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等:以斗促合、苦练内功,打造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中美经贸关系战略报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71 次 更新时间:2018-07-18 19: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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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 (进入专栏)  

   作者: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中美经贸研究组成员李稻葵、厉克奥博、冯明、徐翔、吴舒钰、石锦建、金星晔、胡思佳、张驰、周迪

  

   2018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试图遏止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改变贸易合作,扭转贸易逆差。特朗普声称美国在“全球化”中“输了”,来自中国的进口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而 2018 年美国政坛将迎来中期选举,特朗普出于政治目的,更是不断对中国挑起贸易纠纷。2018 年3 月 2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针对中国“知识产权侵权”的总统备忘录,内容包括对价值 60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798.6 亿元)的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标志着特朗普酝酿已久的对华贸易战正式打响。在 301 调查报告中,美国还针对中国的产业政策提出诸多质疑,指责中国政府在外资准入、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制造 2025 等政策上对外资企业造成了不正当竞争,随后发生的中兴制裁事件更激化了中美之间的贸易矛盾,这增加了中美两国贸易走势的不确定性。表 1 给出了中美过去将近 30 年来的四次贸易战,均以中国承诺采取相关举措、中美达成相关协议为得到化解。但是我们认为,这次的中美经贸摩擦不同于以往的四次贸易战。

   首先,我们认为,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国内“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双方唯一一致的靶子就是中国,而中国在十八大以来,自身发展道路和体制已然清晰,迈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中美两国的这种改变让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

   第二,面对貌似严峻的形势,必须明晰底线。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成本我们完全可以承担。一是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关乎公司发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国享受美元霸权体系红利亦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二是目前以特朗普总统为代表的、在美国占上风“传统的美国”与“新时代的中国”的诉求在战略上是互补的,特朗普总统代表的美国所希望“减仓”的,如扩展全球贸易、改善气候变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当前中国所希望“加仓”的。三是,我们认为中方能够做到以史为鉴,精准管控分歧,不给极端派、挑衅者任何可乘之机,不会擦枪走火。

   第三,面对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的影响与冲击,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短期内,中方需要把握主动权,以战促合,可以在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上尽量甚至超预期地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换取特朗普在中国核心利益上的让步,但是对于“精英的美国”所提出的阻碍中国经济升级的无理要求,则必须予以坚定的拒绝。长期来看,中方要做好持久准备,防止舆论放大不理性的认知,同时苦练内功,以最大的决心精准落实各项改革方针大略。

   最后,我们认为,如果应对得当,中美经贸摩擦将会“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这个中美合作的新格局有三个重要标志,即,美方的“三个接受”。第一,必须接受中国与美国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事实,中美双方“和而不同”;第二,必须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国和即将成为的经济第一大国在周边事务所拥有的主导力;第三,必须接受中国在改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美国及西方“和而不同”、积极有为的、共利多赢的新型领导力。

   中美合作关系的新格局必须、也一定能够形成,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破茧之工”。

  

   一、 经贸摩擦的根源:两国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我们认为,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中美关系的性质也随之和以往不同了,这是中美经贸关系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

   1. 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新格局:“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中美经贸关系成为唯一共同的靶子

   从美国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在于美国国内“两个美国”矛盾的激化以及“两个美国”的矛头全部指向中国。具体而言,“两个美国”分别指代精英的美国和传统的美国。

   “精英的美国”,即我们所习惯和熟知的美国,比如高校学者、世界银行、华尔街等金融机构等等,而这一部分群体也恰恰是我们中国学者和精英阶层赴美学习工作的过程中能够接触到的主要群体,这些导师和同学大都是美国社会中的精英之精英,毫无疑问,他们能够很好地代表一个“精英的美国”,但是可能并不能够完全地反映真正的美国人,因此,在国内,那些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是最了解美国的人,对于真正的美国的了解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局限的。对于“精英的美国”而言,他们的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中国将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假设1,这派人认为,只要充分保持对华优势,美国就能够阻止中国在军事领域试图与美国竞争,其关键在于“美国主导”,无论是上世纪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两极格局瓦解后的单极世界,由精英群体统治下的美国都谋求在世界范围内各项事务各个方面的绝对领导权和控制权。

   “传统的美国”则是一个我们相对较为陌生的美国,也是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非精英人士,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深深地植根于清教徒理念之中,正如哈佛大学已故政治学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去世前的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所写,美国的国民性不是在 1775 年形成的,而是在 17 世纪的最初几批定居者来到北美时就已经形成了。这些最早来到北美的英国清教徒,他们不是殖民者也不是移民者,他们不是作为英国的代表来到北美开疆拓土的,而是为了逃离本土的宗教迫害来到美国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从那时起,美国的国民性就已经形成了。

