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民:新“里昂惕夫之谜”:贸易失衡的超边际分析

——兼论中美贸易摩擦的理论根源与演变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0 次 更新时间:2018-08-03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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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从301调查到关税清单再到直接禁售芯片,美方的行动不断升级。面对美国的制裁行动,究竟应当如何应对才是理智的选择呢?为此,我们需要理论的指导、理性的思考与正确的策略。


几个基本的理论概念:贸易、贸易外部性、贸易失衡


在讨论中美贸易摩擦(或贸易战)之前,我们先有必要弄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以便对此问题的讨论更加符合学术规范和更加易于形成基本共识。

(一)贸易的重要性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贸易决定国家的兴衰。阿拉伯文明是伴随着丝绸之路的终结而走向衰落的。中国明朝政府1443年禁海,1800年欧洲崛起之后仍然不愿开放市场、走向贸易富国之路,导致长期的增长停滞,最后通过一场失败的战争而被迫开放贸易,错失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机遇。意大利虽然是欧洲最早开展海洋贸易的国家,但是由于其贸易被局限在地中海,没有走向远洋,格局太小,终未形成大器。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最早走向远洋的国家,但是这两个国家虽有远洋,却没有贸易,特别是西班牙,虽有无敌舰队,最后还是败下阵来,成为欧洲少数几个从未崛起、也从未衰落过的国家。荷兰通过远洋贸易而崛起,通过香料贸易而成为海上马车夫,但是最后却因一场郁金香泡沫而倒下。

随之而来的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日不落帝国”,关键的原因正在于:第一,不是简单的做贸易中介,而是通过本土生产、出口贸易成长为工业化强国。第二,通过开辟通向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新航线,把贸易做到了全世界;第三,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加上金本位下的固定汇率,起到了促进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回顾中国的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历史上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几个朝代和时期都是极其重视对外贸易的,比如通过和亲贸易走向繁荣的唐朝,创建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南宋,以及改革开放后走向世界的中国。

贸易为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因为贸易可以突破供给与需求的约束,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比较优势,并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带来学习效应。可见,除了封闭经济下的投资与发明创造之外,贸易是开放经济下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动力。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没有贸易而实现经济增长的。

(二)贸易产生的外部性

大部分贸易理论都会假定贸易是在一个无摩擦的、无外部性的、并且信息完全对称的世界中进行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际贸易经常会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经济学所说的外部性。这些因素包括国家异质、本国偏好、市场分割、汇率错调,以及税收扭曲和跨国公司内部的转移定价等。受到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贸易可能是不公平的或者是不对等的,以至于贸易虽然可以给所有参与者带来利益,但是这种利益在贸易参与国之间的分配可能是不平等的。

贸易的外部性主要表现为就业和收入在贸易伙伴国之间的重新分配,以及知识溢出与知识产权侵犯等。面对这样的结果,假如没有理性的公共政策予以矫正,那么就会产生贸易摩擦直至发生贸易战或货币战。

(三)贸易失衡的原因

一般的贸易理论都认为贸易失衡主要是由于消费大于储蓄所造成的。但是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则是由于投资大于储蓄而造成的,这在传统贸易理论中并未提及。然而,这恰好是理解当今世界贸易失衡,特别是美国为何会有巨额贸易逆差的关键所在。因此,本文试图从投资大于储蓄的角度来分析贸易失衡的原因与后果。

由消费大于储蓄造成的贸易逆差和由投资大于储蓄造成的逆差,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妨从“支出”、“贸易效应”、“宏观经济效应”与“动态平衡”几个角度具体加以研究。

由支出大于储蓄所造成的过度消费行为产生的贸易效应,是进口增加、贸易经常项逆差,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则是就业和收入的下降。从动态平衡的角度来讲,经常项逆差当然可以通过资本项顺差来加以平衡,但是由于资本流入的目的是为了平衡因消费过度而造成的经常项逆差,无疑属于举债消费的行为,因而是不可持续的。

