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le Jeremy Rubin:美国左派为什么拥抱帝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9 次 更新时间:2018-08-11 22: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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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le   Jeremy   Rubin  

  


   布拉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这个可以说在乔治·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两届总统任期内、在华尔街日报上最“鹰派”的声音,如今在纽约时报上甚至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过去同样在华尔街日报工作的巴里·维斯(Bari Weiss),现在也转到了纽约时报,尽管有着抹黑穆斯林和阿拉伯教授的历史。以及马克思·布特(Max Boot),华尔街日报的又一老将,已因勇敢捍卫美国战争而在华盛顿邮报上获得了专栏作家的地位。在网络电视和公共广播上,)都可以发现一个相似的模式:美国霸权主义的支持者——从前总统布什的演讲撰写人大卫·弗鲁姆(David Frum),到旗帜周刊的创立者尔·克里斯托尔(Bill·Kristol),再到大西洋月刊的主编杰弗里·戈尔德贝尔格(Jeffrey Goldberg),都被视作是智者。

  

   自从特朗普当选后,两党都支持大幅增加军事预算,布什时代监督权力的延伸,对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的制裁,美国对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打击,以及对俄罗斯周边地区的挑衅,特别是在乌克兰,武器和其它形式的军事援助持续流向一个充满法西斯同情者的联合政府。

  

   其中的一些政策,如对俄罗斯、朝鲜的制裁是有争议的。但是即便在大多数的左派媒体中,争议都始终没有进行。对于帝国的假定在一开始就被承认了。无论是无耻之徒的确认,还是同谋的沉默,主流的美国左派机构已经支持了近期对帝国的恢复及与之相伴的军国主义的复苏。

  

   不幸的是,这些没有一个是反常现象。在美国左派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背叛史:为了短浅的目标一再拥抱帝国冒险,总是回来纠缠左派及帝国的受害者们。

  

   这是一段自私自利又狂妄的历史,认为国内和国外,或者曾一度是内部或边界的地方,可以彼此分开来理解。直到最近,这是一段由白人精英铸就的历史,因为他们选择的种族后果太过于隐蔽,而无法预测他们即将造成的浩劫。

  

   美国学童仍然在学习天定命运,但是很少有人遇到过1845年创造了这个名词的人,杂志编辑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一位同民主党内激进党团罗克福克党(Locofocos)联合的杰克逊的支持者,是那个时代工会主义者、反垄断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的朋友。奥沙利文来自于托马斯·杰弗逊和托马斯·潘恩的民主共和主义传统。他厌恶自上而下雇佣劳工的安排,蔑视货币体系中的封建不平等,并且欢迎向西扩张,为了避免工厂及城市的掠夺。

  

   但是独立自耕农的乡土田园生活,或者杰弗逊称之为自由帝国的,更像是噩梦而非梦想。实际上,本土的社区早已被破坏或流离失所。随着全球利润日益依赖于国家认可的奴役,白人的自由和非白人的非自由之间的联系逐渐紧密,奴隶制在领土和意识形态上都占据了上风。资本主义机器的暴行,没有被规避,而是在更广阔的陆地和更多的劳动力的帮助下加紧挖掘与利用。

  

   奥沙利文从纽约改革家到墨西哥战争鼓吹者,再到亲联邦的宣传者的征程,并非完全不具代表性。19世纪30、40年代的许多工人运动的领袖变成了奴隶制的辩护者。而其他很多人整体上则鼓吹和墨西哥及印第安的战争。在未来的扩张主义的迭代中,可以看到他们意识形态的后代,尤其是在反共产主义的左翼中,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被迫宽恕类似的罪行,如与拉美的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南非的种族隔离政府建立战略联盟。

  

   那些在1892年主张平均主义改革如八小时工作制及关闭私人银行的民粹主义者,六年后支持了美西战争。他们是出于反帝国主义的理由这样做的,希望能将古巴从西班牙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但他们对美国政府善意的假定,在多数美国人眼中,之后吞并了夏威夷,永久控制了波多黎各,在菲律宾的残忍屠杀以及对古巴的破坏性长期保护后果。意识到了他们的错误,民粹主义者变成了后者发展的竭力反对者,尤其是在菲律宾的流血事件。但是损害已经造成了,很多人会选择和曾经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同样的妥协路线,后者再一次与中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帝国企业达成和平。

  

   作为伍德罗·威尔森总统(Woodrow Wilson)的国务卿,布莱恩也是在1913年珍珠港事件之前第一批建议将日本移民遣送回内陆的人之一。他将之视为对“东方问题”的答案——太平洋地区对于日本霸权和侵略加州的恐惧。这种思维方式不仅预示着1930年代的拘留计划,还有1924年的《反日移民法》以及同年在墨西哥边境建立起来的装备精良的巡逻队。但是威尔森用一种自由的人道主义语言粉饰了他的隔离主义冲动,强调对境内及跨越国家边境的不文明地区进行管理规制。历史学家尼基尔·辛格(Nikhil Singh)在他2017年出版的新书《种族与美国的长期战争》(Race and America’s Long War)中将种族化的纪律扩大形式称作“内外战争”。它贯穿了20世纪早期,政治战争变为了一系列不间断的警察行为,警察们开始公开军事化。

