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红:中国法学流派化志趣下刑法学的发展方向:教义学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 次 更新时间:2018-08-02 01: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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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红  

   【摘要】 当下,中国刑法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结合中国法学流派发展的大背景,探讨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问题因而极有必要。当下中国虽然没有形成法学流派,但中国法学者对建立法学流派的志趣异常明显,并已初步形成政法法学、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三种学派。作为部门法的刑法,学派之争虽然启动甚早但远未尘埃落定。刑法教义学并未得到中国刑法学者的一致认同,政法法学生命力强大,社科法学的兴盛也要求更进一步思考刑法学的方向问题。根据政法法学与社科法学的各自特点,以及刑法学科的自身属性,在政法法学与教义法学之间,中国刑法应选择(刑)法教义学;在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之间,中国刑法应选择(刑)法教义学。

   【中文关键词】 法学流派;政法法学;教义法学;社科法学;刑法教义学

  

   经过近二十年来刑法学者“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和“刑法知识的教义学化”的努力之后,[1]刑法教义学得以在我国刑法学界迅速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然而,刑法知识去苏俄化与刑法教义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去苏俄化不等于教义学化,去苏俄化之后的中国刑法学未必没有其他可能。刑法是否应该实行教义学化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法学发展根本性问题在刑法学领域的反映。[2]只有在中国法学及其学派之争的大背景下,才能更清晰地发现中国刑法学为什么要实现教义学化;只有在不同中国法学派达成共识及其相互磨合之下,才能明确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仅仅局限于刑法学内部而不联系中国法学学派发展的大背景讨论刑法的教义学化问题,既显得过于草率,又降低了刑法作为“保护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秩序”这一源自部门法又超越部门法的功能,[3]并降低了刑法教义学化命题的可信度。为此,本文拟结合近年以来中国法学流派化志趣,结合刑法学科自身属性,探讨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问题。

  

一、积淀与变迁:中国法学“流派化志趣”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法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为人类贡献了宝贵的知识文化。西方三大主流或者说经典法学流派即自然法学、分析法学、社会法学,是西方法学者在探索法的本质等真理性问题过程中留下的足迹,它们奠定了后世法学的发展方向,影响了当今法学研究的思想格局。三大法学流派代表人物主要思想的体系性明显,其流派不但是内容上的系统性与一贯性,更具有方法论上的独特;在各主流经典法学流派中根据方法论上的特点,形成了诸如规范分析法学、历史法学、新自由主义法学、经济分析法学、综合法学等学派。从西方三大主流法学流派的发展中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其一,流派,是指具有传承性的以某种鲜明的风格或形式以及独特内容为标志的派别。“何谓‘派’?志同道合、兴趣一致之群体也。何谓‘流派’?此群体之影响不仅及于本国,也传播于世界;不仅炽乎当时,也施于后世;而在群体之中。亦不仅有倡导者、阐述者,且有继承者、发扬壮大者也。”[4]西方三大法学流派基本内容和方法论虽然有所不同,但均来源于对自然法思想及其方法论的质疑和挑战,它们是人类各个历史阶段下不断生长的法文化。三个学派之间相互论战,不但发展了各自的思想,更是发展了对方的学说。同时,每个学派自身也在不断进化与完善。以自然法学派为例,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法律思想,它历经了古代自然法学派、古典自然法学派和新自然法学派亦即复兴自然法学三个不同时期,但无论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法学派如何变换,象征着人类自然和谐秩序以及相信正义的绝对性等自然法的内核不会改变。并且,在这些不同自然法学学派的基础上,最终汇聚为了源远流长的自然法学流派,并形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的法治文明。其二,流派不同于学派,前者的内涵与外延广于后者,并涵括了后者。学派是具有相同价值观与方法论的共同体,详言之,它是指因研究内容或研究方法而形成的具有相同或相似学术特色的学术群体。流派,首先是存在学术派别,存在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学派,当学派的思想超越时代流传下去则形成了流派。“法学流派”是“围绕法的现象世界中的某一重大问题,持相同之立场,发相同之议论,倡相同之学说之法学家群体也。法学流派之成立,必定有其核心人物或代表人物”。[5]法学流派的“流”,非流行的流也非流星的流,流派的本质是超俗而非庸俗,其特征是流芳百世而非稍纵即逝。因此,凡是“能被称为学术流派的,无论其范围大小,时间长短,其学术观点都是与时俱进、不断翻新的”。[6]总之,流派是指思想相似或相同的研究群体及其流传于世的学术思想;流派与学派都具有研究队伍的群体性、研究内容与方法的独特性,但除此之外,流派还具有学术思想的传承性,从这一点来说,“法学流派是一个历史的概念”,[7]法学学派只是一个现实的概念;学派是流派的前提,流派来源于学派又超越学派;流派是学派沉淀后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及西学东渐的影响之下,法学者希望“结束法学无流派的历史”,[8]开启了中国法学流派梳理研究之旅。最先做出贡献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其推出的《法学流派与法学家》作为辞典性质的资料性参考读物,[9]至今仍为学术界所引用。随后,法学界又陆续推出了多种这方面的论著,[10]何勤华教授的《西方法学流派撮要》则进一步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西方历史上的各法学流派进行了梳理;徐爱国教授新近选取了九个西方法哲学命题并以此为线索阐述了“西方法律思想与法学流派”。[11]这些梳理性的研究对于中国法学学派的建立乃至流派的形成无疑提供了良好的前期准备。

