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美关系近年来出现了深度动荡，这与两国国内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有着莫大的关联。未来中美关系的实质性"竞合"是否会演化成为一种"敌对伙伴"关系?分析中国对美战略必须从三个角度考虑问题∶一是中国是否有一个连贯、明晰和准确的对美战略目标，这是直接关系到中国对美国的判断是否正确的决定性因素。二是中国是否有全局性的或"顶层设计"性的对美战略规划和战略方针，确定不同时期对美工作重点、主要工作方向，不争一时之长短，在运用或协调政治、经济、心理、军事力量方面发挥出最大效力。三是"底线思维"，为避免对美战略出现大的失误而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评估战略效应，调整或修正战略目标及手段，确保中国对美战略赢得最广泛的国内和国际支持。
【关键词】中美关系 中国对美战略 策略模式 美国大选 特朗普 拜登
近 30年来，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明显的"制度性约束"（institutional constraint）。大选之年，总统候选人常以"战斗者"的姿态出现，着眼于国内政治与宣传，攻击中国，取悦选民。然而，当新总统上台后，又常以某种"妥协者"的方式与中国沟通。如此，中美关系在不断地竞争与合作之间"曲折前行"。
2020年美国大选已尘埃落定，但是中美两国国内持续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制度性变革已经造成了两国关系的深度动荡，拜登执政时期的中美关系将面临什么样的变革? 实质性的"竞合"是否会演化成为一种"竞大于合"，甚至"竞而不合"的对抗乃至对立关系?拜登能否减小两国互动中存在的不可预测性?能否降低美国对华政策的极端性、无底线性和突然袭击性风险?两国关系能否因此得到缓和甚至向合作方向发展?
对于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来说，结合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探讨中国对美政策的战略演进和未来面临的挑战，是学术助力外交的首要工作。就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问题而言，首先应总结中国对美战略目标及策略模式，解读新形势下对美基本判断及外交思路，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剖析中国当前对美战略是否存在内在矛盾与困境问题，揭示中美竞合关系的实质，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一、中国对美战略目标及策略模式
分析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离不开"既大处着眼、登高望远，又小处着手、积微成著"。中美两国的基本国情区别悬殊，社会观念差别较大，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处理突发事件的态度以及彼此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机制都迥然不同，各自按照自己的政治外交行为逻辑和习惯运转。对两国关系的历史解读，特别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发展节奏和对盘根错节的"结构性矛盾"或者"共同利益"的基本判断，不仅需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众多维度来高屋建瓴地把握和分析，也要从合作、竞争甚至冲突的层面来实事求是地理解和总结。
从中国对美总体战略目标和策略模式角度分析，有三个特别的问题需要探讨∶一是中国是否有一个连贯、清晰和精确的对美战略目标，这与国际格局的变化与中国对自身核心国家利益的判断有关，是直接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二是中国是否有全局性的或者说是"顶层设计"性的对美战略规划和战略方针，确定不同时期的对美工作重点、主要工作方向，不争一时之短长，不较一时之得失，在综合运用或总体协调政治、经济、心理、军事力量等方面发挥出最大效力，把握中美关系前进的方向和节奏;三是"底线思维"，为避免对美战略出现大的失误而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评估战略效应，调整或修正战略目标及手段，确保中国对美战略赢得最广泛的国内和国际支持。
中国对美外交是否有全面周全的考虑?设计是否得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总体战略目标是明确而清晰的，即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具体而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分为两个阶段，即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应当说，在中美建交后某些时期内，美国的成就和经验被看成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参考。"以美为鉴"的目标是为了谋中国自己的富强之路。时过境迁，近年来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变化，如国内两党分立甚至某些政治领袖独断专行、防疫不利、百姓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等，对中国的强硬打压，却让中国甚至世界感到相当困惑，中美关系也随之陷入困局。
对比美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来的对华接触、防范、遏制等战略选择或不同战略组合，有学者把中国对美政策分为四大类，核心内容分别是战略安抚、战略强制、经济诱导和经济制裁。在实践中，中国审时度势地交替使用这些政策∶时而利用掌握的安全和经济资源，支持和配合美国在一些相关问题上的行动，借此推动美国终止或逐步终止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时而批评和反对美国的相关立场和政策，如贸易禁运、设置贸易壁垒等，迫使美国改变或放弃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做法。按照这个思路，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与美建交之后对美外交策略可以被梳理为下列五类基本模式∶
