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西方“硬政治”的回归与现实主义的复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8 次 更新时间:2018-06-21 07: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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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刚升  

   湃新闻案:应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邀请,知名政治学者、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副教授包刚升2017年5月24日晚间在该院做了一场题为“西方‘硬政治’的回归与现实主义的复兴”的学术演讲。这场演讲聚焦于今日西方世界政治上面临的新现实与新挑战,提出了很多立论新颖、见解独到的新观点,讲座视野开阔,思想深邃,别开生面,为读者朋友们理解西方与世界政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讲座由华东政法大学张飞岸副教授主持。本文是演讲者本人提供的演讲文本。

   这篇演讲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什么要保护美国边境和法国总统候选人勒庞所代表的右翼崛起等新现实入手,包刚升认为对当前西方政治的理解需要政治现实主义的视角,并首创 “硬政治”与“软政治”两个概念。

   演讲指出,1945年到2015年的70年间,从国际格局上看,美国和美国保护下的欧洲总体上处在没有重大威胁、安全无虞的情境之下。包刚升认为这是 “承平日久”的70年,而“承平日久70年”导致了“硬政治”的退场。但在“承平日久70年”后的今天,当下的欧美暗流涌动:一是欧盟国家实际上是被硬政治包围的软政治,这基于国际格局与地缘政治的视角;二是欧美国家内部工作机会流失的政治后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30、40年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深入发展的结果;三是欧美国家内部人口趋势与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崛起;四是恐怖主义袭击已经发展成为“城市游击战”的新模式。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包刚升认为,欧美国家应对当下面临的问题和危机需要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联姻。此外,针对将民粹主义归于欧美政治主流的观点,包刚升表示,这是一种误读。民粹主义表象之下是政治现实主义与大众政治的联姻。

   最后,包刚升认为,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政治学者,面对欧美国家的新现实,都需要新思想。

  

  

从特朗普到勒庞:西方政治的新现实?

  

   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很重要,而且我今天要提出很多新概念和新观点,可能会颠覆大家过去对欧美国家政治的理解与认知。比如,大家都听过一个观点,最近几年西方世界出现了民粹主义(populism)的复兴,但我认为这基本上是一种误读。有没有民粹主义现象?当然有。但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后面会陈述理由。

   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题目?这或许跟我的研究经历有关。我做过两项跟民主问题有关的研究,一项是2014年已经出版的《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另一项是目前即将完成、预计将在明年出版的《宪法工程学: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治理绩效(1974-2013)》。我们过去研究民主,更多地关注英美民主。总体而言,英美民主是既稳定又有效、同时较有政治共识的民主模式。但我研究民主,是从民主政治运作过程中最困难的地方入手的,那就是民主政体有可能会失败。那么,民主政体为什么会失败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分歧比较大,政治冲突比较强。我最新的研究考察了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在转型方面的分化——有些国家转型非常成功,有些国家表现平平,还有一些国家则是彻底的失败。对于那些转型失败或民主受挫的国家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的政治冲突水平比较高。所以,正是因为这种知识背景和理论视角,使得我对今日西方政治的理解,跟国内很多政治学者和民主理论家有所不同。

   我们先从西方政治的新现象说起。2017年2月28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国会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这样说:“我们保卫其他国家的边境,却让我们的边境敞开着,随意让任何人、让毒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边境的英文是border,过去美国总统的演讲很少会专门提到border这个词,更不用说要提到所谓保卫边境的问题。难道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已经面临边境危机了吗?特朗普最近的每次重要讲话几乎都会提到如何保卫美国边境的问题。他呼吁美国不应该让坏人、毒品贩子、罪犯、恐怖分子进入美国,他这方面的基本主张包括修建美墨边境墙、颁布部分穆斯林国家公民的入境禁令以及限制移民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乔治·布什、巴拉克·奥巴马等人的演讲中,我们很少听到border这个词,很少听到要保卫美国边境的概念。那么,为什么今天特朗普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反复强调美国必须保卫自己的边境呢?难道美国边境面临着被别国入侵的危险?当然不是。那么,美国到底为什么要保卫自己的边境呢?

   2017年5月21日,特朗普在沙特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则明确提出了美国应当奉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principled realism)原则。这一篇演讲恰到好处地佐证了我今天这一早在数周前就确定的演讲主题。特朗普这样说:

   中东国家必须自己做决定,要给自己、给自己的国家、给自己的后代选择何种未来。这是一个关乎两种未来的选择——这也是美国人无法替你们做出的选择。只有你们国家把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者驱逐出去,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才有可能。……对美国而言,我们将致力于调整战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和新的事实。我们将会抛弃那些无效的战略——根据经验和判断力来采纳新的方法。我们将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采取一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朋友们绝不要质疑我们的帮助,敌人们也绝不要怀疑我们的决心。我们的伙伴关系将通过稳定而非彻底的破坏来增强安全。我们将会基于现实世界的后果——而非僵化的意识形态——做出决定。我们将遵循经验的指导,而非受制于僵化的思维。