   在关注法学流派梳理的同时,中国法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自身是否需要法学流派、有无法学流派、有何种法学流派等问题。在是否需要法学流派的问题上,有的法理学者富有历史责任感地提出,应该“创建我国的法学流派”,“中华人民共和国40余年的法学发展史,尚没有推出一个令世人侧目的法学流派来,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事。当社会发展把法治推为中华民族追求的目标取向时,法学流派的产生就不是任何个人的主观意愿所能阻止的,社会需求必然会将其推向法学家的议程”。[12]有的法理学者则富有现实担当性地指出,随着当下“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必须大力推动法学的发展,而“法学是由法学家和法学流派所组成的”,为此应大力推动法学流派的形成暨法学家的产生,“时代呼唤法学流派和法学家”。[13]对法学流派的渴望,于上世纪末悄然萌芽于我国学人心中。

   真正法学流派应该是在自觉的流派化意识的推动之下形成的。法学流派的形成不能缺少法学派别的争论,法学派别的争论必须首先承认有不同派别的存在,要先树靶子,再来驳斥,一来二去,学派论战成为常态,学派才能在争鸣中得到确立与发展。苏力教授洞察了法学流派化志趣下的时代需要。本世纪初,针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的发展,苏力教授粗略分析并概括了当时中国存在的“比较显著的法学研究传统:注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法法学,注重法律适用、解决具体法律纠纷的注释法学,以及借鉴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方法、试图发现制度或规则与社会生活诸多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社科法学”。[14]苏力教授不但形象地对长存于中国法治领域的政法法学进行了鲜活概括,而且,成功地树立了一个新的学派即社科法学,并主动将诠释法学作为其对立面,从而不但全面概括了世纪之交时的中国法学格局,而且引发了后来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一系列论证,双方成果产出大增,学派领军与灵魂人物已经或日益清晰,从而大力推动了中国法学流派化的过程。时至今日,苏力对中国三种学术传统的概括不但深入人心,而且成为自此之后研究中国学术流派问题包括其中具体派别问题,如教义法学或社科法学等学者的重要引证来源;与此同时,中国法学研究的格局虽然经过了十余年的变化,但是苏力的概括在当下仍未过时,政法法学仍然兴盛,诠释法学如日中天,只不过在称谓上有了变化,“在当年被苏力归为‘诠释法学’的学派中,年青一代的学者们正在使用另一个舶来的新词——‘法教义学’——加以自称”,而“社科法学有时也会在一些学者的笔下被换成诸如‘法律与社会科学’之类的别称”。[15]不过,除了法教义学成功替代诠释法学之外,其他两种称谓或许有细微不同,但总体仍延续了苏力的概括。比如邓正来教授曾将中国法学概括为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主义和法律文化论四种理论模式,[16]汤唯教授则认为当代中国有五个学术流派,即为政治法学派、诠释法学派、社科法学派、批判法学派、综合法学学派。[17]但是,这些概括从时间上看都是在苏力教授的概括之后,而且其中所使用的称谓或者与苏力教授使用的称谓一致,如政治法学派;或者可以在苏力教授的概括中找到大致对应的概念,如权利本位论可对应政法法学,法条主义可对应诠释法学,法律文化论可对应社科法学等。