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历史瞬间和特征化事实: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及其新内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2 次 更新时间:2018-07-30 22: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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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历史瞬间(事件),分别从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农业及农村产业中“退出”(exit),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流动”(mobility),以及在居住、就业、社会身份等方面“进入”(entry)城市及其部门和社会三个角度,叙述了同时作为改革过程和发展过程的中国特色城市化。文章指出,中国以城市化为代表的改革和发展经验,可以回答下列问题并且解决一般的发展问题:第一,通过改革解决生产要素积累的激励问题和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机制问题,把必要条件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第二,立足于劳动力重新配置从而促进更加充分就业,把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融为一体,由此获得全社会对改革的共识,使之得以持续推进;第三,随着发展阶段变化,不断调整改革的重点,以保持和挖掘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增长。在1978-2016年期间,中国的实际国民总收入(GNI)年平均增长9.6%,是这一时期世界上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增长速度。不容忽略的是,同一时期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也是世界上最快的。这一期间,中国城市化率从17.9%提高到56.8%,每年以3.08%的速度提高,不仅远快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0.33%)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39%),也明显快于更具有可比意义的处于相同人口转变阶段的“晚期人口红利国家”平均水平(1.75%),以及处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65%)。这个时期世界城市人口的增量,25.6%的贡献来自于中国。而中国这个时期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是紧密相关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前者是后者的实现方式,两个“奇迹”是同一个事物。

   一些关于中国高速增长的研究,或者无视这一增长的必要条件,降低了自身对于中国经济长达40年高速增长的解释力,或者干脆否认存在这样的必要条件,致使尽管一次次判断失误,却还乐此不疲继续唱衰中国经济。不仅如此,不能恰当地找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还导致过度强调经济增长的需求视角,而忽略供给视角,至少从两个方面造成对中国经济的误读和错判。

   第一,不能准确认识中国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以及这种禀赋被转化为比较优势的中国特色方式,在面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获得的国际竞争力时,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不惜质疑甚至尝试修正信仰了200年的比较优势原理,或者干脆放弃自己不言自明“坚信自由贸易”的誓言。如此,把世界经济不平衡或者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归咎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在民粹主义政治和保护主义政策倾向日趋增强的情况下,形成针对中国的经济贸易摩擦。

   第二,不能准确认识中国高速增长的供给侧驱动力及其伴随发展阶段发生的变化,在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下,一些中外经济学家倾向于从需求侧寻找答案,或者提出需要把经济增长拉动力从出口转向消费这种道理不偏,却不直接对症的建议,或者得出需要政府加大对投资的刺激力度这样的结论,冀图靠需求回归以前的增长速度。基于这类有意无意忽略经济增长供给侧因素,无视发展条件及其变化的认识,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无异于缘木求鱼。

   了解改革开放时期与人口转变一个特殊阶段的高度重合,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在1980-2010年期间,中国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以年平均1.8%的速度增长,而该年龄之外的依赖型人口则基本处于零增长状态(-0.2%)。两类人口增长形成的这种剪刀差态势,同时也表现为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创造了这个时期独有的人口机会窗口。

   中国这一得天独厚且机不可失的人口红利,并不只是表现为劳动力的充足供给,而且体现在描述经济增长的总体生产函数等式右边的几乎所有解释变量中。首先,较低且持续下降的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充足和质量改善对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贡献。最后,剩余劳动力和冗员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产业、行业和地区之间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经济学家在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分别实际检验了上述假说,从而证明人口红利是中国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然而,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还是其他具有类似人口转变特征却未取得不凡增长绩效的国家,都提供了现实的证据,表明仅仅具有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高速增长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效的生产要素积累的激励机制和生产要素配置的经济体制,以便把有利的人口结构特征转化为相应的经济增长。换句话说,经济改革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充分条件。同时认识到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以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说才是符合科学的,使我们能够正确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对未来做出准确展望,并揭示出相关的政策含义。

   过去40年中国快速城市化所体现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以及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重新配置,全面刻画了相关改革如何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的体制障碍,把有利的人口特征转化为高速经济增长、显著结构调整和深刻社会变迁。因此,城市化推进的过程及其揭示的体制变革、结构转变、增长贡献和分享效应,可以成为改革开放发展分享全过程的一个全方位缩影。

   本文从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农业及农村产业中“退出”(exit),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流动”(mobility),以及在居住、就业、社会身份等方面“进入”(entry)城市及其部门和社会三个角度,叙述同时作为改革过程和发展过程的中国特色城市化。本文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历史瞬间(事件)来折射恢弘的改革开放发展历史画面,并尝试从经济学角度概括相关的特征化事实,作为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智慧的阶段性努力。

