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民:新“里昂惕夫之谜”:贸易失衡的超边际分析

——兼论中美贸易摩擦的理论根源与演变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5 次 更新时间:2018-07-19 11: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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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从301调查到关税清单再到直接禁售芯片,美方的行动不断升级。面对美国的制裁行动,究竟应当如何应对才是理智的选择呢?为此,我们需要理论的指导、理性的思考与正确的策略。

  

几个基本的理论概念:贸易、贸易外部性、贸易失衡

  

   在讨论中美贸易摩擦(或贸易战)之前,我们先有必要弄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以便对此问题的讨论更加符合学术规范和更加易于形成基本共识。

   (一)贸易的重要性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贸易决定国家的兴衰。阿拉伯文明是伴随着丝绸之路的终结而走向衰落的。中国明朝政府1443年禁海,1800年欧洲崛起之后仍然不愿开放市场、走向贸易富国之路,导致长期的增长停滞,最后通过一场失败的战争而被迫开放贸易,错失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机遇。意大利虽然是欧洲最早开展海洋贸易的国家,但是由于其贸易被局限在地中海,没有走向远洋,格局太小,终未形成大器。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最早走向远洋的国家,但是这两个国家虽有远洋,却没有贸易,特别是西班牙,虽有无敌舰队,最后还是败下阵来,成为欧洲少数几个从未崛起、也从未衰落过的国家。荷兰通过远洋贸易而崛起,通过香料贸易而成为海上马车夫,但是最后却因一场郁金香泡沫而倒下。

   随之而来的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日不落帝国”,关键的原因正在于:第一,不是简单的做贸易中介,而是通过本土生产、出口贸易成长为工业化强国。第二,通过开辟通向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新航线,把贸易做到了全世界;第三,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加上金本位下的固定汇率,起到了促进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回顾中国的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历史上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几个朝代和时期都是极其重视对外贸易的,比如通过和亲贸易走向繁荣的唐朝,创建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南宋,以及改革开放后走向世界的中国。

   贸易为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因为贸易可以突破供给与需求的约束,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比较优势,并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带来学习效应。可见,除了封闭经济下的投资与发明创造之外,贸易是开放经济下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动力。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没有贸易而实现经济增长的。

   (二)贸易产生的外部性

   大部分贸易理论都会假定贸易是在一个无摩擦的、无外部性的、并且信息完全对称的世界中进行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际贸易经常会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经济学所说的外部性。这些因素包括国家异质、本国偏好、市场分割、汇率错调,以及税收扭曲和跨国公司内部的转移定价等。受到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贸易可能是不公平的或者是不对等的,以至于贸易虽然可以给所有参与者带来利益,但是这种利益在贸易参与国之间的分配可能是不平等的。

   贸易的外部性主要表现为就业和收入在贸易伙伴国之间的重新分配,以及知识溢出与知识产权侵犯等。面对这样的结果,假如没有理性的公共政策予以矫正,那么就会产生贸易摩擦直至发生贸易战或货币战。

   (三)贸易失衡的原因

   一般的贸易理论都认为贸易失衡主要是由于消费大于储蓄所造成的。但是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则是由于投资大于储蓄而造成的,这在传统贸易理论中并未提及。然而,这恰好是理解当今世界贸易失衡,特别是美国为何会有巨额贸易逆差的关键所在。因此,本文试图从投资大于储蓄的角度来分析贸易失衡的原因与后果。

   由消费大于储蓄造成的贸易逆差和由投资大于储蓄造成的逆差,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妨从“支出”、“贸易效应”、“宏观经济效应”与“动态平衡”几个角度具体加以研究。

   由支出大于储蓄所造成的过度消费行为产生的贸易效应,是进口增加、贸易经常项逆差,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则是就业和收入的下降。从动态平衡的角度来讲,经常项逆差当然可以通过资本项顺差来加以平衡,但是由于资本流入的目的是为了平衡因消费过度而造成的经常项逆差,无疑属于举债消费的行为,因而是不可持续的。

   但在投资支出大于储蓄的场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投资支出大于储蓄所产生的贸易效应与消费支出大于储蓄时并没有什么区别,也会带来进口增加和贸易经常项逆差的后果,原因就在于更多的资源被用于投资,从而需要更多的进口来平衡或者出清国内过剩的需求。但是与消费支出大于储蓄相比,投资支出大于储蓄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则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投资增长可以带来就业与收入的增加,从而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福利增加的。再从动态平衡的角度来讲,由投资大于储蓄所造成的贸易逆差,不仅可以通过资本项顺差来加以平衡,而且可以持续。就像开放经济下的新古典生产函数所揭示的那样,资本流入投资大于储蓄的国家,在本质上是一种融资行为而不是消费行为,故而是可持续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逻辑:在支出与储蓄不能保持平衡的情况下,国际资本流动是能够促进贸易发展的,特别是当国际资本流动带来投资增长的时候,不仅可以促进贸易发展,而且还可以推动贸易逆差国的经济增长。

   事实也证实了这个逻辑的存在。2007年次贷危机发生导致国际资本流动受阻,全球跨境流入资本占GDP的比重从20.7%骤减到5%以下,全球间接融资几乎停止,从而切断了国际间的投资贷款与消费贷款。这不仅对世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从60%以上迅速下降到50%左右,而且对全球经济经济增长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美国的经济增长也迅速地从2007年的2%跌落到危机之后的-4%的水平。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增长仍然处于艰难的复苏中。

  

新“里昂惕夫之谜”:美国为何会成为世界最大贸易逆差国

  

   美国为何会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美国居民过度消费;美国政府过度负债;美联储过度发钞。这些说法是否正确?

