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夷夏之辨和文野区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5 次 更新时间:2018-06-27 00: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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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开场白

   王铭铭 :荣幸啊,人们仰慕已久的罗志田大师,从成都特地飞过来跟我们聊天。前面做了一点准备,编辑了罗老师的一些相关论文,罗老师为此也提供了重要帮助。罗老师写过不少关于“夷夏之辨”和近代的世界观之变的文章,浏览他的这些大作,使我觉得自己不学无术,于是也恍然大悟,人类学界人类学家不多,因为许多人类学家在历史系……

   这里面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是夷夏之辨,这个论题历史比较久远,罗老师贯通古今,将之与近期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关联起来考察,我自己没全读明白,兴许这是因为我只知道点民族主义,我们人类学界一般把民族主义定义成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而罗老师想得比较开阔,使我觉得人类学的东西比较缺乏艺术,而历史学家罗老师写的东西却有很高的艺术性,有时艺术性高得使人要阅读五遍之后才能琢磨出来点意思来。所以今天我特别期待。能亲耳听到罗老师解释“夷夏之辨和文野区分”,机会不多,大家珍惜。

  

   讲  座

   罗志田:被王老师“挖苦”之后还要很严肃认真的说,就比较困难。“夷夏”这个方面本来应该是你们研究的,我到这里来就不是内行了,好在已经提供了一些写出的文字,讲不清楚的可以看我的论文。在以前的一篇小文章里面我曾经说到,现在的外国人,大概从前一二十年开始吧,特别重视所谓族群和性别,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以前的强项。因为中国最主要的、至少两三千年里两个最主要的区分,一个就是夷夏,一个就是男女,两者都是所谓的“大防”。而且这种区分一直延续到后来,至少新文化运动时所要打到的东西,都还是这样一些。关于这两方面,两三千年来有着持续的论述,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资源,本来很适合所谓世界前沿的学术题目,可以和他们互动、对话……可惜没有太多人关注,现在讲族群或者性别的人大部分不看中国古时候的东西(因为我们认知中的“世界”是没有中国的,例如我们学科体系中的世界历史、世界经济,等等),然后就跟着做。在民族或族群认同方面,从外面引进来一些想象力很丰富的说法,比如说黄帝好像成了一个近代构建出来的一个民族象征,现在的黄帝象征里当然有近代构建的成分,然而司马迁当年就说“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训”,那个时候都已经几乎是人人都在说了,为什么还要到近代才来构建?中间那两千年都在干什么?说这些的学者其实都是不错的学者,就是比较老实一点,看见洋人说这个那个都是构建出来的,所以就跟着构建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庄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非彼无我”。简单说就是没有其他,或异族,就没有我(我们现在有一些说术语的人,要把other那个字翻译成“他者”,那是一种非人化,就是相当的不太看重人类,倒是有早期人类学的潜在影响。因为早期人类学,刚才我还和王老师说,都是研究没有文化的人,他们半把那些人不太当成人,至少不当成文明的人,所以暗中就把他们“非人”化,就变成“者”了。按我们中国的老话,other其实就是“他人”)。这个话倒不是现代人才发明,晚清的人其实就有一个从外国来的新观念,就是说,讲国家的时候,没有外国,就不能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注重对照了。当然,这方面外国人现在还说得更加系统,也极端一点。按照另外一个姓王的老师,也是你们人类学的,叫王明珂老师,你们都很熟悉了。他创造了一个人类学的新传统——人类学以前都是要跟那些被研究的人长期住在一起,明珂老师的创新之处就在于,跑过去喝两次苞谷酒就走了;然后再过去,又喝两次苞谷酒又走了。如果这叫人类学,以前的那些就不叫人类学了。这是开玩笑,但这种方法的确是个创造,而且明珂老师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个创造还很成功,尤其适合我们这里的学情,因为我们不怎么给经费,又不能不推进人类学的研究。按照王明珂老师总结外国人的观念,可以说没有异族意识,也就没有本族意识;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们。这当然是他总结的外国人的看法,与《庄子》所说的相类,大部分时候也有道理的。