（一）政治主导与"塑造"型策略
旨在构建中美"合作范式"，营造气氛，深化两国健康关系内涵。例如，中国分别提出过"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希望中美作为两个"伟大的国家"，用全局性的战略眼光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站在历史的高度共同担负起对世界发展的责任。中国一直强调要加强相互了解、深入交往和彼此借鉴的动力，通过平等对话来求同存异，逐步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
（二）经济吸引策略
中国希望通过自身的改革，在市场开放及准入、保护外资利益等方面做出承诺，为美国实现相应的经济利益提供便利条件，促进中美经济的深度融合。从改革开放初期麦当劳、波音公司进入中国开始，到今天美国迪士尼、通用汽车、特斯拉等企业在上海的落户成功与快速发展，中美经济往来之间不乏较为成功的合作案例。当然，在中美经贸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两国经贸摩擦甚至冲突时有发生。持续了两年多的贸易战，更是基本终结了这种吸引策略的功能效应，两国在剧烈的经贸较量中不断调整着利益边界。
（三）文化攻心与地方交往策略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发展两国关系的深厚根基和强大动力。中国非常重视与美国各地民间组织的交往，2013 年后更是特别提出要加强对美公共与人文外交，希望"让中美友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多年来，中国举办了一系列国家形象公关活动和中美教育与人文交流对话，同时也构建了其他诸多平台，如学术界与智库、非政府及公益组织之间的交流、友好城市对话，等等。此外，媒体外交、网络外交也被看成是对美公共交流的重要渠道。
（四）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战术安抚与灵活让步策略
中国在很多危机时刻为了稳定中美关系或是改变美国的对华消极认识，都采取了一些配合性的积极行动，维护了美国关注的一些领域的安全及经济利益。近期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经历多轮复杂谈判之后，中美之间在 2020 年年初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在新冠疫情冲击及美国大选反华声音加大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坚持相向而行，最大限度地执行了协议的内容，"落实了数批大规模的购买合同，同时修改了自己的相关法律"，对外资进行了更大程度的开放。中国，在"六方会谈"及后来朝美对话中扮演的角色、在联合国维和、阿富汗重建、应对气候变化、毒品走私等诸多领域的表现，都体现了较强的担当感，相关政策也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大致肯定。
（五）均衡反制与强力对抗策略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呈现，使得中国在自己认知的国家利益方面设定了一些底线和红线。在很多时候，中国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也采取了反制甚至对抗型策略，包括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形成准对抗性同盟牵制美国的力量挑战、在国际组织中否决单方面有利于美国的提议、经济或贸易反制裁等等。例如，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期间的反复较量，到2020年中国针锋相对关闭了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对涉港问题上表现积极的美国国会议员及机构负责人进行制裁、针对美国对台军售决定对美境内武器装备的制造商进行制裁、通过军演在南海和台海周边对美国的军事介入进行回应等等。这些事例都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冲突与综合性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对美战略手段的变化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对中美关系走向的判断做出的，有"斗智斗勇"方面的考虑，也有针锋相对，不得不在某些特殊时间点被迫与美"斗气"、反击美国霸凌的成分。不同的策略组合既试图融合中国哲学中刚柔奇正、虚实转化等朴素辩证的思想元素，也体现出在与美交往多年后总结出来的必须在"斗争中求团结"的工作思路。例如，在中美贸易战最激烈的阶段，中国交叉使用了经济吸引和经济制裁、对抗策略，一方面加大谈判力度，通过修改外资法和其他法律法规来进一步保护知识产权，吸引美资;另一方面，也针锋相对利用自己的经济资源试图打破美国对华设置的贸易禁运等投资及贸易壁垒。在这些策略的保障下，中美双方经过几轮艰巨对话和谈判，最终签订了初步合作协议。其他例子还有很多，如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放弃将中国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政策、1999年"炸馆事件"和2001年"撞机事件"的危机处理，都说明这一旨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混合型策略在中国化解经济压力及中美相关政治矛盾方面效果显著，有助于达到中国总体对美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新形势下中国对美基本判断及外交思路
近两年来，中美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不确定因素增加。从 2020 年美国政要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出美国的对华政策总体上有转向的倾向。而随着美国疫情的扩大，美国对中国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多。中美两国名义上的竞合关系被一系列危机甚至冲突阴影笼罩。在意识形态、经济、网络安全、舆论等方面，美国国内形成所谓的"畏华""抗华"共识。对比 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情况，可以预测，中美原有的矛盾在拜登执政后仍可能持续下去，甚至还可能扩展到涉及中国内政包括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方面。