但在投资支出大于储蓄的场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投资支出大于储蓄所产生的贸易效应与消费支出大于储蓄时并没有什么区别,也会带来进口增加和贸易经常项逆差的后果,原因就在于更多的资源被用于投资,从而需要更多的进口来平衡或者出清国内过剩的需求。但是与消费支出大于储蓄相比,投资支出大于储蓄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则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投资增长可以带来就业与收入的增加,从而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福利增加的。再从动态平衡的角度来讲,由投资大于储蓄所造成的贸易逆差,不仅可以通过资本项顺差来加以平衡,而且可以持续。就像开放经济下的新古典生产函数所揭示的那样,资本流入投资大于储蓄的国家,在本质上是一种融资行为而不是消费行为,故而是可持续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逻辑:在支出与储蓄不能保持平衡的情况下,国际资本流动是能够促进贸易发展的,特别是当国际资本流动带来投资增长的时候,不仅可以促进贸易发展,而且还可以推动贸易逆差国的经济增长。

事实也证实了这个逻辑的存在。2007年次贷危机发生导致国际资本流动受阻,全球跨境流入资本占GDP的比重从20.7%骤减到5%以下,全球间接融资几乎停止,从而切断了国际间的投资贷款与消费贷款。这不仅对世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从60%以上迅速下降到50%左右,而且对全球经济经济增长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美国的经济增长也迅速地从2007年的2%跌落到危机之后的-4%的水平。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增长仍然处于艰难的复苏中。


新“里昂惕夫之谜”:美国为何会成为世界最大贸易逆差国


美国为何会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美国居民过度消费;美国政府过度负债;美联储过度发钞。这些说法是否正确?

说美国贸易经常项逆差主要是由于美国居民消费过度所造成的,这在数据上得不到支持。根据麦肯锡的数据,美国居民的负债率为96%,低于英国101%;其国民总债务也低于英国、日本、西班牙、韩国、瑞典、法国与意大利,真说不上是一个过度消费的国家。说美国人没有储蓄也纯属误导,美国人只是没有现金。截至2018年3月,美国家庭平均71.4%的财富是公司股票,房地产资产占美国家庭资产的比重只有24.4%。美国居民家庭资产的这种配置结构,使得美国最终成为全世界投资率最高的国家,因为居民购买股票在本质上就是向企业家贷款。按照如上所述逻辑,美国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美国政府负债率高当然会造成贸易逆差,但是我们必须厘清其中的传导机制。这个传导机制大致上可以描述如下:美国政府负债率高便可降低企业税收;企业税负下降、企业税后利润增长可以对企业投资固定资产产生激励;企业投资增加需要对外融资同时刺激进口,通过资本项的顺差和经常项的逆差,美国便可以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提供的country debt data-base数据来看,情况也确实如此。如果将美国企业与政府的负债率之比与世界各国进行比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为67%:89%;德国在所选择比对的国家中此比值最低,为54%:80%;加拿大为60%:70%;澳大利亚为69%:31%;韩国则高达105%:44%;中国也属于比值相对较高的国家,为125%:55%。这么高的企业负债,也可能是造成当今中国投资不足、出口下降与顺差减少的根源所在。

再来看美联储过度发钞对贸易的影响。按照经典的货币理论,央行增加货币供给会导致物价上涨与投资增长,假如是开放经济,那么由货币供应量增长导致的需求增加会刺激进口增长。结果无论从消费需求还是从投资需求的角度来看,货币供应量增加都会导致进口增加,以及由此造成的贸易失衡。但是,上述分析并不足以解释美国为何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居民并未过度消费;美国较高的政府负债和较低的政府税收会对企业投资构成激励,从而会刺激进口带来逆差。而德国的企业负债与政府负债之比要比美国低的多,德国的企业所得税也远低于美国,却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贸易顺差国。

最后,美联储也不可能通过持续增加货币供应量来维持不断增加的贸易逆差,因为过多的货币供给会导致本币贬值。本币贬值不仅会减少进口,而且还会减少投资,因为投资的回报不仅要受到税收的影响,而且也要受到货币价值的影响。假如本币贬值,那么用本币计价的投资回报就会趋于下降,因此,本币贬值通常情况下是会对投资产生消极影响的。

笔者的发现是,美国之所以会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用新“里昂惕夫之谜”来解释比较合理。为此,有必要让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传统的“里昂惕夫之谜”。

(一)“里昂惕夫之谜”

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在1953年用“投入-产出”模型对美国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对外贸易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参加国际分工是建立在劳动密集型专业分工基础之上的,即出口产品中的“资本-劳动”比低于进口替代产品的“资本-劳动”比,但美国在要素禀赋上却是一个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这一结果与俄林的要素禀赋论相悖,被称之为“里昂惕夫之谜”。

