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科斯·C.皮雷斯 卢卡斯·G:新门罗主义与中美拉三边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 次 更新时间:2020-09-19 08: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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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斯·C.皮雷斯   卢卡斯·G  

   内容提要:特朗普上台后改变了美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方向,特别是对古巴政府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再次开启与该国的冷战。不仅如此,华盛顿方面将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两国政府视为威胁,企图颠覆两国政权。2018年9月,特朗普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宣称再次将“门罗主义”原则作为美国一项正式的外交政策,拒绝别国干涉西半球和美国自身事务。这是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直接暗示。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改变对中拉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特朗普政府正通过政治施压和激烈言辞遏制中国的参与。美国将门罗主义重新引入对拉政策的做法是否妥当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过去特别是冷战时期保证该政策有效的环境如今已不复存在,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冷战时期两种对立经济模式的竞争,而拉美地区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该地区很难再调整自身策略以适应美国的利益需求。

  

   关键词:门罗主义 拉丁美洲 美拉关系 中拉关系 中美贸易战

  

   作者简介:马科斯·C.皮雷斯(Marcos C.Pires),经济史学博士,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和科学学院教授、经济和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人、孔子学院董事会成员;卢卡斯·G.德纳西门托(Lucas G.do Nascimento),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社会学—国际关系与发展专业硕士研究生,金砖国家青年能源署(BRICS YEA)成员,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地缘政治、区域一体化和世界体系”课题组研究员。

  

  

  

   2013年11月18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美洲国家组织(OAS)总部发表演讲时称,“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理论上,该宣示结束了美国对拉丁美洲命运长达190年的强硬操控。此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4月10日第七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美国与拉美关系将迎来新时代,双方应超越过去的意识形态障碍,在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启新的伙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自美古双方2014年12月17日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以来,古巴领导人首次参加美洲国家首脑会议。

  

   特朗普上台后改变了美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方向,特别是对古巴政府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再次开启与该国的冷战。不仅如此,华盛顿方面将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两国政府视为威胁,企图颠覆两国左翼政权。另外,2018年2月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德克萨斯大学发表演讲,告诫拉美国家警惕中国的影响:“拉丁美洲不需要只想为自己的人民赚取利益的新帝国主义列强。”这一说法使人联想起美国历史上的门罗主义。2018年9月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宣称再次将门罗主义原则作为美国一项正式的外交政策,拒绝别国干涉西半球和美国自身事务。这是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直接暗示。

  

   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改变对中拉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特朗普政府正通过政治施压和激烈言辞遏制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参与。这与前总统乔治·W.布什和奥巴马当政时期所采取的策略截然不同,这两位总统大体上认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活动不会与美国的优先事务发生冲突。

  

   因此,本文旨在分析美国在与拉美关系中转变立场的动因,以及这一转变将如何影响中拉关系。为此,本文将努力探索以下几点:一是简要论述门罗主义在美拉关系史上发挥的作用,二是讨论中美对拉美政策的演变,三是梳理中美两国政治、贸易和科技争端及其在拉美的表现。

  

   一、门罗主义和拉丁美洲

  

   门罗主义以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的名字命名。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下的美洲国家纷纷独立,为了保护新生的主权国家免遭欧洲列强的干涉,门罗总统于1823年提出了该项政策。门罗主义包含三个要点:一是划分美洲和欧洲的势力范围,二是欧洲各国不得对已独立的美洲国家进行殖民,三是欧洲不得干预美洲的事务。尽管当时美国政府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执行这些原则,但却依靠英国的暗中帮助保护了美洲各国的主权,正如该地区的独立进程那样得到了英国的强力支持。

  