   说美国贸易经常项逆差主要是由于美国居民消费过度所造成的,这在数据上得不到支持。根据麦肯锡的数据,美国居民的负债率为96%,低于英国101%;其国民总债务也低于英国、日本、西班牙、韩国、瑞典、法国与意大利,真说不上是一个过度消费的国家。说美国人没有储蓄也纯属误导,美国人只是没有现金。截至2018年3月,美国家庭平均71.4%的财富是公司股票,房地产资产占美国家庭资产的比重只有24.4%。美国居民家庭资产的这种配置结构,使得美国最终成为全世界投资率最高的国家,因为居民购买股票在本质上就是向企业家贷款。按照如上所述逻辑,美国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美国政府负债率高当然会造成贸易逆差,但是我们必须厘清其中的传导机制。这个传导机制大致上可以描述如下:美国政府负债率高便可降低企业税收;企业税负下降、企业税后利润增长可以对企业投资固定资产产生激励;企业投资增加需要对外融资同时刺激进口,通过资本项的顺差和经常项的逆差,美国便可以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提供的country debt data-base数据来看,情况也确实如此。如果将美国企业与政府的负债率之比与世界各国进行比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为67%:89%;德国在所选择比对的国家中此比值最低,为54%:80%;加拿大为60%:70%;澳大利亚为69%:31%;韩国则高达105%:44%;中国也属于比值相对较高的国家,为125%:55%。这么高的企业负债,也可能是造成当今中国投资不足、出口下降与顺差减少的根源所在。

   再来看美联储过度发钞对贸易的影响。按照经典的货币理论,央行增加货币供给会导致物价上涨与投资增长,假如是开放经济,那么由货币供应量增长导致的需求增加会刺激进口增长。结果无论从消费需求还是从投资需求的角度来看,货币供应量增加都会导致进口增加,以及由此造成的贸易失衡。但是,上述分析并不足以解释美国为何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居民并未过度消费;美国较高的政府负债和较低的政府税收会对企业投资构成激励,从而会刺激进口带来逆差。而德国的企业负债与政府负债之比要比美国低的多,德国的企业所得税也远低于美国,却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贸易顺差国。

   最后,美联储也不可能通过持续增加货币供应量来维持不断增加的贸易逆差,因为过多的货币供给会导致本币贬值。本币贬值不仅会减少进口,而且还会减少投资,因为投资的回报不仅要受到税收的影响,而且也要受到货币价值的影响。假如本币贬值,那么用本币计价的投资回报就会趋于下降,因此,本币贬值通常情况下是会对投资产生消极影响的。

   笔者的发现是,美国之所以会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用新“里昂惕夫之谜”来解释比较合理。为此,有必要让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传统的“里昂惕夫之谜”。

   (一)“里昂惕夫之谜”

   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在1953年用“投入-产出”模型对美国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对外贸易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参加国际分工是建立在劳动密集型专业分工基础之上的,即出口产品中的“资本-劳动”比低于进口替代产品的“资本-劳动”比,但美国在要素禀赋上却是一个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这一结果与俄林的要素禀赋论相悖,被称之为“里昂惕夫之谜”。

   对于“里昂惕夫之谜”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供给方面的要素密集度转换;需求方面的偏好不相似(偏好异质)。从供给角度来讲,美国出口的农产品实际上是资本要素密集的,因为美国的农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高度机械化的大规模农业,这里存在着极为显著的要素密集度转换。再从需求角度来讲,美国特别偏好资本要素密集的消费品,美国家庭拥有数量众多的电气化与机械化的耐用消费品。因此,即使美国是一个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但仍然满足不了居民对资本要素密集产品的需求,以至于需要进口资本要素密集的产品来出清过剩的需求。

   然而,“里昂惕夫之谜”的这些解释,只是解决了美国的国际分工为何是建立在所谓的“劳动要素密集型”专业基础上的,并没有解决“美国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新“里昂惕夫之谜”来加以解决。

   (二)新“里昂惕夫之谜”

   新“里昂惕夫之谜”源于国际分工的端点解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超边际分工,即从基于禀赋的产品分工到基于禀赋的工序分工,在当下被定义为全球产业链分工。

   产业链分工的特点就是把每个完整的产品分包拆成一道道高度专业化的工序,然而再按照各国的要素禀赋,通过“外包”的方式将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工序分派到要素禀赋与之相匹配的国家。支持这种分工模式的基本因素是:由信息化导致的交易成本下降,以及由标准化所造成的中间品和零部件的普遍可贸易性。

   产业链分工带来的端点解使得美国成为超资本要素密集工序(研发)的集聚地,从而导致更多的资本流入和更多的贸易逆差。原因就在于要素被更多地配置到了美国的高科技研发任务上,以至于即使在要素禀赋上美国是一个“资本-劳动”比很高的国家,但其仍然需要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

为什么研发会成为超资本要素密集的工序,原因就在于研发特别花钱。研发又何会成为特别花钱的事?这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与生产制造及市场交易不同,生产制造是一个不确定性最小的行为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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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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