  

   在这期间,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日程应当是不意外的。毕竟他曾任纽约市警察局局长。但是他的世界观与进步派的世界观一致,尤其是与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的人士。以约翰·德威(John Dewey)为首的这些作家,鼓励美国参与一战,将其视为一次能够开启群众运动、集体计划和现代官僚体制时代的革命性行动。被遗忘的反对派、伟大的作家兰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在他临终前曾警告说,战争将永远体现“国家的健康”。曾五次当选美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的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由于抗议征兵而入狱。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同样面临着牢狱之灾,并且伴随着1919年威尔森的第一次红色恐慌(First Red Scare),她被驱逐出境。目前德布斯和戈尔德曼的麻烦也伴随着更广泛地镇压激进分子、移民和黑人的行动而来,这些行动都是掌握在意识形态范围内统一的战争党派之手。

  

   德威最终吸取了教训,并且在1932年,他甚至呼吁美国人民将战争宣布为非法。杜波依斯(W.E.B Du Bois),那个号召黑人放下抱怨“团结起来”支持战争的人,也改变了立场。他在其他方面对帝国和种族等级制度的产生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精明的批判,且杜波依斯再也没有相信过美国政府是帝国的例外。在1920年出版的《黑水:面纱内的声音》(Darkwater:Voices From Within the Veil )一书中,杜波依斯这样写道:“令人好奇的是,看着美国打量她自己,首先将自身看作是以为天然的和平缔造者,其次是在恐怖时期的道德宣传者。没有哪个国家比她更不适合这个角色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骄傲地作为人类仇恨的先驱……一个伟大的宗教,一场世界大战的呐喊:上至黑人,下至黑人;白人啊,到你的阵地去,同黑人以及杂色的野兽杂种进行世界大战吧!”

  

   但是对于大多数和德威、杜波依斯同时代的思想革新的人,情况却并非如此。美国的例外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阵线”(the Popular Front)及之后几十年的的左翼自由派中实际上获得了发展,即便是推崇新政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自己也时常为战后摆脱帝国统治的秩序而沉思。日本的拘留,对东京和德累斯顿的轰炸,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这些归根结底都是剧作家谢利尔·帕特尔(Shaija Patel)称之为“帝国特权”的症状,这种特权已经存在数个世纪,并在未来将继续对下层民众制造暴力。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后,自由民族主义变成了左派的唯一选择。共产主义崩溃了,残存的社会主义者或进步派投降了,尤其是在1948年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在拒绝否认共产党的支持后,在总统大选中的尴尬亮相更是如此。华莱士的轨迹说明了这个故事。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前副总统就转变成了一位激进的反共人士并号召对朝战争,这场战争据统计使得三百万人丧生。在那十年的中期,他是一位共和党人。

  

   在之后那几年,美国的干预行动清单很长,从伊朗(1953年)到危地马拉(1954年),再到刚果共和国(1960年)。它们受到市场需求和意识形态热情的共同推动,受到几乎所有重要的人的支持,并且也都以灾难收尾。如果美国反对任何真实的存在,那它们可能会被避免。但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反对,并且其中最灾难性的干预,在印度支那战争中,被允许继续进行。这场冲突的恐怖之处不需要重现。需要强调的是新左派和黑人解放斗争一合并成全面的反对派,美国政府就结束了印度支那战争。

  

   尽管如此,造成的损失还是巨大的,且这种损失也触及到了美国。执法人员作为顾问在越南执行任务,并带着新的压制性技能与装备回到了他们的战斗中。心理学技术、秘密情报收集、化学弹药的使用以及特殊武器与战术(SWAT)小组等反暴动标志从湄公河三角洲等平静的地区转移到了洛杉矶等大都市,正如全美的黑色或棕色的街区一样正日益被视作敌人。辛格认为,在美国的对外战争中,相同的例外或者紧急状态在内部变得更加制度化,而在内战中,相同的例外或者紧急状态则在没有这两者的时候变得更加制度化。

  

   联邦调查局的反情报程序(COINTELPRO)是一项非法追踪并中和了安全状态的异议(如马丁路德金或美国印第安运动员)的项目,其两党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智利(尼克松政府)及阿富汗(卡特政府)等地的非法干涉也是如此。正如辛格在一个独立但相关的情景中所断言的那样,“关于‘敌国人’拘留,监督,驱逐等程式化的历史,经常性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要素,而后者始终在担忧纠结最大的‘外国威胁’究竟来源于国内还是国外。”

  

   上个世纪70年代,进步派为了他们的信誉,的确设法迫使参议员弗兰克·邱奇(Frank Chruch)领导下的邱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召开,这是一次对数十年来广泛的调查情报机构滥用职权的全面调查,导致了延续至今的监督改革。1980年代,他们对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在中美洲地区政策的抵制,是非常真诚的,如果说还不够的话。但到了1990年代,美国左翼又返回到了它的标准模式——帝国的好警察。

  

第一次海湾战争,像之后的制裁与占领一般,是两党的事务。(一场反对续集的大型运动终将成为现实,但它在巴拉克·奥巴马就任的一刻就失效了,它的要求从未接近过越南时期异议者的反帝野心。)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巴尔干半岛和非洲的自由人道主义干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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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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