。

第四,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将提高。相比于投资,消费增长比较平稳,消费占比提升将增加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与工业迂回生产不同,服务业的生产链条短,需求波动带来中间投入品大幅波动程度降低。多数服务业需要及时、当面的消费,信息从需求到生产传递的失真较低,也有助于降低生产体系的波动。

(四)认识“新常态”的几个重要原则

“新常态”对应着潜在增速、经济结构、增长动力三大变化。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运行、企业盈利、财政收入、区域发展等都将出现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客观、准确地认识“新常态”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增量和总量变化的关系。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部门内的优胜劣汰带来的力量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生产要素从效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仍占重要地位。结构变化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重,但投资依然对促进中长期增长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优化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效率的空间仍较大。服务业成为重要的新增动力,但其主要部分仍是生产性服务业。只有在巩固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正确处理增量和总量的关系,进一步优化传统增长动力,才能为新动力的培育提供宽松的经济环境。

第二,潜在增速和实际增速的关系。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具有在较长时间保持7070左右增长的潜力。然而,一方面这样的增速需要通过推进改革,适应供需条件变化,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才能实现;另一方面潜在增速也不应成为每年的目标增速。受到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冲击,实际目标增速需要同时考虑潜在可能性和现实条件。

第三,历史规律和现实创新的关系。无论是“新常态”还是中高速增长阶段,都是结合历史经验和逻辑推演的预测,是排除不确定性影响后对大概率事件的估计。20世纪70年代,没有历史经验、也没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能够确凿地预测到我国这样一个超大经济体能持续高增长30年。当前技术革命速度加快,国际化程度高于历史水平,双边多边合作提供的发展机遇难以估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提供需求的空间超越以往,能源革命对全球经济积极影响还有待评估,进入“新常态”仍有大量不确定的因素。历史规律只是参考系,经济能健康可持续运行,生产要素能得到充分利用,才是未来确定现实增速的直接依据。

二、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向“新常态”的转变过程中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已落人中高速的范围,结构也正发生积极变化,但经济运行仍处于向新阶段转换的时期。从速度上看,受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过剩产能的影响,增速换挡仍未结束,还未找到增长的均衡点。从宏观环境看,前期刺激政策对金融机构、企业、政府带来的影响还未完全消化。从结构性因素看,消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受到现阶段宏观景气状况的影响,还未显示出稳定的增长规律。

(一)“新常态”的均衡增长点可能在近期到达

相对于“旧常态”,目前对“新常态”均衡增长点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以下两大障碍,难以进行准确的定量分析:一是作为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快速崛起,历史上没有先例,不能简单地用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增长历程类比中国,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及相互影响也明显不同于以往,国际比较存在一定局限性。二是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往往都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顺,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改革红利是我国现阶段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其效应的释放取决于改革措施的力度、效果和次序的选择。

一种简单的分析方法是:对支撑当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分别确定其稳定、可持续发展水平。即哪些因素已经调整到位,处于正常、合理水平;哪些存在虚高,面临调整压力;哪些还有空间,潜力有待释放。在作了以上修正后,就可以在现有增长水平上大体推算出“新常态”的均衡增长点。

1.出口调整已基本到位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十年( 2002~2011年)中,我国出口年平均增长23%。出口高速增长对拉动制造业投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传统的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2012年以来出口增速下调至7%左右。在近两年经济下行中,出口拉动行业的投资和增加值增速下降幅度相对较小,表明现有增长水平具有一定可持续性。总体上看,目前出口增长的调整已经基本完成。预计在较长时期内有望维持在5%—10%的水平。虽然我国出口增速与过去相比明显回落,但仍高于同期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速,国际市场份额持续小幅提高。2013年,包含虚假贸易在内的出口增长为7.9%。2014年1~10月出口增长5.8%,比2013年同期回落2个百分点,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6.6%,比2013年同期提高2个百分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化。预计2015年出口增长略有回升,达到7%左右。

2.消费增长与收入增长背离,面临较大调整压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消费实际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反映消费受制于收入增长的客观关系。2003年第一季度至2008年第二季度,消费实际增长低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但此后消费增速一直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速。虽然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会改变居民消费倾向,但其效应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逐步显现。国际经验也表明消费增长速度难以长期背离收入增长。未来一两年,消费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1.5%,分别比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幅高4.5个和2.2个百分点。2014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0.8%.比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高2.6个百分点。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未来收入增长将有所放缓,住房、汽车带动的消费增长效应逐步减弱。预计最终消费实际增速会阶段性下调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下调3个百分点,分别达到6%和10%左右。

3.制造业投资增长取决于制造业企业利润增幅

制造业投资占整体投资比重约为1/3。2003—2012年,制造业投资年平均增长达到30%左右。近年来,受终端需求不振、产能过剩、成本上升和利润偏低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投资,尤其是重化工业投资进一步收缩,制造业投资呈台阶式下降。2012年,制造业投资增长22.0%,2013年下降到18.5%。2014年1~10月,制造业投资增长13.5%,比2013年同期增幅回落5.6个百分点,不足高增长阶段平均增幅的一半。钢铁、水泥等产值已处于峰值附近,重化工业产能整体过剩,汽车生产和消费进入相对较低的增长期,加上出口和房地产的带动作用减弱,即便设备更新、信息化改造等会形成一定支撑,但制造业投资增速整体下调态势不变,未来有望稳定在12%左右。

