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德里达的幽灵:走向全球人文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 次 更新时间:2018-08-03 1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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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 (进入专栏)  

   摘要:当德里达开始写作《马克思的幽灵》时,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的幽灵,为什么是复数?难道有不止一个马克思的幽灵吗?”确实,德里达认为马克思的幽灵应该是复数的。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过去的 100 多年里,马克思主义始终经历了一个发展和重构的过程。德里达及其教义也是如此。当我们讨论德里达的理论遗产或学术精神时,我们尤其注 意到这一事实,也即并不存在某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的单一的德里达。由于理论的旅行和德里达的理论在不同语境中的创造性接受,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德里达。这一点尤其见诸中国的语境。

  

   探讨德里达的幽灵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可说的东西。确实,当德里达开始讨论马克思的幽灵时,他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的幽灵,为什么是复数的?难道有不止一个马克思的幽灵吗?”就这一点而言,德里达是正确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幽灵确实应该是复数的。因为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马克思主义一直在经历一个发展和重构的过程。如果将此用于描述德里达的理论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接受也照样适用,因为他也是当今时代有着重要影响的法国理论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当我们讨论德里达的理论遗产和学术精神时,我们应该关注这一事实,即并不存在某个特定语境下的单一的德里达。由于理论的旅行和德里达的理论在不同语境中的创造性接受,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德里达。这一点尤其见诸中国的语境中德里达理论的创造性接受和不同变体。我在本文中首先描述德里达及其著述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并探讨中国语境中不同形式的德里达,最后提出基于德里达的人文学概念的全球人文理论建构。

  

德里达及其解构批评在中国

  

   我们都知道,近现代的法国理论确实对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而在所有的法国理论家和思想家中,德里达始终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和哲学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引起的争议也最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反传统的后现代理论。我曾指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有六种不同的变体形式,其中第五种形式就是所谓的德里达的解构批评理论和福柯的话语理论,它们试图消解宏大叙事,为一些被压抑在边缘的“非主流”话语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显然,中国的这六种后现代主义形式都在西方的影响下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的所有这些后现代主义变体形式都已经成为了历史,唯独德里达的批评话语仍有着较大的影响,并已经渗透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几乎所有学科领域。毫无疑问,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的实践者在当时未必都读过德里达、利奥塔或福柯的著作,因为对他们的著作的大规模翻译始自1990年代后期。但是由于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对西方新兴的文学和文化理论思潮异常敏感,并且尽一切可能去了解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时下最流行和最有影响的文化和文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因此他们无需阅读德里达的原著就可以对他的解构哲学和批评理论之内核略知一二。与德里达的理论在美国学界的接受略微不同的是,他同时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和哲学界都颇受欢迎,并且有着众多的追捧者。这倒是与他在美国的礼遇相似,他在美国主要是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而被接受,或者说他在美国的文论界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他在美国哲学界的影响。当然,他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也很受欢迎,并且有着很多的追捧者和实践者;同时,他的理论也受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严厉批评,因为解构在某些方面确实有着反历史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尽管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着不少相通之处和共同点,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详细讨论。

   在当代法国理论家中,德里达的著作译成中文的最多,与其他法国理论家和作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方面,由于中国当时还不太富裕,因此法国政府通过驻华使馆向一些译者和出版社提供了翻译和出版资助,但是德里达的著作中译本销量却很好,甚至超过一些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的销量。几乎他的所有著作都被译成了中文。坦率地说,德里达的一些著作是通过英文转译的,一方面因为中国学界缺少精通法语同时又对理论掌握娴熟的译者,另一方面由于德里达的著作本身艰深难懂。如同他在西方世界的境遇一样,他的理论在中国的英语文学及理论批评界比在法语语言文学界更受欢迎、更有市场,当然,转译所造成的误解和误读也是在所难免的。因此在这方面,我要指出的是,杜小真在中文语境中翻译和推广德里达的理论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央编译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这些著名的出版机构也在德里达著作的汉译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中国当代最早将德里达以及后现代理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我本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对德里达的理论产生了兴趣,并发表了大量中英文论文,使得西方学界了解德里达及其他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并从中国的批评实践和理论视角与国际学界进行对话。在这里回顾这一事实也许对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研究有着一定的意义。在讨论德里达的理论之前,我不禁回想起我本人与德里达的交往。1999年,当我前往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校区访问讲学时,有幸通过我们共同的朋友希利斯·米勒的介绍与德里达相识并开始了直接的交往,当时他正好在厄湾校区讲学一学期,而我则是前往该校作短期访问讲学。2001年9月初,德里达实现了他首次访问中国的愿望,并在一些中国的主要高校和科研机构巡回讲学。其间,我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涉及他的著作及解构理论在美国和中国的翻译和接受状况。德里达对他的中国之行十分满意和激动,尤其重视他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巡回演讲。就在他结束中国之行返回法国之际,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许多人因为这一事件而取消了访美,但我们却又不约而同地于“9·11”之后在纽约再度相聚。十分凑巧的是,我们竟然同在纽约大学的一座教学楼内分别发表演讲:他在英文系演讲,而我则在东亚系和区域研究中心演讲。德里达在中国的巡回演讲的中译本也随后于2003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但他第二年就与世长辞了,这一事件促使他为中国更多的读者所了解和认识。

