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竦听荒鸡偏阒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9 次 更新时间:2018-08-09 00:18:14

进入专题: 王富仁   东北作家群   鲁迅  

汪晖 (进入专栏)  

  

   王富仁于二〇一七年五月去世,他的门生故旧筹备编辑纪念文集时曾来信索文,那时读了好几位朋友所写的悼念文章,心有所感,起初是答应了写的,却终于不知道从哪里落笔。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是一个时代的洪钟大吕,九十年代之后,语境与问题都在变化,而他并不随波逐流,也从未扮演时代英雄或青年导师,以致渐渐为媒体所忽略。二〇〇三年他去汕头大学任教,倡导新国学,以他独特的方式写过老子、孔子、孟子思想逻辑的系列论文,但其内核与他此前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思考一脉相承,并不在如今国学洪流内部。我隐约觉得:富仁因应时势,承国学之名,又有所坚持,试图以近代新文化对国学内部进行改造。但这个思路大概躲不过今日国学家的法眼。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二〇〇七年,之后一别十年,再谈起他时,已是永诀。

   我和富仁最初相识是在一九八三年的秋天,由王得后先生引荐,在他的博士生宿舍里谈了很多,此后就有了为数不多的通信和来往。但一九八九年之后,除了偶尔在学术活动中见面之外,我们往来渐少。一九九九年,他出版《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书,专门寄了一册给我,扉页上像他在八十年代的赠书一样,用他那长方形的、用力写出的字体落笔题签,称谓依然是“同志”。这部书中的一节主要讨论我的鲁迅研究,记得是放在九十年代的范畴内谈的,他大概觉得我的研究虽然成型于八十年代,但更多的回应是在后一个十年。事实也确乎如此:他的对话对象是陈涌先生代表的一代,而我的对话对象则跨不过著名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了。这里确有某种代际关系在里面。记得八十年代的后期,在一次现代文学学会的座谈会上,他提到我们之间的歧义,用了“论敌”的字眼,但基本的意思是说我们观点不同,但仍像同志一样交流。也因此,在阅读前面提及的那本鲁迅研究史的著作时,我更深地体会到他的开阔胸襟和秉笔直书的性格。

   没有写悼文,因为担心落入谬托知己的窠臼,更担心在媒体表述中遗忘了对逝者的敬意。沉默有时比开口更真实。现在因富仁的遗稿而写此文,且并无富仁的授权,实在有些找不到理由。但朋友执意寄来文稿,才知道是关于东北作家群和端木蕻良的。而我好奇的是:富仁为什么要重新讨论东北作家群尤其是端木蕻良?他要借着重读这些为当代人所忽略的作家和作品说些什么?富仁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史学者,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只是为了补苴罅漏而做文章。

   事实上,他的宗旨首先是去蔽,其次是正视听,在历史变动之中重新发明文学史的“真相”。初读文稿,一种久违的文风扑面而来,让我记起当年读他论鲁迅的那些文字。富仁极少引用理论,几乎没有注释,他将文学和生活的积累转化为直抒胸臆的文字,以大写意的手法,千山万壑,大江大河,勾画历史变迁的脉络,追踪每一个时代以各种名义被压抑的文学与思想的潜流,力图释放其能量、激情、思想和才华。富仁是现代文学领域内思想解放或启蒙的代表人物,但当他将“五四”和启蒙放在三十年代的脉络中考察时,他以重新发现“五四”的热情探索这一时代“左翼”的意义,以更为强烈和真切的笔触发掘作为“左翼中的左翼”的东北作家群的能量。

   说比重新发掘“五四”更强烈和真切,是因为八十年代对“五四”重新思考、对思想革命的再度发明因应着时代的主潮,而在九十年代和新世纪论述左翼却像是逆流而上,否则又如何“去蔽”呢?放在当代的语境中,他的论述不会被放在转向了的“新启蒙”脉络中,毋宁更像是后者的对立面。事实也正是如此。他所要去的“蔽”到底是什么呢?这便是始于重新发现鲁迅的另一面即非政治家、非革命家的另一面的漫长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胡适、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废名、沈从文、张爱玲被凸显,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臧克家及左翼作家被边缘和漠视。这是一个重新发现的解放进程,但它同时也是一个遮蔽的过程:“左翼文学被遮蔽了,‘东北作家群’自然也就被遮蔽了,因为东北作家群是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旗帜下陆续走向文坛的,他们的基本倾向从来都是‘左’的。”在东北作家群中,萧红、萧军为人熟知,但萧军被人谈起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与萧红的关系;萧红为人熟知,不是因为她是左翼作家,而是将她作为非左翼作家并与丁玲相对立才重建其位置的。