从这个角度而言,毋宁说,在苏力之后,其他法理学者对中国法学流派的分析其实是对苏力教授观点的肯定。因此,迄今为止,政法法学、教义法学、社科法学,已成为当下中国法学研究格局中公认的三种法学研究传统或者范式;或者,基于历史观的角度,也许是三种流派。之所以不能断定苏力所概括的三种学术传统就是三种法学流派,是因为,只有经过实践与时间的检验,最终默默地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其价值,在解释现象中蕴含其实用性,在生活中萌发认同感,也许一个流派才真的形成了。不过,虽然如此,但至少可以说,作为流派的前提,这三个不同学派,即政法法学派、教义法学派、社科法学派,在中国已然初步形成。毫无疑问,当下中国法学的格局印证了法理学者上个世纪末提出的预言,即随着中国法学的多元化发展走向,“将出现中国法学流派”,“同法学的分化相连带的一个必然趋势将是中国法学流派的出现。虽然我们今天还不能说中国已有了法学流派,但从法学发展角度预测,这一趋势不可避免”。[18]当下中国虽然没有形成法学流派,但毕竟初步有了三种学派从而实现了法学流派的前提条件,并且,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整个中国法学界正在涌动着一股流派化意识,它“也许正是中国法学向前发展的契机”,这种流派化意识亦即对法学流派建立的渴望,被中国法学者称之为“中国法学的流派化志趣”,[19]它表达了中国法学者对建立法学流派的志向和兴趣,是中国法学群体对法学流派的认识和向往,因而难能可贵。

   中国法学流派甚至不仅仅停留在志趣上,中国法学者对于主动构建法学流派的尝试也已经开始。“法学流派的形成要具备法学领军人物”,[20]法学流派的重要特点在于有代表性人物与思想。受此启发,在发展我国法学流派的大讨论中,各派(如果有的话)学者暂时搁置法学流派中“是否具有可能流传于世的法学思想”这一重大难题,而首先纷纷对未来中国法学流派中的可能派别进行了站位或者表态。在法学流派尚未形成之际,“法学派别抢注”行为早已开始;通过凝炼某一类人群的学术研究特征,或者概括某一类研究类型的研究对象与内容,总结出法学学派,取得先占优势。如“西北法学研究与中国法学流派”、[21] “中国法学的‘人大学派’”、[22] “中国法学流派的创生和珞珈法学派的可能”、[23] “一个成长中的学派”“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等等。[24]这些法学学派的提法也许不够成熟,也许还要继续深入探讨,但毫无疑问,它们的提出都是中国法学者对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法学流派的期待,是将流派志趣化为现实的构建流派化行为的可贵之举。未来中国法学流派的发展和形成,可能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无论如何,其前景值得期待。

   综上所述,中国法学者从呼吁“中国法学应该树立流派化意识”,[25]到中国法学流派化志趣的形成,中间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虽然流派暂时未有建立,前路仍然漫漫,但中国法学流派化志趣本身,已然让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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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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