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宏宝:哲学与隐喻

——对哲学话语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7 次 更新时间:2018-07-31 0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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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宏宝  

   内容提要:哲学被认为是一个由冷推理构成的世界,但如果我们从语言的本性、哲学的修辞写作和哲学建构意义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就会发现隐藏于哲学的冷推理之下的隐喻面孔。隐喻无疑对哲学是危险的,它诱惑理性出轨。但如果哲学没有隐喻,那将对哲学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因为那样的话它将既不可能讨论可能世界,也不能畅明人类对其可能道路的询问和自由实践的价值判断是如何深度介入到了哲学认识论的建构之中的。因此,对哲学话语中隐喻介入意义建构的揭示,将使我们突破规范哲学的单一的逻辑范式,形成一种在逻辑与隐喻思维张力关系中的哲学认识论新范式。

   关 键 词:哲学  隐喻  表征  修辞  写作  认识论  philosophy  metaphor  representation  rhetoric  writing  epistemology

  

  

   追问哲学与隐喻的关系,不仅是思考哲学文本中如何使用隐喻的问题,更在于思考哲学的表征问题。所谓哲学表征,就是哲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其通过支配符号的配置、空间分布,以达成与世界的意义关系和其自身呈现意义的方式,并以此将自身与其他话语实践区别开来的方式。

   对哲学自身的表征问题的思考,意味着哲学对自身作为一种话语类型的自觉。这种自觉自哲学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出现。老子对语言的怀疑,柏拉图为了确定的知识而对几何证明的诉求,都是对哲学表征问题的自觉。但对哲学表征问题的持续关注,在西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就一直聚集在哲学表述的逻辑证明之上,并把哲学论证的规范的形式化视为其客观性的唯一可能;同时把隐喻排斥在哲学之外,归入修辞学和诗学的领域。隐喻遂被当作哲学的敌人,是对理性逻辑的威胁。不过,此间夹杂着两种对立的态度:“对隐喻的研究有漫长的历史,贯穿其历史,隐喻与哲学之间有着一种既狂热、有时又轻薄但牢固的关系。哲学时而拒绝、时而拥抱隐喻。柏拉图自己就是一个隐喻大师,但他蔑视雄辩的华丽辞藻。亚里士多德,一个平淡的作者,在他的论诗学和修辞学著作中,却赋予隐喻以正当性。……洛克对形象语言的公开指责则为哲学中蔑视隐喻确定了腔调——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联合起来的姿态。只有那些与浪漫传统有关联的哲学家们关注于隐喻的重要性。”①与此同时,传统中国哲学却走着一条属于自己的、一种解释学的道路,隐喻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哲学写作本身来看,有哲学史以来,没有一个哲学家不使用隐喻,且这些隐喻在大多数哲学家的哲学表征中起着重要的建构作用。老子的“道”隐喻,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笛卡尔的“光隐喻”、马克思的“幽灵隐喻”、海德格尔的“家隐喻”……都是些深具结构意义的隐喻。隐喻在哲学厅堂中扮演着非常重要但复杂的角色,具有多样面孔,有时是戴着面具的隐士,有时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桥梁,有时则是把经验的地气接入干瘪的概念内室的根须,有时是不同领域之间碰触的交际花……就此看来,哲学话语并非由纯粹的概念构成的“干货”,在干瘪的概念建筑的空隙,隐喻像风、雨、闪电和空气穿过,在其间布下花和苔藓、青草和荆棘、生命与死亡、欢歌和低沉的喃喃细语。诺瓦利斯把哲学界定为“归家”,自那以后,这个“归家”的哲学隐喻曾经图绘了许多哲学家的哲学之旅。只要哲学是“远行”与“归家”的旅程,那么哲学话语流淌的河床就不是理性的逻辑,而是隐喻。

