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纵览中美经贸争端八十年

——从《购银法案》到史诗级贸易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4 次 更新时间:2018-08-01 21: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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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 (进入专栏)  

   前言

   本文以“《从〈购银法案〉到贸易战的八十年:中美经贸争端的回顾与启示》”为题刊发于2018年8月1日《光明日报》,几乎是整版,发表时略有删节,这里发出原稿全文。

   这篇文章否定了微信上广泛流传的一个“历史发明”——“假如小平同志在,就不会有贸易战”。错!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场贸易战、甚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场贸易战,就是小平同志主政时期打的,1979—1983年纺织品贸易战,对手是美国。在讲课时,我已经一再强调这一史实,这里再强调一遍。重申文章中这一段:

   “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铿锵有力地说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①]由于彼时正值美国挑起的纺织品贸易争端一步步迈向贸易战的升级期间,鉴于对美贸易在当时中国外贸中的分量,小平同志所说的‘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毫无疑问也包括美国主动寻衅挑起贸易战损害中国对外经贸利益。……由于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领导人维护中国合法权益的意志坚定不移,中国政府在这场贸易战中得以采取果断措施,最终赢得了比较合理的新纺织品贸易协定,为此后中国纺织业发展、为中国外贸发展创造了较好环境,更为今日应对美方强加的史诗级贸易战树立了典范。他坚决维护中国权益与推进改革开放并行不悖的做法,也给今天的我们许多启示。”

   重申本文结束语:

   “贸易战本身不是好事,但又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另类证明。以中国之大,我宁愿成为贸易摩擦的目标,也不愿沦为别国怜悯、同情、慈善的对象。为避免贸易战,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多年来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直到贸易战爆发前的最后一刻;既然事实已经证明某些事情不以人的善良意愿为转移,那么合理的选择就是挺身迎战。我们既要应对外部压力的挑战,又要把史诗级贸易战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一场难得的‘压力测试’,发挥我们体制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此为切入点推动改革和扩大开放,不断提高我们的效率,自强不息。”

   此次中美贸易战3月份打响以来,从中央党政部门到地方,我先后讲了10多场,接受了一些地方政府咨询相关事务,外加给金融机构讲了数场;先后写了几十篇文章发表,我目前所知者有中、英、俄三种文字。英文版刊发者包括《彭博商业周刊》,俄文版刊发者有俄罗斯政府报纸《俄罗斯报》。欢迎国内外转载、翻译,请注明作者。

   正在就此写小册子,也打算中英文一起出。欢迎感兴趣的机构来联系。

   7月13日给北京市政协讲课时公开了我提出的“国运之战”概念,伐交,伐兵,……,我们要为这场“国运之战”而奋斗,接下来的文章也将向社会读者讲述这个概念。

   文末有相关系列文章链接,欢迎阅读。

   正值八一节,向现在和曾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们致敬!

   八一前夕,撰文纪念牺牲于沙甸平叛的唐双津烈士(文章链接:梅新育:闻鼙鼓而思良将——纪念唐双津烈士),烈士的亲属、战友们不少人都读到了,还辗转找人联系到我,向我道谢。其实,应该感谢的是保家卫国的烈士和他的战友们,40多年来形势的发展也让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当年他们战斗的意义,我只是做了一个受保卫的中国人该做的事情。能够让烈士亲属和战友们感到慰藉,能够激励后来者学习烈士精神,这是今年八一我能够为我们军队送上的最好礼物。

   2018.8.1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对外经贸争端中,美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历时百年之久,跨越新中国建立前后和改革开放前后。而且,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浪潮,通常都与当时美国经济、外交战略变动紧密相关。

  

   一、《购银法案》摧毁中国财政金融体系

  

   中国近现代史上遭遇的历次经贸争端,论对中国经济社会最为创巨痛深者,莫过于美国政府1934年制订实施的《购银法案》(The Silver Purchase Act)。在中国这个当时世界上硕果仅存的银本位大国,这部要求美国政府持续高价收购白银的法案引发了白银流失狂潮和全面通货紧缩,结束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所谓“黄金十年”,终结了自明代以来沿用近四百年的银本位制度,摧毁了当时中国的财政金融体系,为1940年代中国市场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扫清了道路,也没能起到该法案倡导者所声称的“保护美国白银生产部门”的作用,大规模向美国武装走私白银攫取美国持续高价收购白银暴利的日本军阀成为最大受益者。

   从当时美国整个经济外交战略来看,《购银法案》又是美国国会1930年5月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Tariff Act)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发展。《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一举提高了890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引爆以加征关税为主要内容的世界性贸易战,45个国家为此提高关税以报复美国;但由于白银持续流入这个唯一银本位大国,当时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口岸城市得以在世界性通货紧缩浪潮中享受通货膨胀驱动下的繁荣。《购银法案》敲响了这一“繁荣”的丧钟,把中国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彻底拖入1929年以来席卷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的深渊。

  

   二、小平同志的对美贸易战[②]

  

   新中国成立后,在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上没有旨在争夺中国内部市场的贸易战,因为进口是按照计划执行的;而由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普遍遭受控制主流国际市场的西方国家种种贸易禁运、制裁措施,国内出口贸易并不发达,基本上也很少遭遇旨在争夺国际市场的贸易战。日益常见的贸易战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揭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战大幕的也正是美国。

   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建立正常经贸关系;当年,美国便单方面宣布对中国7大类出口纺织品实行限额。1983年,中美两国就走到了贸易战的地步:由于美方在纺织品贸易协定谈判中要求降低中国大陆的配额年增长率,中方理所当然不愿单方面让步,美国在谈判破裂后单方面宣布对中国纺织品实施新配额,中国则宣布减少或终止购买美国棉花、化纤和大豆。尽管双方最终于1983年9月达成了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定,但中美贸易摩擦的帷幕也就此全面拉开了。

   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铿锵有力地说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③]由于彼时正值美国挑起的纺织品贸易争端一步步迈向贸易战的升级期间,鉴于对美贸易在当时中国外贸中的分量,小平同志所说的“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毫无疑问也包括美国主动寻衅挑起贸易战损害中国对外经贸利益。当时,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了大体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整体经济实力与美国差距悬殊;1980—1983年间,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名义GDP,美国相当于中国的倍数依次为9.4倍、11.0倍、11.7倍和11.8倍(参见表1)。由于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领导人维护中国合法权益的意志坚定不移,中国政府在这场贸易战中得以采取果断措施,最终赢得了比较合理的新纺织品贸易协定,为此后中国纺织业发展、为中国外贸发展创造了较好环境,更为今日应对美方强加的史诗级贸易战树立了典范。他坚决维护中国权益与推进改革开放并行不悖的做法,也给今天的我们许多启示。

  

  

   三、“外贸奇迹”造成“怀璧其罪”

  

   以1979—1983年中美纺织品贸易战为开端,中国在不太长时间里就跃居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者,“蝉联”全世界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最大目标国迄今近30年之久。美国又长期是对中国发起贸易争端最频繁、最激烈、规模最大的国家,直至今年这场贸易战,一举将全球贸易史上双边贸易争端涉案贸易额纪录提高10倍以上。倘若特朗普如其所威胁的那样向中国全部对美出口都额外加征关税,这项历史纪录将提高百倍以上,由此创造的新纪录预计本世纪内无望打破。即使在成功应对解决了这场贸易战之后,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与其它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形形色色贸易战也不会断绝。昔日北美印第安部落“与狼共舞”,我们则要与贸易战共舞。

为什么?原因来自中美两个方面。在中国方面,木秀于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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