   在任何存在过人口红利的经济体中,这一发展条件都终将随时间变化而式微乃至消失。中国也正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上。相应地,经济增长各种因素的作用也必然发生变化——不仅是相对程度的变化,甚至是方向性的逆转。例如,在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条件下,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变为负面,就是最为显而易见的情形,而其他增长因素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变化则更为复杂。无论怎样,传统增长源泉终究要转向新的、更可持续的增长源泉。本文也对概括的特征化事实进行拓展,由此入手提出通过改革获得新增长动力的政策建议。

  

   一、关于改革的三个历史瞬间

  

   历史进程固然是按照内在的发展逻辑连续发生的,然而,其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常常会独立地显现出来,形成承前启后的标志性节点,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具有这样标志性意义的时间节点不胜枚举。本文着眼于选择那些既具有重要转折意义,又具有较强叙事特点,并且易于以经济学概念表达的历史事件,以便按照整个改革的内在逻辑,以这些经典瞬间把各个时期、不同领域和独立板块串连起来,在叙述改革过程时体现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

   (一)改革历史瞬间之一: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

   安徽省凤阳县位于中国南北方自然分界的淮河之畔。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家乡,凤阳花鼓更是远近闻名。自明清时起,凤阳即以“三年恶水三年旱、三年蝗虫灾不断”的常年灾害和极度贫困著称。由于成群结队的灾民身背花鼓逃荒要饭,凤阳花鼓也成为贫困的凤阳县的一个文化符号。不过,到了1970年代末,凤阳只是人民公社体制造成的贫困恶果的一个缩影。1978年,中国农村全年人均收入不足100元的绝对贫困人口,足有2.5亿。

   1978年12月的一天,小岗村的农民按照多年的习惯,准备外出讨饭自救。然而,1978年注定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12月18日至22日,1000余公里之外,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

   小岗村的村民未必知道这个会议的召开以及会上讨论了哪些问题,并且,事实上当时会上通过的文件也没有明确肯定任何一种改革做法。但是,政治气氛毕竟已经不同。这一次,村民们觉得可以有与逃荒要饭不同的选择了,开始酝酿摒弃生产队大呼隆式的劳动方式。在那个时代,这仍然是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于是就有了18家农户写下字据,各家的户主纸上有名,并以红印泥摁下手印,一致决定实行包产到户并承担可能的政治后果。

   包产到户或其更彻底的形式包干到户,被统称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其实,在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的同时,中国各地特别是四川、安徽和内蒙古的很多地方也都悄无声息地开始了这类试验。随后几年在全国得到推行,并导致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1980年初,中国实行家庭承包制的生产队仅占1.1%,同年年底即增加到20%,而到1984年底,这一经营形式便覆盖了100%的生产队和97.9%的农户。农村这项改革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初突破。而小岗村的颠覆性制度创新,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先行实践。

   实行家庭承包制的直接目的,是改进对农业生产和劳动的激励机制,给予农户经营自主权和对剩余产品的索取权。进而,这一激励机制的改善及其刺激农业增长的显著效果显现出来之后,按照改革的内在逻辑以及从随后实际发生的情形看,这一改革的核心更是赋予了农户配置生产要素的自主权。也就是说,随着农业中劳动力剩余状况的显性化,劳动力开始退出低生产率的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和农村之外,转移规模则一步步从小到大。

   (二)改革历史瞬间之二:邓小平南方之行系列讲话

   早在改革之初的1979年,在邓小平提议下,中国的决策层就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和汕头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建立出口特区(后来称作经济特区);随后于1984年开始又陆续确立了一批沿海开放城市;1988年成立海南省并设为经济特区。若干年后,这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发展效果如何,产生了哪些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对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992年1月17日,年届88岁、已经退出领导岗位的邓小平登上南行的列车,开始了他为期逾一个月的南方之行。从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中深圳和珠海就属于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上海则是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载入中国改革开放史册的,是邓小平在视察途中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谈话。

   概括系列讲话中最振聋发聩、对当时的中国最具有针对性、后来也成为改革指导思想的内容,可以说是对几个关键问题的回答。第一,改革是什么,为了什么。改革就是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第二,如何评判改革成败得失。就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如何加快改革步伐。不争论姓“资”还是姓“社”,市场是一种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些讲话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也是邓小平的一贯要求:改革开放的步子要加快,发展是硬道理。

邓小平讲话产生的震动效果是惊人的,经过一番周折后在最高领导层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改革开放发展的步伐从此大幅度加快。无论是观察经济增长速度指标,还是观察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出口增长等反映经济外向型水平的指标,都可以看到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显著发动作用。沿海地区外向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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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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