   就对外贸易而言,“精英的美国”和“传统的美国”分歧的聚焦点在于是否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和保持联系。对于代表“精英的美国”的群体而言,无论是从上世纪里根的喊话“Mr. Gorbachev, open the gate.”“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还是布什政府推行的“共和党色彩的国际主义”1外交政策,都明确地表明自身和其所代表的政府在全球化浪潮中积极融入的立场,奥巴马在提出“新人造卫星时刻(New SputnikMoment)”的同时,也从客观上对于美国已经身处全球化经济当中,并且需要不断加强全球合作的事实表示了认可。

   相比较而言,对于代表“传统的美国”的群体而言,孤立主义其国民性的最重要表现之一。美国自身地理位置不同于欧洲任何国家,其幅员辽阔,邻国较少,自建国初期,美国人便崇尚孤立主义。纵观美国经济史,自 17 世纪初,定居者踏入北美之后,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既没有在本大陆上开疆拓土的行为,也没有到海外殖民的冲动。即使是出兵菲律宾,也是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后才决定的,“我曾寻求帮助……在白宫的地板上踱来踱去,直到深夜……我曾不止一次跪在地上向万能的上帝祈祷。最后,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了上帝的声音……那就是除了占领菲律宾之外我们别无选择。”19 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门罗主义”的本质也在于无法忍受英国和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到处谋求势力范围的影响。

   然而,无论是“精英的美国”还是“传统的美国”,其矛头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中国。对于“精英的美国”而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反过来违背了美国对于中国的预期,为了建立和维护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各方面的秩序,精英群体将矛头指向中国,意图于巩固和保障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威和领导,奥巴马在“New Sputnik Moment”中谈到,两年内中国太阳能板的世界份额由 5%上升到 60%,尽管这项技术是在 50 年前由贝尔实验室发明的,但是美国没有任何一所公司跻身世界前十。对于“传统的美国”而言,中国廉价的人力成本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使得国际分工过程中大量劳动力就业岗位从美国流失,无论是 2017 年 4 月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启动的 232 调查,还是 2017 年 8 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 301 调查,其最终目的都在于通过各种手段将制造业带回美国,从而为美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因此,在当下美国内部矛盾激化,外部冲突对象同时指向中国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具有它的双重性:它既是那个新教徒式的,过着清贫的生活、安分守己、以自己的大陆土地为精神和物质家园的美国,也是那个精英主义的,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传播自己的理念的扩张主义、英雄主义、霸权主义的美国。在中美贸易战里,中国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精英的美国”,还需要应对来自“传统的美国”的我们所陌生的利益冲突。

   反观中美历史上的主要交往,从民国时代到抗战时期,从冷战时期到 21 世纪,都是在美国已经完成其国际主义战胜新教徒的孤立主义情绪之后所进行的,我们所熟悉的美国,仅仅是美国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并非美国发展过程中的常态。我们所熟悉的美国,是“精英的美国”,是国际主义的美国,是那些以基辛格等人为代表的精英所主导的美国。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这个由特朗普政府主持的美国,所代表的是一个更为“传统的美国”,是那个新教徒来到美洲定居时的美国。

   当下,由于中美双方各自经济社会政治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需要经历一段必要的磨合期,并且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在这个新的均衡中,美国必须承认中国独特的经济政治制度,必须承认中国在经济和整体国家实力提高之后,能够在相应的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享有相应的控制权和影响力。我们坚信,这样一个新的均衡一定能够到来,尽管其中的过程必将是曲折的,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磨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坚持斗争,又要维持和发展双方的合作关系,坚持矛盾统一的一体两面。

   2.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入新时代

   美国在变,中国也在变。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已然清晰,中国人民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进;政治上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得到了明显提升。综合国力的提升为中国的道路自信提供了资本,已然清晰的中国道路反过来又支撑着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综合绝大多数机构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在 2025-2030 年之间将大概率超过美国,这将改写一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相对格局。当前,对于已长期扮演全球超级大国角色的美国而言,面对一个发展道路不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与之差距逐步缩小甚至部分领域有所超越的新时代的中国,贸易等局部领域冲突不可避免,需要较长时间适应、磨合与接受。具体而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有三大变化。

变化之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已然清晰。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中国梦、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四个自信等重大论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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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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