   本文力图通过语言的本质、哲学写作和哲学话语的意义传达三个方面,阐释哲学在逻辑面孔之外的隐喻面孔,并据此对所谓的规范哲学进行认识论的反思。

   语言对于思想具有优先性和首要性。哲学表征中不可被减缩的隐喻,正是基于语言本身的源初隐喻性而被赋予的。

   关于语言本身的隐喻本性,有两种理论,一种是思想家们阐述的语言起源理论;一种是结构语言学阐述的语言深层结构理论。关于源初语言的隐喻性的最有影响力的阐释来自卢梭、赫尔德和尼采。卢梭在其《论语言的起源》中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的强烈情感的表现,语言生成的动力不是去说,而是去呈现。因此,源初的语言就是诗,是歌唱,其最主要的特点是象征、隐喻以及音乐性。只是到了后来,由于交流的复杂以及对知识的诉求,语言才从诗性的、隐喻的状态演变出对字义的严格和清晰的要求,即音乐语言转化为概念化的语言。②赫尔德则认为,自然语言是人的痛苦的呐喊和自由表现,是感性器官的歌唱;但真正属于人的语言是与人的知解力的区分性能力一同发展起来的,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人类理性的发展,反之亦然。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的情感表现的语言与理性的语言是完全区隔的,而是前者还会残余在后者之中。③卢梭及赫尔德的关于语言起源的情感表现理论,遂触发了浪漫派的语言观。浪漫语言观是把语言与神话、音乐和诗歌结合起来,来揭示语言的起源的表现性、诗性、隐喻性和象征性等特征的,并由此把源初语言与源初同一性本体结合起来。在这种浪漫语言观中,语言的概念性和对现实的指涉性、再现性都被看作是语言的隐喻性和诗性之后才产生的。自卢梭、赫尔德和浪漫派之后,隐喻就从此前的语文修辞学领域,转变为语言的本性问题。这一转变意味着语言问题变成了首要的心灵问题。

   尼采继承了卢梭、赫尔德及其以后的浪漫语言观,在其生前未发表的《音乐与词语》(1871)、《非道德感中的真理与谎言》(1873)等早期文献中,就开启了用源初语言的隐喻性来揭穿概念语言的老底的批判历程。他认为,音乐和言语的驱动力是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游戏、感性、意志的行动等。但发出的声音并非就是意志或情感本身,只是象征了它们,因此也就只是表象。④“这种创造者仅仅指派事物与人的关系,他设下了大胆的隐喻,一开始,一种神经刺激被转换成意象,这是第一次隐喻;转而,这个意象在声音中被模仿,第二次隐喻。每一次都是完全的领域跳转,正好进入完全的和不同的领域之中。……当我们谈论树、颜色、雪、花时,我们相信我们知道关于某物的某些方面,而事实上,我们拥有的没有别的,只有隐喻。这种隐喻决不对应本源实体。在同一方式中,声音显像为沙子雕像,所以该事物自身的神秘X首先作为神经刺激出现,然后是一种意象,最后作为声音。”⑤尼采在此提供了语言发生学的描述:每一个词语都是经过双重隐喻而形成的,即从神经刺激投射为心中的意象,再将心中的意象转换到(言语的)声音意象。语言是在感性活动中产生的,只涉及人对事物的感性幻象的隐喻投射,因此也就是隐喻性的,而非理性逻辑的。它并不对应事物的本质。

   尼采据此来解释概念的生成。每个词,只要我们不再设想它是独异的和完全个别的源初经验的唤醒者时,它就迅速变成概念。概念形成于使不相同的事物相同的时刻,是我们忽略掉事物的感性独一性,忘记个体差异,而把有差异的事物归入一个相似情形或形式之下的结果。“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他现在把自己的行为置于抽象的控制之下,他不再容忍被突然的印象、被直觉带走。首先他将所有这些印象普遍化为没有色彩、冷冰冰的概念,这样他就能托付他的生活于这种抽象的向导,并组织它们,每样使人区别于动物的事物都依赖于这种能力,以将知觉隐喻发挥为一种图式,并因此将意象溶解为概念。”⑥在此,尼采把感性词语(语音)转换成概念的过程,归结为知觉隐喻的图式化和固定的习惯。概念并不触及事物的本质,而只是被抹去了其源初独一性,感性的、新鲜的东西并被凝固为惯例或图式而已。这样,每个人就不再面对那个最初印象的世界,那个充满活力和独一性的意象之流的世界,而是面对一个更固定、更规则和被清晰界定的世界。