   可是有一次我有一位学历史的老师到我们这里来演讲,我们有一位受外国这类理论影响的老师就和他讨论西方和中国的差异对认识自我的关系。他的回答,我觉得很有启发,他说,我们就是我们啊。为什么一定要知道“他们”才知道“我们”呢?没有猫也不一定就不可以知道什么是狗,狗就是狗,难道一定要拿一只猫来对比着,你才能知道这是狗吗?我想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异己当然有参照作用,因为没有异己的话,不太容易看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也就不很清楚我之所以是我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没有把头发剃掉又要戴帽子的人类学家,也可以知道虽然没有多少头发、但还是不戴帽子的历史学家。这就是有差别。可是历史学家不戴帽子并不一定非要人类学家戴帽子才能知道,因为他本来就没戴,没戴就是没戴嘛。有一位戴了帽子的,就有对比了;可是没有,也还是可以知道的。所以知道异己和认知自身的关系,至少没有那么绝对吧。当然,这些人是有一整套理论的,像萨义德的研究,殖民地对帝国本身的存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殖民地的话,可能是真的没有帝国了(有很多人,尤其是外国人,现在喜欢把我们中国过去说成一个帝国。可是这个帝国就是一个没有殖民地的帝国。若按照萨义德的观点,中国就不是帝国。可惜说中国是帝国的人,也总是引用萨义德的观点,而不用他的观点来反证中国不是帝国)。

   回到本题,中国的夷夏之辨,或者说夷夏关系,是一个很早就形成的理念,它跟文化特点,跟中国古人它对天下的认识、对空间的认识是有直接关系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是,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理论表述是这样,是在一个族群共处,而所谓共主又不实际治理的这么一种多国、说得准确一点就是多政体存在的这么一个状况下产生出来的,其实就是处理群与群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后来,当大一统之后,这个观念就受到很直接的挑战。我在有一篇文章中也说到,以前,当它是一个共主不直接治理的时代,夷夏转换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夷夏的区别不完全是所谓血缘,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东西。而文化是可以转化的——你表现好,就是有文化的;表现不好,就是野蛮的。文野之别这样一个观念,本来就是重在表现。这个理念落实到政治关系上时也一样,他可以不喜欢你,或者喜欢你;对于异己,不管是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都可以采取“修文德以来之”的办法。这也有一种很实际的背景,就是中国古人从前不太讲究边界的清晰。我们如果看一下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关于国家的界定,就是一定要有清晰的边界,没有清晰的边界就不是国家。如果是那样,中国历史上可能就从来没有“国家”了。文化上也是如此,有了中心,然后说出一个四方,或者想出一个四方,从这个半带想象的四方就把中心构建出来了。这大致就是《淮南子》里面说的“经营四隅,还反于枢”的意思。就是把四面(不过这四隅严格说法不是东西南北,而是东南西南那个斜着的四个角,其实大体是一个意思)、把周边说出来,中心就确定了。这个中心,其实才是真正关心的地方。至于周边,在某种程度上也跟萨义德说的差不多,即没有这个周边,就不能证明中心的存在;所以说这个中心,如果还是文化的中心的话,也要有不那么有文化的四隅来包围着,才能体现其在政治上的天命或者文化上超越于其他。

   北大中古史中心研究历史地理的李孝聪老师,有一次让我参加他一位韩国学生的答辩,那位学生研究的是韩国的中国地图。我从那里学习到,中国这边的地图,像韩国这样的地方(且不管他历史上是叫高丽、新罗、朝鲜还是什么),就只画了一个方块,中间写一个国名。这就是典型的古代天下观,非常能凸显中心和四周的关系——四周是必须要有的,没有的话我们中国中心就不存在了;可是大致有个象征性的存在就可以了,不必那么清楚。《庄子》有句一话,叫做“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就很简明地表达了这样的天下观,即承认这个世界是一个延伸的空间,可以很宽;可是对那些太远的地方呢,承认或知道其存在就可以了,不用具体去探讨。