   大家可以看出来,在特朗普的首场外交之旅中,他的中东演讲基调是比较强硬的。他还明确表示,要基于现实主义原则来处理美国反恐的重大问题,强调要抛弃过去美国反恐的惯常做法或僵化的意识形态,而是要采取更加灵活与务实的策略。这也是美国政治的新现象。

   最近两年,欧洲政治的新现象也层出不穷,但这些新现象背后都有着相似的政治逻辑。从英国脱欧到奥地利总统选举中右翼领导人(其主要政纲就是限制移民)几近当选,从意大利修宪公投的失败到最近法国总统大选中玛丽娜·勒庞的崛起,都凸显了欧洲政治的某种新现实。我将这种新现实的政治诉求简单地总结为20个字:“本国优先,反全球化,限制外国移民,抵制伊斯兰化。”当然,这里反全球化是部分地反全球化,主要是反对人口的自由流动。对欧盟国家来说,反全球化自然还包括强调本国中心主义和抵制欧盟的主张。

   2017年4-5月,欧洲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法国总统大选。尽管非常帅气、学识渊博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依靠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选票赢得大选,但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的玛丽娜·勒庞也得到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在部分媒体与知识分子看来,勒庞是一个持有比较极端立场的、极右翼的不受欢迎的政治家,但这样一位政治家竟然赢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这一现象的政治意义不容低估。如果马克龙的政治纲领无法解决今天法国和欧洲面临的政治问题,那么五年之后勒庞将有机会卷土重来——或许那时她的支持率还会创出新高。

   在英国BBC摄制的一部纪录片中,勒庞说:“我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是爱国者。……(现在法国的)左派与右派都已经忘记了国家的概念。”她这里讲的国家,对应的英文是nation,其实就是法兰西民族的意思。她的政党名称也叫做国家战线或国民战线(The National Front)。如何从政治上保卫法兰西国家或法兰西民族,是勒庞及其支持者的政纲主线。在BBC的纪录片中,一位勒庞的支持者对记者说,勒庞给出的信息很清晰,她说法国应该提高警惕,防止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伊斯兰化,因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也为我们理解勒庞和法国国家阵线的崛起提供了关键信息。

   实际上,欧洲主要国家的故事尽管不同,但背后的逻辑却是相似的。在英国、奥地利、意大利、法国,或许接下来还包括西班牙、德国等,部分右翼政治家和选民都指向了这样的政治诉求,即欧洲国家应该坚持本国优先、部分地反全球化、严格限制外国移民以及警惕伊斯兰化。这些政治问题已经绷紧了整个欧洲的神经。

   如果回到20年前,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当时整个欧洲政治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在东欧剧变和苏联垮台之后,冷战体系随之终结,欧盟和北约开始不断东扩,欧元区也随之推出,整个欧洲洋溢在一片普遍乐观的气氛之中。那么,为什么今天的欧洲政治境况竟然变得如此艰难?欧洲政治究竟面临着何种新现实?我们又应该如何解读这种新现实呢?

  

两种政治传统: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要理解西方政治的新现象,首先需要介绍政治学研究的两种传统: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政治理想主义(political idealism)传统,后来有人把它称为自由道德主义(liberal moralism)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城邦。从近代开始,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通常被视为这一传统的重要人物。从康德到美国《宪法》,从《世界人权宣言》这样的文本到今天我们把西方民主解读为多头政体,都可以被视为政治理想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比如,康德就突出了对于道德原则的强调,他认为行善本身就是目的,而道德原则和政治原则应该是统一的。对于国际关系,他认为,如果一个个国家国内存在着自由的政治秩序,推而广之,那么这个世界也将能拥有一个自由、开放与和平的国际秩序,这样人类最终将会抵达所谓的“永久和平”状态。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些观点是理想主义传统的呈现。

   二战以后,基于《联合国宪章》所形成的《世界人权宣言》也是一个重要文本,是理想主义政治传统的延续。比如,该宣言的第一条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世界人权宣言》的开篇不仅强调人生而自由平等,而且强调他们彼此应该以兄弟关系的精神来互相对待。什么是兄弟关系?兄弟关系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或完全一致,但兄弟关系中没有本质的分歧与冲突。即使他们有分歧,也可以通过一种和平友好的方式来协商解决。《宣言》要求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规范一国之中公民和公民应该如何彼此相处。

   该宣言的第二条开头部分是:“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大家会发现,这一条是很多美国总统候选人政治纲领的“标准配置”。比如,希拉里·克林顿就经常讲,所有美国人——不论他的肤色、族群、宗教信仰、性别、财富与社会阶层——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而且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在这个社会中享有他应有的公平的份额。这一原则主张人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一员应该平等相处,而不应该以种族、族群、宗教、财富等身份差异而彼此有别,更不应该因此而互相冲突。

到了20世纪70年代,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达尔撰写了《多头政体》(polyarchy)一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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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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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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