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悦晗:市场、职业工会与行业秩序重建(1945—1949)——以杭州脚夫业纠纷案为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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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悦晗  

   【内容提要】 1927年至1937年间,国民党政权通过政治高压以及对劳工组织的不断约束和管控形成了“强国家、弱工会”的关系模式。抗战胜利后工商业重建的过程陷入行业生存竞争加剧、从业者边界收益递减的“内卷化”停滞状态,又使国民党政权与劳工组织之间呈现出“弱国家、强工会”的关系模式。职业工会通过归并从业者、侵占既得利益、碾压生存空间等方式,强行扩张行业边界与组织规模,使市场竞争恶性化、行业秩序无序化,体现出“强悍”一面。地方政府既不愿过分使用暴力手段强制约束劳资双方,又未能用制度化方式消弭纠纷,抑制职业工会的扩张与越界行为,无法凭借职业工会的组织纽带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体现出“弱势”一面。战后职业工会介入市场与行业秩序的行动方式既无益于多元主义所主张的自由竞争与多元利益主体的形成,也有悖于法团主义所要求的利益组织化与社会整合功能的实现。

   【关键词】 职业工会,法团主义,市场,行业秩序,脚夫业

  

   《清华学报》1926年第1期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劳动问题讨论》的文章,作者是经济学家陈长蘅。陈长蘅注意到以“肩挑贩卖、推车抬物”为工作内容的“前现代”劳工群体与现代工业和工厂制度的疏离,并认为应当通过工会加强对该类劳工群体的组织和团结。“现时不在工厂商店或农家工作,而独自肩挑贩卖推车抬物及其他自食其力之各种散工,彼等富于独立奋斗自己谋生之精神,与工厂条例大都不发生关系,但与工会条例则颇有关系,故工会条例亦宜妥为制定,以为劳工团体之权利保障焉”。①

   陈长蘅此文道出了一个客观存在,却长期被忽视的现象,即现代中国的劳工群体与工会组织中,占绝大多数的并非依附于现代化工业生产环境的产业工人及工会,而是以各种手工业与体力劳动为业的职业工人及工会。长期以来,前者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力量,后者则被视为工人队伍中落后的、需要被动员及改造的“非革命”力量。本文跳出“革命”与“非革命”二元对立的窠臼,针对法团主义理论的盲点,引入市场与行业秩序视角,以抗战胜利后杭州地区脚夫业纠纷案为对象,考察职业工会在战后工商业重建的过程中,同市场与行业秩序三者之间的互动,并分析这种互动如何影响到战后国民党政权对城市社会的整合。

  

一、问题的提出

  

   多元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与国家应该是分立的,市民社会是一个自主活动的领域。社会中的权力是多元的、分散的,不同的社会群体通过组织社团参与选举竞争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②作为旨在解决多元主义难以克服的社会组织之间冲突的替代方案,法团主义的观点主张由强势的国家限制利益群体的自由与行动,同时吸纳利益群体与社会组织进入国家政权的层级序列,代表组织成员利益,参与政治与公共政策过程。由于法团主义理论不相信多元主义所主张的由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协调利益主体的分化能够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公共体系,研究者将关注点放在国家政权向社会组织的授权以及社会组织代表政权执行社会整合功能等方面,鲜见对市场、自由竞争、行业秩序等多元主义侧重的问题展开讨论。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在一个由全能式国家政权支配,垄断性、层级性的社会组织体系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下,市场问题不重要。恰恰相反,晚近以来的社会学与历史学研究均出现了对市场与行业秩序问题的关注。在历史学层面,由于近代中国社团史研究将重点放在商会、同业公会及行业协会等经济社团身上,研究者开始关注民国时期市场秩序与行业规范的建构与形成,强调社团与行业经济、市场制度变迁的结合等问题。③在社会学层面,研究者通过对特定产业链做个案观察,分析市场结构变迁与秩序转型背后的社会机制,探究市场孕育及发展的社会逻辑。④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多以同市场关系密切的经济类社团或产业链为观察对象,尚未注意发掘作为政治类社团的工会与市场之间的内在关联。必须看到,依托相关产业或行业的工会组织,尽管被革命政党抑或国家政权赋予了社会整合的政治任务,但其行动必然牵涉与市场及行业秩序之间的关系。晚近关于近代中国工会组织的研究引入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视角,对工会的组织制度、运作机制、政治参与以及社会整合等问题展开结构-功能主义式的分析,并涉及工人日常生活、工潮、劳资谈判等问题。⑤尽管上述研究在史料发掘、视角与结论等方面均突破了早期工运史范畴下的工会研究路径,但研究者大都将重点放在钢铁、纺织、铁路等大型工业的产业工会,忽略了手工业、搬运业等劳动形式分散、生产方式落后、资本数额较小的职业工会。近代中国的职业工会在规模与数量上远远超过产业工会,在组织结构、角色定位以及政治参与方式等方面也更接近同业公会与行业协会,侧重协调劳资关系、市场关系与行业秩序。如果说依托规模性、垄断性强的行业的产业工会因被革命政党与国家政权动员而呈现出“强国家”“弱市场”的特点,职业工会则因更加依赖行业所依托的市场与行业秩序而呈现出“弱国家”“强市场”的特点。引入市场与行业秩序视角,考察特定时段下职业工会与市场及行业秩序之间的互动,并分析这种互动如何形塑社会结构,既有助于推进社团史研究,也有助于拓宽法团主义视角的关注范围。