对于“里昂惕夫之谜”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供给方面的要素密集度转换;需求方面的偏好不相似(偏好异质)。从供给角度来讲,美国出口的农产品实际上是资本要素密集的,因为美国的农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高度机械化的大规模农业,这里存在着极为显著的要素密集度转换。再从需求角度来讲,美国特别偏好资本要素密集的消费品,美国家庭拥有数量众多的电气化与机械化的耐用消费品。因此,即使美国是一个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但仍然满足不了居民对资本要素密集产品的需求,以至于需要进口资本要素密集的产品来出清过剩的需求。

然而,“里昂惕夫之谜”的这些解释,只是解决了美国的国际分工为何是建立在所谓的“劳动要素密集型”专业基础上的,并没有解决“美国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新“里昂惕夫之谜”来加以解决。

(二)新“里昂惕夫之谜”

新“里昂惕夫之谜”源于国际分工的端点解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超边际分工,即从基于禀赋的产品分工到基于禀赋的工序分工,在当下被定义为全球产业链分工。

产业链分工的特点就是把每个完整的产品分包拆成一道道高度专业化的工序,然而再按照各国的要素禀赋,通过“外包”的方式将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工序分派到要素禀赋与之相匹配的国家。支持这种分工模式的基本因素是:由信息化导致的交易成本下降,以及由标准化所造成的中间品和零部件的普遍可贸易性。

产业链分工带来的端点解使得美国成为超资本要素密集工序(研发)的集聚地,从而导致更多的资本流入和更多的贸易逆差。原因就在于要素被更多地配置到了美国的高科技研发任务上,以至于即使在要素禀赋上美国是一个“资本-劳动”比很高的国家,但其仍然需要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

为什么研发会成为超资本要素密集的工序,原因就在于研发特别花钱。研发又何会成为特别花钱的事?这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与生产制造及市场交易不同,生产制造是一个不确定性最小的行为过程。市场交易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不确定性的风险主要源于信息不对称。研发是一个探索与试错的过程,因而具有很高的失败概率,从而会产生特别高的沉没成本;研发投入的要素是人力资本与知识,人力资本需要长期投资,非常昂贵;除了部分作为公共品的公理之外,大部分知识不能免费获得,且经常会人格化在人力资本中;参与研发的人需要很高的财务回报给予激励。这与生产过程中按照生产率高低获得薪酬不一样,因为研发生产的是知识产权;研发需要现金预付,因为在流程上属于前端,可以这样说,研发就是用钱投人。由于研发的这些特征,使得在资本要素上具有禀赋优势的美国仍然面临资本供给不足的约束。

(三)美国式的增长

如果新“里昂惕夫之谜”的假说可以成立,那么,我们也就不难对美国式的增长加以准确的理解。

美国选择了超资本要素密集投资推动的增长,大量资金主要是用来投资超资本要素密集的研发活动。其最为重要的流向则是创新的现金预付,也就是投向作为研发活动之主体的人力(资本),俗称“烧人”。而不像现今中国那样,把大量的资金投向“数据”、“流量”或者各式各样的“平台”,从而只有海量的数据与互联网平台,但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创新。

由于对资金的超常需求,导致了美国式的、经常项逆差与资本项顺差的国际收支平衡,从而使得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进口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资本吸收国。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只有通过进口商品满足国内需求,才能释放更多的资金用于超资本要素密集的研发活动,进而实现由研发推动的经济增长,并始终占据世界产业链的高端。

美国式的增长为世界带来两大外部效应:从供给角度来讲,美国成为“全球产业链”的组织者;从需求角度来讲,美国为全球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顺差市场”,由此让美国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导者。从中我们也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的逻辑: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想要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导者,没有供给方面的创新与需求方面的对外贸易逆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做不到这两点,就不可能为世界带来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当然,美国的这种增长方式也不是没有成本的。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依靠研发分工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所产生的成本,就是一般资本要素密集与非资本要素密集经济部门的衰落,以及由此产生的这些部门的失业人群的增加与全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从美国经济分析局1990—2016年的统计数据来看,美国的就业与进口是正相关的,因此失业主要产生于因为外包而走向衰落的部门。但是由于美国劳动力市场具有较高的弹性与流动性,整个社会的失业并不显著。

其结果是,在衰落部门产生失业压低工资的情况下,美国式增长所产生的真正的社会成本,可能是国际分工端点解带来的收入分配失衡。当这个问题严重到现有的增长方式难以维持的时候,美国或许有可能在经常项和资本项两者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那就是减少外包与商品进口,以便据此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拓工资上涨的空间。