   遮蔽的进程是在解放的口号下展开的,反主流的潮流其实正是当代主流本身。置身当代主流的“我们”以一种非历史的倒置,将三十年代反主流文化改写为主流文化,其结果不过是自我合法化。富仁并不否认这些被再发现的作家的文学史意义,也没有否定对这些作家进行重新评价的意义,他针砭的是这一时代以“解放者”自居的“我们”的傲慢。在读到下面的断言时,我有些惊讶于富仁的直白——他以一个老启蒙者的姿态表达了对于革命的忠诚。对他而言,革命不是写在勋章和纪念碑上的标记,也不是与启蒙相对立的进程,而是在生存的立足点被连根拔起的生死之间展开的求生搏斗。在多重的边缘地带,在无望的挣扎之中,挣扎者终于意识到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或阶级命运的联系,从而认识到了“整体”的意义。革命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但“为了活”无法通过个人解放而获得,而必须同时解放“整体”,从而求生意志可以展现为牺牲精神、必胜信念、超越个人利益的勇气,以及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荣辱与共的意志。因此,在后革命时代,对革命的忠诚只能展现为“启蒙”确立了自身的主流地位之后的继续探索、持续颠覆和朝向不断解放的进程。这是多大的讽刺:

   “我们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就是没有憎恨也不会憎恨的人。我们好说‘告别革命’,实际上不是我们告别了‘革命’,而是‘革命’告别了我们。我们根本就没有革过命,也从来没有打算去革命,我们向谁告别?……总之,我们是戴着白手套而采摘了我们的文化成果的。”他尖锐地指出:这一“戴着白手套”的“告别革命”及其连带的审美趣味最终只能堕落为资本与权力的婢女。

   富仁对于三十年代左翼的辩护并不是要重建左翼的牌坊,而是在历史力量的升沉起伏之中,在三十年代与当代的对照中,探索遮蔽和压抑的能量。如同鲁迅在“五四”时代对于“真的人”的追求,他对东北作家群的研究也正是挖掘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的“真的人”,或用他自己的语言说,是“全人”——不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全才,而是有真实的爱恨情仇的人,即便是褊狭、恐惧或其他弱点,也映现着完整的人生状态。通过对东北作家群的重新检视,他不但重新定位了左翼文学和东北作家群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位置,也重新发现了鲁迅的独特位置。与大多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不同,“鲁迅越来越同挣扎在生命途程中的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了一起,越来越同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社会群众的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了一起”。

   “五四”是浑成的,民族的危机感、对社会衰朽的愤懑和改造的愿望、新思潮的激荡、青年和女性的苦闷和实际位置,以及来自旧生活的经验,在整个运动中得以整合,但伴随着文化运动的迅速分化,再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将社会生活的总体感受综合为一体了。鲁迅继续着他对“真的人”的追求并在巨大的危机中将其具体化,他比其他人更深地把握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挑战和可能的生机。当东北作家流亡至关内的时刻,不是那些已经成为党国栋梁和社会名流的“五四”一代,不是那些扛起了复古主义或民族主义大旗的一代,也不是仅仅关注关内政治斗争、文化斗争的左翼理论家和文学家,而是鲁迅几乎是以其一个人的力量,将这些边缘的文学群体推上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舞台。他用全部的热情和洞见向人们证明这个群体比其他人、其他群体更真切地体现了中国内外危机的深度,也比其他作家和作品更好地呈现了在极度腐朽和衰败中潜藏的能量与生机。