我国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长期以来出口增长与制造业投资之间形成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一般情况下,出口增长10%,可以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近两年出口增速已明显下降一个台阶,维持在7%左右的较低水平。这也是制造业投资增长出现较大幅度回落的原因之一。

4.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应与财政收入增长相匹配

基础设施投资占整体投资比重约为1/5。2004年至2008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与财政收入的情况基本相当。其间,财政收入平均增长25.8%,高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3.8%的水平。2008—2009年,为保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远高于财政收入,这也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快速增加的时期。此后,基础设施投资与财政收入的关系出现较大幅度调整。在2011年底和2012年初,基础设施投资曾出现负增长。

2013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又明显高于财政收入增速。2014年1~9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8.1%,其中,中央财政增长6%,地方财政增长10.l%。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达20.9%,二者相差12.8个百分点。同时,具有良好投资回报的项目日渐减少,投资效益主要表现为社会效益,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收入。因此,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持续高于财政收入增幅,将增加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累积财政风险。

5.房地产投资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和城镇化相匹配

房地产投资占整体投资比重约为1/4。2000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平均增速高达24010,2010年以来,住宅年均新开工面积超过2006年的2倍,房屋存量快速增加。2013年,全国城镇户均住房达到1套左右。据测算,在整个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时期,构成房地产投资70%以上的住宅投资的历史需求峰值约为1200万—1300万套,目前已经基本达到,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从供不应求向供求基本平衡转变之中。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将逐步与GDP和人均收入增长、城镇化推进之间形成稳定的同步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将明显下降。

2014年1~10月,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到12.4%.比2013年同期回落6.8个百分点。房地产行业与地方财政、融资平台、金融机构、相关行业乃至广大消费者利益密切相关。房地产行业面临的是一个历史发展拐点、增速回落具有必然性,但也要防止回落过快,否则可能成为一系列金融财政风险的引爆点。我国城镇化率不高,居民新增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仍巨大。现阶段,适应房地产市场的阶段性变化,把握政策调整的节奏、力度与时机,促进增速平稳回落,实现房地产市场软着陆,是经济运行顺利转向“新常态”的关键所在。

上述调整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发生,也可能在几年内发生,取决于短期扰动、宏观政策取向和经济社会的承受能力。总体看,根据需求结构变化和近几年我国经济调整的态势,明后两年是关键的窗口期,2016年有望确立新增长平台。

(二)确保向“新常态”顺利过渡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任务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追赶进程进入更高阶段的表现。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转得好可以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有利的基础,促进后发优势在更高水平上发挥:转不好则有可能引发财政金融风险,轻则影响到新增长动力的培育,重则中断追赶进程,落人中等收入陷阱。

在新增长平台确立之前,宏观政策要继续坚守底线,坚持速度服从质量、改革释放活力的原则,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确保经济运行如期平稳转入“新常态”。一方面,应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既不人为拉高增速、积累泡沫,又要防止增速过快回落导致财政金融风险集中爆发;另一方面,应着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培育新增长点,稳定市场预期,构筑经济“新常态”的动力基础。按照“保就业、稳效益、控风险、促转型”的思路,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社会融资总量的合理增长和利率水平的相对稳定,在防止局部风险扩散的同时,为企业提供相对宽松的资金环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进一步发挥经济稳定器和促进结构改革的作用,并对投资可能出现的超预期下滑做好相关预案;加快重点领域改革,在增速回落中积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三、“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风险

我国过去30年的高增长符合后发国家追赶进程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结构变化等方面的典型规律。作为一个超大体量的转型经济体,我国的追赶进程也有鲜明的特色。比如,转型经济的改革红利助推后发优势释放;竞争性地方政府加快追赶进程,但也带来潜在风险;发展不平衡蕴藏追赶空间,多种增长模式将同时共存;超大规模带来特有的机遇和挑战。正因为这些特色的存在,我国挤压式增长的速度高于历史上所有的后发国家。也正因为这些特色的存在,我国追赶进程中增长阶段转换面临的问题更复杂,矛盾和风险也可能更加突出。

(一)财政金融风险暴露,可能中断追赶进程

进入“新常态”,金融风险将会凸显。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向“新常态”转换的过程中,或者是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而市场主体的行为则难以及时作出调整,这时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业企业可能会因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现亏损,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的收缩而破灭,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善于运作的土地财政模式也可能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而难以为继,等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归结为金融风险问题。调控得好,可以把风险控制在局部较小的范围内,并通过一定时期的调整过程逐步化解;而一旦调控措施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

(二)后发优势未能充分释放,进入增长性衰退的状态

最近几年,伴随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长速度下行,关于我国经济是否会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然而,与拉美、东南亚等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在增速转换时期的工业化水平较高、财政金融风险可控、出口产品丰富、国内市场巨大,出现追赶进程中断的可能性较低。然而,如果未能有效培育增长新动力,增长潜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可能会落入“增长性衰退”的状态。