相比起美国的战略转向，中国对美外交总体战略目标没有改变，希望延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逻辑，合作共赢，造福世界。从近来中国外交高官的一系列讲话、专访和文章中，我们可以判断出中国高层对稳定中美关系的基本思路，主要体现在中方率先提出了新阶段改善中美关系的路线图。具体包括下面一些内容∶（1）要继续加强合作应对新冠疫情;（2）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3）要避免战略误判，管控分歧;（4）要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5）要维护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
在落实改善中美关系具体途径方面，中方特别强调了三个工作重点∶ 一是恢复基于平等开放态度的，坦诚有效的对话。中美之间原有上百个对话交流机制，涵盖了政治、经贸、外交、科技、军事、文教等众多领域。其中，较为重要的对话交流机制，有首脑热线、军事热线、议会交流机制、"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S&ED）等。针对这些机制，中方非常重视，认为原有的沟通对话机制不能弃之不用，"中美关系不应另起炉灶、不能强行脱钩，而应继往开来，与时俱进"。"越是关系困难，矛盾多发，越要保持对话，增进互信。""隔空喊话、麦克风外交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还会把小问题炒成大危机。"二是双方的智库应该共同努力找出管控中美关系的"三个清单"， 即∶（1）合作清单，"把中美在双边领域及全球事务中需要而且能够合作的事项明确下来，这份单子越长越好，而且不应受到其他问题的干扰";（2）对话清单，"把双方尽管存在分歧但有望通过对话寻求解决的问题列出来，尽快纳入现存的对话机制和平台";（3）管控清单，"把少数难以达成一致的难题找出来，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搁置并管控好，尽可能减少对两国关系的冲击和破坏"。三是在特殊时期两国撇开有争议问题，先进行抗疫合作，因为"病毒无国界，疫情面前无赢家，面对百年大灾疫，人们最需要的是 N95 口罩，而不是F-35战斗机。"，⑤对上述政策主张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美工作的特色主要表现在∶
（一）即便面临可能发生的巨变，中方仍坚持继续对美喊话，希望通过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使美国改变现行政策
中国承诺"不会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美国";美方应构建更为客观冷静的对华认知，"实现中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需要双方相向而行。"拜登当选后，中方期待双边关系能够转圜或者重启，重申"中国对美政策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中美利益深度交融，双方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改变不了谁、谁也不必取代谁"。"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
在已经发表的中国对美政策的这些谈话中，中国还态度明确地特别反对美国一些人刻意把中国执政党与人民脱钩的言论和做法，指出制度和道路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人民来决定，搞反华小圈子分裂地球村是开历史倒车，"任何割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血肉联系的企图都是徒劳的"，美国政客之所以犯破坏中美关系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和时代观出了问题，身体已进入 21 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
客观评论，为了避免冲突，中方仍然保持相对克制，媒体和外交部发言人都没有直接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面对来自美方的多重压力，中方再三重申，中国不会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起舞，将会保持定力，以冷静和理智来面对美方的冲动和焦躁。
（二）在涉台、涉疆、涉藏、涉港及南海问题上，中国采取了坚决应对行动，重新给美国划定了不得插手中国内政的红线
中方奉劝美方放弃注定失败的干涉主义，不要煽动对抗制造事端。中国将继续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与核心利益。"我们不觊觎别国的发展成果，也绝不允许别国破坏中国的稳定和安全，决不拿核心利益作交易。无论是在陆上，还是在海上，无论是在台湾、香港，还是在新疆、西藏，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
（三）针对形势变化，中方也进行了实质性的迎战动员，提出了新的对美工作规划和斗争方针
例如，针对中美贸易形势的恶化，中国推出经济内循环的概念，强调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来塑造新的发展格局。中方非常重视危机转型，希望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的对美综合国力优势。在军事上，中国也加强了相关的对台、对美准备工作，提升了"抗美"基调。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特别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70 年前，帝国主义侵略者将战火烧到了新中国的家门口。中国人民深知，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
（四）为化解美国压力展开总体外交努力