   在尼采看来,每一个概念都掩埋着死去的隐喻的幽灵。因此,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哲学在求真理的驱动力下的表征过程中,从来就没有彻底摆脱过隐喻和幻象。“什么是真理?一个由隐喻、转喻和拟人化构成的移动的大军,简言之,一种人的关系的总和,它被以诗的方式和修辞的方式强化、转换和美化,它在长期使用之后,对人来说,似乎被固定、经典化和约束。真理是我们忘记其为幻象的幻象——它们是隐喻,只是已被损耗用旧,其感性力量被榨干;是一枚失去了其印花图案的硬币,现在被认为是金属,而不再是硬币。”⑦尼采在此揭示的是在概念抽象而光滑的外表下面的隐喻的幽灵。尼采的上述观点被德里达完整地继承下来,形成其在《白色神话》中对西方哲学话语的解构主义批判。

   上述浪漫语言观和尼采关于语言起源的思想,被恩斯特·卡西尔从新康德主义线路上纳入到作为“扩大的认识论”的“符号形式的哲学”之内。这种“扩大的认识论”不仅要把神话、语言、宗教和艺术等符号形式纳入到认识论,更重要的是把符号形式与人的心智的赋形能力关联起来,认为人类不同的心智能力会产生不同的符号形式,而不同的符号形式会呈现出现实的不同面相。因此符号形式并非复制现实,而是把它们提升到一种普遍形式中。就语言而言,源初语言是神话思维的产物,每一个词都凝聚了感性的丰富性于自身,词不仅代表了事物,而且就是事物。因此是富有“魔法的”,也是隐喻性的:直接印象的混乱如何只有当我们“命名”它并这样使它洋溢着语言思想时,感性的丰富印象通过“命名”而变得有序和清晰。“通过语词而获得这种差异性和固定性,不仅它通过它们而指派了一种确定的理智品质,且凭借它,它们现在被提升到了仅仅为所谓的感性品质的直接性之上。这样语言就变成了人类精神的基础工具之一,通过它我们从纯然感性的世界进步到了直观和理念的世界。”⑧这就是语言的源初隐喻性。只是到后来,这种源初的隐喻性语言,一部分转向了认知,发展出了逻辑语言。但源初隐喻性语言并没有因此消亡,而是转向了艺术性的语言。

   但是,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卡西尔关于隐喻性最后只存在于艺术性语言中的观点,因为如果源初语言是隐喻性的,那么这种隐喻性就必然是语言的深层结构,对隐喻的创造和理解必是以这种深层结构为基础和保证的。因此,对语言的隐喻本性的揭示,不仅要从起源上,而且要从语言的共时结构来思考。对此,现代结构语言学提供了关于语言深层结构的隐喻本性的理论。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是任意的。词语的意义形成,并不依赖于它们与所指的外部事物的牢固、原始的关系,而是依赖于语言内部的差异区别系统所形成的深层结构。这种结构在纵聚合关系和横组合关系中运转。横组合关系基于句子中词语出现的前后序列。这是它的语法-逻辑维度。但是,这种已出现的词语的前后序列并不能完全决定出现在句子前后序列的词的意义,词的意义还要由在句子中没有出现、但在语言中同时存在的其他词以及词与词之间的差异区别系统来决定。后者即构成了纵聚合关系。这就意味着,词的意义并非直接的指涉,而是在其所不是的差异区别系统中被喻指的。这是隐喻得以形成的根基。

在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雅各布森发展和补充了语言符号的功能理论。所谓功能就是信息对某一因素的特别集中关注。他认为,任何信息都可以有六种功能:情感功能、意动功能、指代功能、符号语言功能、交际应酬功能和诗的功能。在任何符号系统中这六种功能都会同时出现,没有只由一种功能构成的符号系统,但也并非所有这些功能在文本中都处于同等水平或同时占支配地位。形成一个文本,就意味着某种功能会占显著的支配地位。⑨由一个或两个功能占支配地位的情况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本符号系统,并使它与其他文本区别开来。这就是“主导型”(dominant)。如果对语言符号本身的表达的关注占支配地位,语言信息便被称为“诗的”或“美学的”。⑩反过来说,如果某一文本对语言的使用被上述第三和第四种功能所主导,那么它就是认知的和逻辑的。另外,雅各布森还认为,任何言语行为都在两极之间运作,即言语行为的组织中的相似性原则与相邻性原则。这两极相当于索绪尔的纵聚合关系和横组合关系。与传统修辞学联系起来,那么隐喻与言语行为的相似性或纵聚合关系有关;而转喻或换喻则与相邻性或横组合关系有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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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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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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