所谓“增长性衰退”,是克鲁格曼提出用于描述日本20世纪80—90年代增长特征的名词。其内涵在于说明经济虽然在增长,但远未达到潜在增长率的水平。然而,由于经济持续在增长,所以容易让人忽视其风险或损失。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健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推进的难度加大,如果不能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切实将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转到创新驱动上,原有动力减弱,新动力无法接续,那么经济增长可能会远低于潜力增速,进入增长性衰退的状况。

(三)宏观经济平衡难度加大,影响增长的可持续性

随着增长速度、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运行显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调控目标间平衡的难度加大,如果处理不好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第一,平衡物价和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较强。一方面,我国加工贸易可以转移部分需求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另一方面对普通居民更加关注的CPI的影响较弱。投资对短期的物价上涨带来压力,但在中长期形成的生产能力有利于平抑物价。在过去的十年间,平均来看我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消费拉动。消费扩张快,经济增长才能提速,但物价的压力也会随之加大。

第二,平衡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通过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劳动效率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过去十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提高是推动城乡居民整体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带来的效应减弱,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放缓,影响到整体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劳动报酬占比提高,将挤压用于投资的资金,从中长期影响到增长速度的提高。

第三,平衡就业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矛盾加大。2014年我国已超越日本成为机器人采购量最大国家。随着“机器换人”的快速推进,制造业领域大量工人将不得不谋求新的岗位。房地产行业在过去十年间保持了超过20%增速,随着其增速趋势性下降,房地产领域的大量建筑工人,也面临寻找新岗位的压力。与以往不同的是,未来更多的岗位将出现在服务特别是生产性服务领域。与以往在工业内部的岗位转移不同,劳动力转换岗位的难度加大。

第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难度加大。随着与国际技术前沿逐步逼近,从国际上便利地获得先进技术的难度加大。产业升级后,面临与发达国家产品直接竞争的压力。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社保体系逐步健全、环境保护要求提高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生产要素成本将会提高,与新兴市场国家相比我国竞争优势将降低。在制造业领域,先进技术和流程固化在流水线和生产设备中,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相对较低,但提高服务业国际竞争水平,需要在人力资本上持续加大投入。

(四)保持社会稳定的难度加大,影响到经济增长

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发展初期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温饱问题,增长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而当人们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提升。过去长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腐败、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社会信用缺失等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而一旦社会稳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可能中断。

四、“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宏观调控的整体思路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作出调整。

(一)增长目标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

进入“新常态”,追赶进入质量提升阶段,原有通过数量扩张型的模式难以为继。从发展目标来看,我国进入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时期,持续增长面对的约束加大、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更加多元。在增长目标的设定上,要从数量向质量转变。

当前,我国经济正向“新常态”迈进,但经济运行已经出现比较好的迹象。第一,经济下行对就业的冲击尚不明显。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新增劳动力总量压力已经明显减弱。第二,主要效益指标基本稳定。以往效益指标总体呈高弹性特征,即增长速度越高,效益越好;增速回落,效益指标往往降幅更大。但在工业生产明显放缓的同时,效益指标基本稳定。第三,物价运行较为平稳,CPI增速保持在2%左右。第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速。除增速下行外,经济运行整体平稳。

进入“新常态”,确定经济运行的合理增速应该更多依靠效益性指标,只要就业、收入、企业利润能够合理增长,物价保持稳定,风险不要累积,就可以认为是达到潜在增长水平。

(二)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培育增长动力

第一,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现阶段,我国具有民间资本、高素质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民间投资创业的潜力巨大,积极性很高,关键是要通过改革为这一潜力的释放创造更加有利条件。一要深化垄断行业和国有经济部门的改革,打破一些领域实际存在的行政垄断和国有垄断,在更多领域放开竞争,为民间资本开辟更加广阔的投资空间。二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为投资创业提供更大的便利性。三要认真清理针对企业的收费、检查等活动及事项,提高透明度和规范性,减少政府自由裁量权,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有利和宽松的环境。

第二,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一要进一步研究改进政府资金支持科技研发的途径和方式,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二要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形成切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和法制环境。三要从国家技术标准制订、产业扶持政策等方面,为各类企业、各种技术路线的产业化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三,更加严格执行环境、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社会性规制。通过环境、质量、安全等技术标准实施社会性规制,保护公众利益,既是政府职责所在,也是实现优胜劣汰和促进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针对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既需要相关部门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和处罚规定;同时,也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对地方政府和干部的考核激励机制,切实加大执法力度,形成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

(三)切实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可持续增长创造条件

进入“新常态”,产业转型升级过程必然涉及部分职工的下岗分流和安置问题,“社会政策兜底”是转型升级过程顺利推进的基本保障。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因企业退出而下岗、失业的人员提供生活保障。二要进一步完善职工培训体系,为下岗职工的转岗就业提供帮助。三要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不彻底的问题,特别是进一步加大处理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包袱问题,为企业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和兼并重组创造条件。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此外,“新常态”更多依靠创新、创业提升竞争力和增长动力,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将有助于创业热情的释放,降低创业失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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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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