这种结构性调整不仅会导致美国现有增长方式的变更,而且会带来外部贸易摩擦的增加,这种摩擦产生于原有国际分工秩序的终结。美国的经济学家们都在担心美国政府的这种再平衡,有可能重现1930年美国贸易保护政策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美国政府今天所采取的这种贸易政策,在其国家层面而言,不过是把已经走向极端的自由贸易(端点分工)往后退一步而已,即让自由贸易回归到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的轨道上来。简单地讲,贸易不仅要能够带来增长,而且还必须改进所有参与者的福利。


中美贸易摩擦的理论根源、演变趋势与战略选择


关于中美贸易磨擦,我们必须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中美两国的基本面究竟有什么不同?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在哪里?中美贸易政策的差异又在哪里?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导入历史的经验,最后才能确定中美之间能不能和会不会发生贸易战?

(一)中美两国经济基本面的差异

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于美国,但是总量意义不大,因为我们根本无法通过经济总量来判断一个国家经济的基本面。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大致上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加以观察:一是基本制度;二是经济发展阶段;三是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制度角度来看,美国属于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可以被定义为准市场经济国家,即处于一种正在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型中的状态。

这两种制度的区别在于,谁是资源配置的主体。显然,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非市场或者准市场经济制度下,则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区别只是在于有没有市场价格信号与相对独立的民间企业参与国民经济活动。

这种制度差异会对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在非市场或者准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是政府在主导资源配置,因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制度性或者政策性的扭曲,从而导致不公平的竞争与不对等的贸易。制度扭曲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支持;政策扭曲通常体现为政府的产业政策给予目标企业的财政补贴等。如果这两类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参与国际贸易与竞争,那么就会对贸易公平产生负面的影响,进而引起两种不同制度国家的贸易摩擦。

再从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来看,美国已经是高收入发达工业化国家,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中等收入国家。在比较经济发展的水平时,总量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经济起飞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其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最大差异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而导致这类国家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则在于非工资劳动者占比过高,以至于需要贸易(特别是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当这类国家与发达工业化国家进行双边贸易时,通常都会出现单边贸易顺差。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几乎无法通过价格(汇率)调整来实现贸易平衡,唯有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单边贸易顺差的问题。所以,这不应该成为贸易摩擦的原因,而是贸易发展的动力。

最后,从国际分工的地位与作用来看,美国是全球产业链的组织者,中国只是全球产业链的参与者。在国际分工中的这种地位之差异,归根到底是由中美两国的禀赋差异所决定的,而禀赋差异在很大的程度上又是由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考虑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属于下游的加工组装等工序,所以在贸易盈余的计算上,中国的贸易顺差不可避免地会被国际社会高估,这种误解成为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重要因素。

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基本上是属于结构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价格(汇率)调整得到解决的,比较有效的方法是政策协调。如果政策协调缺乏空间,那么就只能控制全球化的发展进程。

(二)中美之间贸易政策的异质性

如果把贸易摩擦定义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外部性问题,那么根据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凡是属于外部性的问题,就需要通过政府的有关政策干预来加以矫正。由于涉及贸易的政策是跨国的,要想解决国际贸易中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就少不了涉事国家相互之间的政策协调。一般而言,涉事国家贸易政策协调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双方的政策取向是否相似,如果贸易政策存在较大的异质性,那么政策协调的空间就相对较小,从而成功的概率也会较低。

从中美双方目前贸易政策的取向来看,美国的政策取向是美国利益优先,要的是贸易公平,并不是简单的贸易平衡;中国的政策取向则是变贸易大国为贸易强国,并且希望改变现存的包括贸易在内的国际经济秩序。

美国的政策立场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关键就在于现行的贸易模式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这种社会成本集中表现为美国国内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其中的机理可以概述如下:国际产业链分工使得美国成为世界研发活动的集聚地,美国通过外包把中间品生产和加工制造等适合社会中低阶层参与的产业活动转移到了世界各地,由此产生两大结构性问题,即拥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供不应求,而缺乏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则供给过剩。其后果便是,收入在这两类不同的劳动者之间重新分配,前者收入增长,后者收入下降。这种结构性的收入差距扩大与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无关,但与全球产业链分工背景下基于超边际分工的贸易模式高度相关,因而可以定义为产业链分工带来的社会成本。