   早期工运史范畴下的工会研究旨在凸显工会组织对工人的阶级意识与抗争行为的启蒙和引领,论证工会组织在共产党革命中的政治合法性。晚近以来,研究者致力于发掘近代中国工人群体与组织“落后”与“非革命”的一面,认为近代中国的工人群体并不具备相应的阶级意识与抗争能力,他们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反抗旨在争取现实利益。地缘关系网络、前现代生产方式等因素不仅导致他们内部的分裂,也限制了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形成。⑥问题在于,“落后”与“非革命”的特性并非晚近研究者的独创发现。民国时期的不少劳工调查报告中均提及此问题。国民党中央民众指导委员会1934年编写的《二十二年度劳资纠纷调查报告》中即已提及劳工群体内部的差异及其在劳资纠纷等问题上的行为方式。“全国除少数都市,工业发达,容有相当之产业工人外,余则工人之种类无一定之分际,工人一身而兼数部门之工作者有之,半工半农者有之,其意识恬淡,劳资关系之维持,迥不若新式工业之严格,即发生纠纷,亦常以私谊予以解决,其与社会之影响,远不若各大都市之严重也。”⑦必须看到,近代中国工人与工会依托的是一个剧变的社会与政治环境。国家政策与领袖言论等影响劳工政治的外部因素存在诸多变数。在政府与资本家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工人与工会,必须尽一切可能,借助既有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及对政策条文等外部合法化资源进行有利于自身的解读和阐释,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审时度势、善于利用各种资源的特点使得近代中国工人与工会组织呈现出集“革命”与“非革命”于一身的双重特点。因此,必须跳出“革命”与“非革命”二元对立的问题预设窠臼,用更具穿透力的理论视角加以统摄。市场与行业秩序,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观察视角。