   2004年10月8日,德里达在巴黎的一所医院里去世。我在悲痛之余随即于23日在清华大学组织了一次小型的追思性研讨会,题为“德里达与中国:解构批评的反思”。德里达的老朋友米勒由于年迈不能亲自前来出席,但却提交了书面发言,出席会议的中国学者包括陈晓明、张颐武、陶东风、王逢振、龚鹏程、杨乃乔和高旭东等三十多人,上述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发言。与会者都表达了自己对德里达的理论的浓厚兴趣,并高度评价了他的理论对中国当代人文学科和学术研究的巨大影响和贡献。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德里达理论的启发和影响,有些学者,例如陈晓明,不仅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创造性地实践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而且还潜心研究德里达的大部分著作,最终写出了一部厚重的学术专著。德里达的著作艰深难懂,即使阅读比较好的中译本也不容易理解,因此德里达研究在中国可以说刚刚开始,一直未达到与国际学界平等对话的层次。而本次国际研讨会在中国举行则标志着中国的德里达研究已经达到了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的水平,可以说这是我们迈向更高一个层次的可喜开端。

   按照我的理解,德里达的理论对中国的人文学科以及文学和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这样三个方面:首先,他的解构理论消解了传统的宏大叙事,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哲学研究的多元发展方向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其次,它帮助消解了所谓真理的绝对性之神话,为一种相对的真理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最后,它也帮助消解了文学与哲学的人为界限,为一种新兴的人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德里达之于当代世界人文学科的重要意义确实是无人可以比拟的。随着我们对德里达及其理论研究的深入,他的价值和意义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文学者的认可。在下面两个部分,我将主要探讨德里达的重要著作《马克思的幽灵》,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之间发现一些相通的东西以及可以进行对话的共同点。

  

解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幽灵之一

  

   尽管德里达并未使用过全球人文(global humani-ties)这一概念,但是他的著述实际上已经预示了这一新兴的人文学科研究的崛起。对此陈晓明也有所洞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德里达的写作风格介于文学与哲学之间,而且带有更多的文学成分,因此他在英语文学理论界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我们打开他的著作《马克思的幽灵》时,我们不难发现这本书也是以一种文学语言来写作的,他在第一章中所引证的第一部作品并非欧洲的古典哲学著作,而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的台词。确实,按照德里达的看法,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灵,因为作为当代知识分子,我们不可能不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正如他所指出的:“我们并非一定要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才能接受这一明显的事实,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有些人所拥有的是同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方仍然保留着这一遗产的标记,不论是以直接可见的方式还是以其他方式。”

   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德里达对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里呢?我在此仅借用德里达本人的说法,以便指出,我们或多或少都是德里达的幽灵,实际上在许多不同的领域内有意或无意地在实践他的解构理论,尽管我们并非要成为德里达式的解构主义者。

   但另一方面,由于德里达擅长玩弄文字游戏,同时也由于他的一些理论的含混性,他始终被许多中国的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所误解,认为他的贡献只是破坏而没有建树。关于这一点,我在此引证米勒在与张江的通信中对解构的重新解释来佐证它的后一特点。在米勒看来:

   “‘解构’这个词暗示这种批评把某种统一完整的东西还原成支离破碎的片段或部件。它使人联想到这样一个比喻,也即一个孩子把父亲的手表拆开,把它拆成毫无用处的零件,结果无法重新安装回去。”如果将这段话放回到我原来整篇文章的背景下,它绝不是说解构就像孩子为了反叛父亲、反叛父权制度,而将他的手表拆开。与此相反,这句话想表明的是,“解构”这一术语误导性地暗示了这样一个意象。德里达是在海德格尔的德语词汇“Destruktion”的基础上创造了“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一术语,不过他又在“destruction”中加入了一个“con”,这样一来,这一术语便既是否定的又是肯定的了。

   从前引米勒的这一能动性解释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使在西方的语境下,尤其在英语世界,德里达也经常被人误解或误读,更不用说在中文的语境中了,毕竟中国的文化背景与西方,或确切地说与法国的语境有着极大的差异。但是无论如何,学者们和批评家对德里达及其理论的兴趣和关注依然存在并且将在未来的年代里继续发挥作用。关于德里达著述中的建构成分,我将在最后一部分加以阐发。

   当德里达声称他本人以及所有当代知识分子都是马克思的幽灵时,他同时也试图表明,他的解构主义理论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某种相通之处。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他在法国知识界崛起的情景。当1968年五月风暴受挫后,一些原先的马克思主义者便从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退却出来,还有一些人则对前途感到失望进而摇身一变成了有着机会主义倾向的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如果算不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也至少可以算作一位左翼知识分子,按照美国学者文森特·里奇的说法,他是一位“有着自由主义倾向和世界主义倾向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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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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