按照公共政策原理,当基于自由贸易的国际分工导致其成本高于所带来的收益时,就需要政府的政策干预来加以调整。于是,变自由贸易的政策为美国利益优先的贸易政策,也就成为符合美国民意的政策选择。那么美国的利益究竟是什么呢?在过去超边际分工的模式下,美国在研发领域投入了数量极其庞大的资金,因此必须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确保资金回收并且能够带来盈利,否则就会导致美国的既得利益蒙受巨大的损失。再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讲,贸易的经济效应必须是帕累托改进的,过去那种高技能劳动者获利、低技能劳动者受损的贸易模式是不可取的,于是便有了从鼓励外包到外包“回岸”的贸易政策的结构性调整。

中国的贸易政策是要变贸易大国为贸易强国。中国贸易政策的这种调整主要是基于总量逻辑。什么是总量逻辑?那就是简单地把经济总量的增长等同于竞争力的提升,并以此作为标准来调整内外经济政策。就对内经济政策的调整而言,就是把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置于优先地位;就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整而言,就是要变贸易大国为贸易强国。

那么中国如何才能成为贸易强国呢?或者说,中国从贸易大国通向贸易强国的路径应当是怎样的呢?从调整后的贸易政策取向来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提升贸易增加值;第二,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位置;第三,改革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获得定价权或者话语权。而这些政策付诸于实践的结果是,伴随着贸易增加值的提升而来的是贸易顺差的增加;在缺乏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的情况下提升价值链分工中的贸易地位,难免会产生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侵犯;改变现有国际贸易规则的做法,也会造成一些不对等与不公平贸易,从而导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特别是对美贸易顺差难以得到收敛。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的贸易政策几乎没有什么交集,因此协调的空间非常有限。比如,始于2001年11月、止于2006年7月的WTO多哈回合谈判之所以没有能够取得成功,中美两国在贸易政策上缺乏协调空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多哈回合谈判的关键是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主要包括削减农业补贴、削减农产品进口关税及降低工业品进口关税三个部分。由于美国不愿意减少农产品补贴,中国不愿意降低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从而导致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最后是无果而终。由此可见,在政策协调缺乏空间的情况下,中美两国之间不仅会存在经常性的贸易摩擦,而且还存在较高的“贸易战”概率。

(三)中国不能轻易与美国打贸易战

尽管中美两国之间发生贸易战的概率相对较高,但是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中国都不能与美国打贸易战。

从历史上的贸易战来看,顺差国基本都败给了逆差国。200多年前,作为世界最大贸易顺差国的英国,在与处于逆差地位的美国的一场贸易战中,失去了其在海外的最大殖民地,最初的贸易战最后竟然演变成为一场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主权之战。

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又与中国发生了贸易战,此次英国处在相对不利的贸易逆差国地位,而清朝则处于高额顺差的状态,在清政府不愿通过开放市场来缓解中英两国间与日俱增的贸易失衡的情况下,便有了一场与贸易相关的战争。英国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但结果依然是顺差国败给了逆差国。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原本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反而因为战败赔款而失去了历史性的机遇。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美日之间又发生了一场贸易战。当初作为世界最大贸易顺差国的日本拒绝贸易自由化,宁可选择本币升值的政策来应对日美之间不断扩大的贸易差额,结果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企业外逃、泡沫破灭,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增长衰退之后,最终掉入了代际贫困的陷阱。

为什么在贸易战中顺差国大都输给逆差国?原因在于这两类国家所面临的贸易失衡是异质的。逆差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支出超过储蓄,而顺差国所面临的问题则是产能大于需求。当这两类异质国家开展贸易战的时候,前者的调整过程是向平衡的回归,而后者的调整过程则是具有灾难性的“去产能”。

再从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来看,贸易特别是出口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我们这样说的理由就在于,中国迄今为止仍然处在刘易斯增长阶段。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人口占比为79%,到2010年为51%,目前仍然高达46%左右。农村居民作为非工薪劳动者,是不可能为总需求增加带来显著贡献的,但是他们却可以为总供给的增加带来显著贡献。

如果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把农村人口从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报酬递增的部门,那么就会实现罗斯托所说的经济起飞,以及刘易斯所定义的劳动无限可供给的经济增长,即所谓的“刘易斯增长”。但是必须强调,要实现这样的增长,贸易是关键,根本原因就在于刘易斯增长会面临总需求的约束,从而需要依靠贸易来加以推进。