   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后,在城市社会建立了有效统治,社会冲突大幅减少。国民党从一个具有群众参与的动员型革命党蜕变为一个以政治控制为主的执政党。⑧国民党政权将工会列入“人民团体”范畴,按纵向职能而非横向利益建立起非竞争性、垄断性的工会组织体系。“人民团体由民众自行组织,惟须接受党部之指导与协助及政府之监督。……凡一县市区域内之工会得联合成立总会的组织,以该区域内各个产业工会、职业工会为其基本团体。”⑨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权扶持了一批官办工会。“自从1924年《工会法》颁布以后,各地依法改组或组织成立之工会,因限制太严,故成绩颇少”。⑩1927年至1937年间,国家主义的工业化过程、工会的重组、劳资法规的制定以及共产党力量在城市的弱化使得国民党政权与工人处于一种稳定和相互依赖的境况。11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国民党政权失去了同工人群体维系脆弱联盟的机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为了强化对社会的管控与整合,各地方政府普遍建立了类似于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的从总工会到各产业、职业工会的纵向层级体制。12而战后城市工商业重建的过程,也是各行业在相互摩擦碰撞的纠纷中重新确立行业边界、重建行业秩序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涉及行业组织内部的资源整合,又有工会及地方政府的主动或被动介入,是一个由多方力量涉猎其中的、持续的、动态的过程,存在大量因行业边界定义不清、权责边界模糊而引发的行业纠纷。问题在于,战后以法团主义模式组建的工会组织,如何介入市场竞争与行业秩序的建构?对该问题加以考察,有助于从微观层面理解战后国民党政权在经济政策层面市场化的努力,为何以失败而告终。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得中国政治中心南移,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浙沪地带成为国家政权统治的强势地带,浙江成为国民党能够全面控制的为数不多的省份之一。13民国时期浙江省工商业发展迅速,省会杭州市登记注册的职业工会在规模与数量上位居浙江省内前列。在杭州的职业工会中,脚夫业工会颇具代表性。杭州自古以来即以航运业发达著称。杭州市内河道遍布,水陆交通向来便利。隋唐以降,京杭运河贯通杭州城区,肩负着杭州对外的贸易集散功能。清末民初,杭州江墅铁路通车运营,运河的长途贸易运输功能开始减弱,转化为地方性短距离运输功能。适应中短途运输功能的轮运业、木帆船排筏运输业、造船业,以及与之相关的过塘行、报关行等,其发展速度和规模都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水平。14规模庞大的杭州客、货轮航运业市场,催生出一个依托市内各埠头、货运站、车站,以搬运、装卸货物为生计的脚夫工人群体。15抗战前,杭州市内埠头共计有65家。各埠头的脚夫工人规模不等,“大者挑工六十余人,小者挑工七八人”。16抗战前,杭州市政府组织成立了多个从事码头搬运业为主的职业工会——德胜埠脚夫业职业工会、二十二桥埠挑夫职业工会、江干脚夫业职业工会、拕17木业职业工会以及柴炭挑运业职业工会。18抗战期间,这些职业工会未及发挥作用便寿终正寝。抗战胜利后,各级人民团体纷纷整改复原。杭州市脚夫业职业工会于1946年11月成立。其组织章程上规定入会资格为“本市水陆各站埠之肩挑、拕背、装卸及赶猪牛羊等为业者”。19会址设在江干区扫帚湾216号,会员共计1142人,陈夏牛出任理事长。20拕木业职业工会也随之成立,由曾在绍兴县警察局供职的孙秉裕出任书记,负责组织工会。21然而在章程中,无论是脚夫业工会抑或拕木业工会,两者均未明晰各自的业务边界,而是用一种措辞含混的语句,试图将各类从事搬运装卸工作的工人都纳入自身范围之内。事实上,战后杭州脚夫业工人自组建职业工会后,便麻烦不断。

   杭州市档案馆收藏的民国档案中,有内容相对完整的战后杭州脚夫业行业纠纷档案。该部分档案资料不仅完整呈现了多个脚夫业纠纷案的过程全貌,更有助于研究者通过这些个案考察工会、行业主管部门、政府等各种政治与社会力量介入与处理矛盾纠纷的方式。本文拟以该部分档案材料为主,参以相关文献,通过对多个脚夫业纠纷案的个案分析与比较研究,考察战后工商业重建过程中,职业工会如何介入市场竞争,进而影响到行业秩序建构以及国民党政权对城市社会的整合。

  

二、业务切割与从业门槛之争:江干区海月桥纠纷案


民国时期杭州的脚夫工作组织,“集于江干、闸口两地者最多,约三十家”。 22原因在于这两个地区位于宁绍平原的转运要道,搬挑工作繁剧,故挑埠亦较多。由于没有钱塘江两侧令人生畏的江滩,杭州城区内运河各段河岸从事挑埠装卸工作的地点相对固定,为特定群体把持相关业务提供了契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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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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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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