   那么,被鲁迅发现,又为富仁再发现的东北作家群的独特性究竟何在?我们或可以将之归纳为双重的边缘性,即东北在中国文化和区域关系中的边缘性和被迫失去家乡而流亡关内的边缘性。首先是东北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在古代中国处于中华文明的边陲地带,在清代产生过统治民族却逐渐失却其自身文化特性,在晚清和民国时代则是沦陷于沙俄和日本控制下的殖民地。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白朗等作家的出身、背景、教养、个性各不相同,怀抱着因流亡而爱憎无所寄托的深广的忧郁。他们的作品品格各异,但处处渗透着无法逃逸、与生俱来的爱憎,其中有源自上述双重边缘性的痛苦、幸福、忍耐、反抗、胜利、失败,却没有置身事外的客观神态,没有从别处习得却自以为高明的概念,没有同情的旁观和冷静的分析,有的是从自身生活中奔涌而来的态度、情感、悲欢。

   原本并无直接联系的东北作家们,几乎是完全自然地、别无选择地成为左翼的一部分。与许多内地左翼青年不同,他们成为左翼,主要不是学习左翼理论并以此作为观察生活的尺度的结果;他们凭着生存的直觉,知道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只有那些被排斥在国家政治和经济法权之外的、致力于批判和反抗的左翼才能容纳他们,只有将“敢说、敢笑、敢哭、敢打”的人生样态视为拯救民族命运力量的鲁迅能够理解他们身上潜藏的巨大能量,也只有这位昔日的启蒙者、今日左翼的精神领袖能够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流淌着的不是“水管里流出的水”而是“血管里流出的血”。

   东北的文化边缘地位和沦陷的命运最深刻地体现了民族的苦难,东北文化中的落后和粗野同时也最集中地体现着一个衰老文明中尚存的野蛮力量。相较于都市作家所表现的颓废,相较于沦落的贵族阶级对于家庭、两性关系和伦理世界的表达,相较于自由主义者或者都市左翼对于世界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关系的站队和分析,东北作家的双重边缘地位使得他们能够把握民族命运的总体性、在所有生活领域呈现求生的本能与基于这种本能的意志。这是他们走向左翼的根本动力。因此,他们是边缘中的边缘、左翼中的左翼,也是以其全部的生存状态和情感方式为现代中国的左翼文学注入活力的独特世界。如同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中的奴隶,他们地位边缘而卑贱,却因此而更深、更广地贴近这个世界;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内部存在,而不像需要借助奴隶才能与劳动、创造、自然等发生联系的奴隶主;他们对于自己生存的世界的控诉和揭露,对于土地的爱恋,并不需要通过抽象的概念来加以表达。他们的文学世界就是生活世界本身。

   富仁的叙述平易而直白,他着力挖掘的就是这种从生命里流淌出来的力量。这也是他与当代世界的各种潮流进行对抗的出发点。他的问题不仅是:复古吗?保守吗?激进吗?世界主义吗?民族主义吗?而且是:哪一种力量更深地体现了当代危机的深度并提出了或本身就潜藏着突破这一危机的路径和能量?因此,他的质疑总是包含着另一层含义:这是真的吗?这是从生活里、从生存的意志里来的吗?这是真正从内心深处能够体现整个民族生活的总体需求的诉求吗?这种提问方式与鲁迅“难见真的人”的追究一脉相承。这里没有必要重复他对端木蕻良富于洞见的分析,但需要指出一点:他没有选择萧红、萧军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而是选择了更为边缘的,也更多矛盾性的端木蕻良作为分析对象,部分是因为端木蕻良在不同阶段的创作提供了足够历史长度让我们透视其间的变化,他的文人气质也显示出更多值得分析的矛盾性。在富仁看来,端木蕻良在气质上与托尔斯泰有些相似:他们都出身于贵族之家,但对自己的阶级持有决绝的批判态度,却无法摆脱就是其中一员的命运;他们笔下的人物对于被压迫者和女性带着忏悔式的同情。端木蕻良的文学气质的另一端联系着他晚年的创作对象曹雪芹及其《红楼梦》,但富仁指出:“《红楼梦》所展开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从根本上丧失了生命活力的世界,但端木蕻良笔下的科尔沁旗草原则是雄浑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作者在这个世界里感到的不是生命活力的缺乏,而是生命活力的浪费和邪恶的运用。”这是极为敏锐的洞见。

富仁对端木蕻良和东北作家群在进入左翼文坛前后对于东北的不同表现有深入的观察。在《科尔沁旗草原》阶段,科尔沁旗草原是其生活的世界,也是其批判和反抗的对象,内心体验与对现实的表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在抗战的语境或关内左翼文化的影响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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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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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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