统计学家们把总需求定义为三个独立经济变量的加总,那就是消费、出口和投资,并且错误地以为这三个变量相互独立,从而处于一种可相互替代的关系中。但是,如果我们用经济学的逻辑加以思考就会发现,这三个变量并不独立,相互之间存在内生性联系。那么,当经济增长处在刘易斯阶段的时候,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呢?很显然,当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工业部门的时候,产能就会释放,但是由于存在时滞效应,消费并未同步增长,于是就会形成过剩的产能。

过剩产能的数量多少,不仅与农村存量人口的规模有关,而且与经济结构高度相关。当经济结构以制造业为主的时候,由于制造业会受到最小盈利规模的约束,产量必须足够大,因此产能过剩的问题会变得更为严重。

面对国内农村人口占比过高造成的总需求约束,由刘易斯增长造成的过剩产能就只能通过对外贸易(出口)来加以平衡。于是,我们便可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出口是投资的函数;投资是就业的函数;就业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消费的函数。从这个逻辑中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两者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因果关系。中国刘易斯增长的这种逻辑告诉我们,中国不能与美国乃至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打贸易战,因为由贸易战造成的出口下降,只会加重中国的需求约束,从而加剧刘易斯增长阶段的产能过剩问题。

最后,从当下国际分工的现实出发,中国也不能轻易与美国打贸易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中间品生产标准化与可贸易,世界已经处于全球化产业链分工的状态。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结构之下,每种商品的生产都不独立,必须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才能加以合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合作,要么退出。选择合作就不能打贸易战,打贸易战就是选择退出。在目前中国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选择退出会导致贸易缩减,强化产能过剩的压力,并会丧失动态的学习效应,弱化产业升级的能力。

此外,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讲,中国与美国展开贸易战也很难取胜。道理很简单,美国处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上游(研发),而中国则处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下游(加工制造)。作为上游的研发具有垄断性,而处于下游的加工制造则具有竞争性和较高的替代弹性。在这种分工结构下,美国不怕与中国打贸易战,因为在加工制造存在替代性的情况下,中国的退出不影响美国组织和领导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但中国则有可能被那些新进场的、有能力参与加工制造的国家所替代。

那么,中国是否有能力组织一个不同于美国领导的全球分工体系来替代美国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不太可能。尽管中国有名列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以及由此带来的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但消费所能影响的只是贸易规模而不是分工结构。迄今为止,中国显然还没有能力从全球产业链分工下游的加工制造端一下子飞跃到上游的研发设计端,进而组织起一个能与美国抗衡的国际分工体系。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加工制造向研发设计的转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不仅取决于禀赋的变化,而且还需要社会文化与制度的演进予以支持。禀赋变化的路径就是要通过职业教育和工科教育,把劳动要素提升为人力资本。创新是研发和设计的函数,创新在本质上不是一个金钱问题,而是一个文化与制度问题,故而需要文化与制度的演进予以支持。

就中国当前的文化与制度来讲,其基本特征是强调秩序而不是自由,但缺失相应的自由自然难以激活创新。从中国当前的制度设计来看,创新者也不能获得足够高的财务回报,甚至都不能获得创新的技能与风险溢价。也正是因为创新无法得到高于其他经济活动的回报,故而也就不会产生整个社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于是,人力资本供给和创新不足,就成为今天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两大难以突破的瓶颈。

根据以上分析,当下中国尚没有充分的条件、也不能轻易与美国打贸易战,否则可能遭受巨大的福利损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应对策略才是可取的呢?笔者以为,最优的选择当然是贸易自由化,但实行起来难度较大;次优的选择是调整最优关税,保护知识产权,实现帕累托改进。

(四)贸易自由化的本质

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两国间不对称的贸易自由化,以及由不对称的贸易自由化所造成的不对等的贸易。因此,要想从根本上缓解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最优的选择应该是在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走向全方位的贸易自由化。

必须强调,贸易自由化的本质并不是追求贸易平衡,而是要贸易公平。而贸易公平势必会使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政策失去其生存的空间。贸易公平的关键就是政府不能直接参与贸易活动,或者利用贸易政策对贸易活动进行扭曲性的干预。比如组建国有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活动,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财政补贴来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等,以及借助于关税或者非关税壁垒性质的贸易政策来对本国的市场加以保护等。而这些政策措施恰好是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根源所在。