   随着美国不断谋求自身发展,其干预拉美事务的能力显著增强,在1846—1848年美墨战争中取得胜利。20世纪初,美国开始实行“罗斯福推论”政策,该政策是对门罗主义的扩展,允许美国使用武力保障自身在拉美地区的利益。由此,多个拉美国家被军事占领,如古巴(1906—1910年)、尼加拉瓜(1909—1911年、1912—1925年、1926—1933年)、海地(1915—1934年)和多米尼加(1916—1924年)。除了干预政策,美国还实行了所谓的“金元外交”,即“用金元代替枪弹”,主张支持美国的金融资本在拉美扩张,使得该地区形成对美国的依附关系。美国强行让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独立出来并建造巴拿马运河,正是体现该政策的显著例证,这与发生在中美洲的多起武力干涉如出一辙。巴西学者巴斯托斯曾说道:“即使美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武装干涉拉美地区,尽管佯装使用美元代替枪弹,但不断地在该地区攫取财富仍将导致诉诸武力。实际上,维持一个财政金融保护国地位的问题就在于难以将干预仅限于海关控制。为了维护政治秩序,掠夺他国财政盈余用以偿付美国债权人,美国需要更多地干涉别国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镇压拉美民族革命运动的需要与日俱增。例如美国掌管了多米尼加的税务当局,最终演变成1916年对该国的军事占领。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尼加拉瓜(1927年打击桑地诺领导的反美游击队)和海地(1917年)。”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奉行孤立主义,加之大萧条的冲击,美国宣称对拉美的政策要在之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只有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时,美国才宣布改变自身立场。从此华盛顿方面开始调整对拉美地区的政策,提出了所谓的“睦邻政策”,意在寻求将整个拉美地区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欧洲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日本军国主义。过去使用的武力和经济胁迫政策被日益增强的合作所取代,美国希望借此扩大对拉美投资,并在文化上建立前所未有的美拉友好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冷战时代开始,美国通过1947年签署的《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TIAR)寻求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联盟。该文件规定了西半球共同防卫条款,即西半球之外国家(当时特指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美洲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全体美洲国家的武装攻击。数月后,美洲国家组织于1948年4月成立,主要任务便是打击拉美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此后,美国再次采取干涉主义立场,蓄意破坏拉美左翼政府,资助多国政变。

  

   随着古巴革命的爆发、卡斯特罗政府加入苏联阵营,美国对拉美的干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古巴革命是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分水岭。1961年肯尼迪政府一方面寻求与拉美建立新关系,准备实施“争取进步联盟”(APP)计划,另一方面却秘密策划了一次失败的入侵,即“吉隆滩事件”。关于“争取进步联盟”计划的原则,肯尼迪阐述到:“……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能达到适当的生活标准、所有人都能享有尊严和自由的半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治自由必须伴随着物质生活的进步。我们的‘争取进步联盟’是一个由自由政府组成的联盟,必须致力于消灭在西半球毫无合法地位的专制统治。”

  

   “争取进步联盟”计划的短暂实行没有产生实际效果。美国的外交活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支持右翼军事政变,扼杀拉美人民的民主和民族主义愿望,镇压社会主义运动。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做法与拉美人民要求民主化和民族自决的声音背道而驰。仅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卡特总统当政时,美国才真正扭转了支持独裁的政策,转而捍卫人权并支持南美洲的民主过渡进程。然而,到了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加紧在中美洲反对社会主义运动,违反人权的活动变得十分猖狂。同时,令美国担忧的还有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拉美债务危机,这不仅严重困扰该地区的经济,而且威胁到美国银行业的稳定。

  

   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拉美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是推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自由政策。例如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12月举办的第一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提出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进入21世纪,美国国务院在拉美地区的政策重点首先是打击毒品贩运,其次是阻止非法移民。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活动普遍退潮,在拉美多国因左翼和中左翼政府上台掀起的“粉红浪潮”也加剧了美国的这一趋势。事实上,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对亚洲恐怖主义和战争的担忧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力。“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最终在2005年于阿根廷马德普拉塔召开的第四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被埋葬。

  

   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恢复了与古巴的外交关系,承诺与拉美国家之间建立公正的地区关系,这使得门罗主义出现了短暂的改变。如媒体所言,这一改变肇始于2013年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结束长达190年的门罗主义方针。然而特朗普于2017年上台后,重新将干涉主义原则带回华盛顿对付拉美地区的政治工具中,扰乱那些被认为对美国怀有敌意的政府,并企图阻止俄罗斯和中国等被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在该地区的活动。对此本文接下来作进一步分析。

  

   二、拉丁美洲成为中美

  

   政策争取的目标

  

   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国对粮食、矿产和能源等大宗商品的需求日益扩大。在此背景下,中拉关系自21世纪初期以来不断强化。从贸易总量来看,中拉双边贸易涨势惊人:2000—2016年间,双边贸易额从约150亿美元增加到2440亿美元,其中2014年高达2800亿美元。中国在拉美主要的贸易伙伴有6个国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此外,促使中拉关系增强的因素还包括持续的融资优惠和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些投资集中在石油、电力、农业综合企业和耐用消费品等领域。

  

   除了经济层面,中国还希望与拉美地区深化政治交流,突出双方作为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广泛合作空间。2016年11月中国政府发布第二份《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重申了2008年出台的第一份对拉政策文件中的要点,指明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领域具体的合作机遇。这一合作前景在《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年)》中得到体现。该文件由2015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简称“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其结构可以被概括为“1+3+6”合作新框架。“1”代表该规划本身,阐明2015—2019年阶段将开展的具体项目;“3”是指三个关键的合作引擎,即贸易、投资和金融;“6”是六大重点合作领域,即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和信息技术。

  

为了进一步提升双边合作水平,2018年1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的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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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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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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