   不注重土地边界的清晰,是中国古代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反映出看重在土地上的人胜过土地本身。这里所说的人,是可以流动的。人的流动性是所谓“修文德以来之”的一个重要基础,典籍中后面“既来之,则安之”那句话,就是孔子接着这句话说的。那就说明,这个“来”还不是简单的一个象征性的表述,真的来了,还要让你住得下来。但你要是不来,他也不去强迫你,他也不太去想占领你。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如果要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帝国,要注意这一点,即中国人不仅没有殖民地,根本是不太主张去占领和管理其他地方。

   古人的文化立场是有来学无往教,就像孟子说的,“君子中道而立,隐而不发”。别人羡慕,就来学,这可以;若不来,也就算了。东周的祭公谋父说得很清楚,对待所谓“远人”,其基本原则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而具体主旨是“耀德不观兵”——靠的比较近的,必须服从,若太不服从就揍你一下。远处的只要求听话,若不听话,也只动口教训,并不动手打;教训不奏效,仍返回去以修德为手段。其基本原则,就是不那么强调你非要怎样服从听话,尽可能不因此而劳师远征,在此基础上实现名义上的“远无不听,近无不服”。

   这样的传统很早就形成了(具体可参阅我的文章),在汉代论证与匈奴关系的时候表述得特别清楚,唐代也有重复,基本就是不准备用武力去对付外面的人(抵抗性的用武是另一回事)。所以中国历史上领土最宽大的时候就是元朝和清朝,因为都是非华夏文化的族群入主中国,故取得政治控制之后就比较愿意扩张;元代大概是历代地方最宽的,清代也非常非常宽广。现在美国的新清史,就有点“去中国化”的味道,强调清朝有它自己的主体性,质疑其中国性(Chineseness)。我想,所谓中国性,在历史上本是一个变动发展的概念,但说元、清两代的内外政策不全是华夏风格的,也有所见。所谓新清史,也有点今人所说的换位思考的意思,就是换位到满清朝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清廷其实就是一直要表示满汉有别,又不能区别太大;江山坐稳之后,在大政方针上,它还是以华夏为主的。

   无论如何,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是从文化到政治的,它实际上是要指导国际关系的。或者说,夷夏之辨是一个直接指导着政治、在国际关系中得到应用的一种理论(英文关于“国”有很多词可以选,可是中文还真的很少,没有几个分成不同类的“国”,说“国际关系”有时就不通,或应当说是什么“政治实体间关系”,但这样说就太难听了;在人家那里就很简单,就是把这个国际后面的国换成另外一个字,前面那半截不变,如将international换为interdomainal,就可以明确是一个不一定称为“国”的政治实体间的关系。下面为了讨论方便,我们仍使用“国际关系”这个词)。而且这种理论的应用区域不仅是在今日的中国(古人的天下与中国时有重合,又可以不同,视其语境而定),我的看法是其运用包括中国周边的世界,至少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很大一片。这个区域里政体间的关系,用“夷夏关系”来表述,远比今人常用的“朝贡关系”更贴切。

最明显的是,清朝把明朝灭掉的时候,朝鲜和日本有一部分学者就正式出来说,这个区域里的夷夏关系现在已经改变了。他们都认为,清这样一个带有夷狄味道的王朝取代明朝把中原给控制了,这个新现象是需要解释和界定的。一些朝鲜读书人认为,满清入主中原,导致华夷秩序大乱,华夏文明的真传移到了朝鲜,故在很长时间里不承认或不充分承认清可以取代明的地位(朝鲜跟清的关系特别复杂,清入关前曾对朝鲜称过臣,朝鲜也曾经臣服于清)。日本也有类似的说法,即自从清朝灭明之后,这一区域的夷夏关系就变了;控制中原的清人既然是夷狄,则华夏的中心已转到日本,即它们才是夏。类似的观念后来间接支持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似乎作为新华夏的他们过来重新占领中原,带有复仇的意味(日本后来入侵东南亚时也曾表述类似的观念,说你们都被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而成了殖民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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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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