在一个贸易公平的环境里,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呢?从静态的角度来讲,政府可以对贸易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加以干预与协调。从动态的角度来讲,政府可以通过发展教育等方法来改变要素禀赋,为企业的技术革新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基础性支持。其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对于政府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因为这不仅可以解决以上所说的静态问题,同时也可以解决前文分析的动态问题。

从静态的视角度来看,自由贸易在增加国民总体福利的同时,也会产生收入在部门和民众之间的再分配。因为自由贸易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比较优势,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会使得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经济部门及其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趋于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增强这些部门劳动者的流动性,使得他们有能力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去分享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福利,那么就可以实现帕累托效率。再从动态的视角度来看,政府增强人力资本投资,也有利于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从而可以处于自由贸易条件下更为有利的分工地位。

但是,要在中国实现贸易自由化是一件很难的事。中国贸易自由化的障碍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农业两大部门。服务业不能走向自由贸易,是因为有央企的垄断;农产品不能走向自由贸易,是因为土地国有且归地方政府支配,从而无法通过土地的市场化交易和流转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大农业。因此,要想实现服务业和农业的贸易自由化,就必须对现有的国有企业制度与土地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市场化的改革。然而,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被定义为政治基础、不少地方政府又走上土地财政之路的今天,这样的改革势必会动摇现有的利益格局,从而面临巨大的阻力。换言之,这样的改革在短期内几乎不可能推进。就目前而言,选择帕累托改进是比较可行的替代方法。

(五)中美贸易摩擦下的帕累托改进

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对如何改善经济福利提出了两大定理: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效率)和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的经典定义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任何改变现有资源分配的做法都不能给任何人带来收益,现有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所以帕累托最优也可以被称之为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改进则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改进的经典定义是:从资源分配状态A到资源分配状态B,有人得益,无人受损。

在中美双方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状态下,我们有什么方法来做到帕累托改进呢?至少有两个选项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一是调整最优关税;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最优关税一般涉及两个变量:贸易条件和贸易量。如果导入供给因素,那么最优关税还应考虑保护幼稚产业带来的收益。首先,从动态的需求角度来讲,消费需求之偏好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发生变化,从而需要对原有的最优关税加以调整来增加本国来自于贸易的福利。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国民的消费偏好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消费的效用函数从偏好数量转向偏好质量,人们期盼消费品种类(集合)的增加而不是简单的数量增加。所以,降低关税、增加进口是可以增加贸易福利的。

其次,从供给的角度来讲,自2001年正式加入WTO至今也有将近20年了,通过关税保护幼稚产业的历史使命应该终结了。至于某些至今仍然没有成长起来的“幼稚产业”,不仅失去了保护的意义,而且会拖累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的转型。综合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的分析,中国目前完全有条件通过最优关税的调整,即降低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进口商品的关税,以缓解或者消除当前的贸易摩擦。

除了降低进口关税之外,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事实上对于中美双方都是有利的,可以起到减缓双方贸易摩擦和冲突的作用。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创新优势的美国就可以获得创新收益,并可以增加知识产权的贸易所得,这会对美国的研发投入产生激励。当美国的研发产出增加时,便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部世界产生更多的溢出效应,比如降低技术转移的成本,增加可供选择的技术替代等。

此外,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会对中国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产生激励。因为政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低成本抄袭外国技术的行为就会受到约束,面对市场竞争就只能选择技术创新,或者通过公平贸易购买技术专利与技术服务。所以,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无论从贸易公平还是促进贸易发展的角度来讲,都是可以增进福利的。

结合以上的分析,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利的、化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可行方法,就是通过帕累托改进走向帕累托最优。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们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选择应当是:以贸易自由化为终极目标;以最优关税调整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为推进手段;通过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战略目标。千万不要盲目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与美国展开无利可图的贸易战,也不要试图通过汇率政策的调整来恢复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

对此,特别需要强调以下三点:第一,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是结构性的,结构性的贸易失衡是不可能通过价格(汇率)调整来恢复平衡的。第二,贸易失衡是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应该成为政策调控的目标,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卡罗琳·弗罗伊德的统计,贸易失衡的绝对值比上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贸易比上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0.6%~0.8%。第三,一个稳定的汇率对于发展贸易是有利可图的。在历史上,英国之所以成为“日不落”的贸易大国,有两个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分别是固定汇率(当时为金本位)和贸易自由化。这两个因素对于中国今天制定贸易政策,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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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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