按照中方的观点，"中美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争、公平正义与霸权强权之争、天下为公与美国优先之争"。"在21世纪任何谋求霸权的道路都行不通。中国将始终站在国际道义的一边，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一边。"中国判断，即便拜登上台后强调要加强美国与同盟国的关系，美国也难以形成新的后疫情时代的对华统一战线，中国有可能一方面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工具强化与东盟等区域伙伴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欧洲合作，寻求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合作平台，更有效地发挥中国市场和资本的制衡作用。中国外交人员近期通过一系列视频会议和对欧洲、东南亚国家的出访，提出自己的主张，希望能够重塑中国形象，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直接或间接抑制、平衡、反制美国。
（五）在战略安抚或灵活让步方面，中国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
包括相对坚定地执行着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没有报复美国在华企业，在南海问题上声明"南海是共同家园"，同时对孔子学院领导及协调机构进行了及时的改组等等。在拜登赢得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中方也表示希望能够"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三、当前对美战略的内在逻辑∶ 矛盾与困境
历史上，许多美国人"要么把中国看作是世界上资本主义社会的下一只亚洲虎和可以给美国公司和工人提供经济机会的巨大源泉，要么把它视为世界上最后一条共产党巨龙，是对自由和安全构成的下一个威胁。"在这种大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接触必须让位于战略竞争，要以施压和对抗的方式迫使中国做出让步。
面对美国的打压，中国不断释放善意，一直呼吁美方能够构建更为客观冷静的对华认知。但是，从目前中美互动的效果上看，中方对中美关系的判断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者的认知依然大相径庭，因此相关诉求在短期内不太可能产生实质性效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中方积极喊话美方却变本加厉围堵中国的状况?拜登执政后情况会有所改善吗?抛开美国选举因素不谈，中方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面对美国新政府需要作出怎样的表态，以往的对美战略是否存在一些内在矛盾，如对战略目标的设定是否合理、是否被历史因素困扰、战略框架与不同政策选择之间的不同步甚至存在矛盾等等。更严格一点审视，所谓中美关系"最忌因短视和浅见导致战略误判"这样的提醒是否对中方也适用?例如，现在中国社会大受欢迎并被官方接受的几种流行观点都有很多争议的部分，对此需要特别厘清。
（一）中国的崛起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引发了美国对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的焦虑
按照中方的逻辑，"美方嘴上一直讲市场精神、公平竞争，但行动上却是武大郎开店——不容大个儿，不允许别人比自己更优秀、更有竞争力"。美国有些人可能相信而且偏执于"中国之所得，必是美国之所失"的迷思，但是中方不能由此单向推论得出"中国风景这边独好"，乃至中国比美国在各个方面都已经更为优秀的结论。
因为看问题角度不同，中国习惯于把美国看成是引发中美关系巨变的始作俑者，对于中国作为一个自变量的检讨还不够深刻。学者萧功秦，在美国甚至其他一些国家的认知中，中国近年来一系列维护主权的行动，例如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在南海开展岛礁吹填，加快促进两岸统一的进程，进一步整治香港动乱等种种维护主权的行动与努力，基本被理解为"红色帝国"的对外扩张。为谋求限制中国力量的增长，美国一些鹰派人物把希望寄托在与中国"脱钩"、迟滞和阻止中国技术进步上。为达成此目的，华盛顿对华发起技术战，收紧对华技术转让，严格限制中国对美投资，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中美"技术冷战"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坚持科技自主创新的同时，还应思考如何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全球技术供应链中的位置，避免中美在科技生态系统、技术路线、法规和标准发展方面走上两个不同的轨道。
这一问题引发的诸多疑虑是∶中国与美国之间会在拜登执政后也出现技术断层线割裂并延伸到投资、贸易甚至金融领域吗?一个遵守规则、和平善意大国的崛起会引发美国和西方不同的反应吗?中国的善意是否会被美国误解，从而进一步压制中国、希望借此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或者治理模式?中国的"有所作为"在国际关系领域应当如何展现才能获得西方的信任?美国和盟国愿意让渡多大的发展空间给一个制度有自信、治理有特色的中国?
可以预见的是，在当今"逆全球化"潮流依然强劲、国际治理在很多领域依旧欠缺的大背景下，国际政治本身残酷竞争的现实可能会延缓中国与世界的冲突，但是无法避免低烈度的全方位碰撞和矛盾。
（二）中国内政的变化引发的国际反应在中国国内一直没有成为讨论话题，中美对话中有关中国国内政治的问题一直是一个禁区
中美关系中的敏感话题如宣传教育的强化、涉疆涉藏、涉及国家治理中的法治、科技手段运用、言论管理加强等一些问题，很难成为两国对话的实质性议题。美国对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没有考虑到中国在减少贫困、改善公民生活水平和就业机会方面的基本事实。而且，在处理疫情的问题上，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作为非西式民主制度的相对成功案例，稀释了西方价值观号召力的效应，间接打破了美式治理的神话。然而，美国公众与政府在对中国应对疫情、处理与世界卫生组织关系透明度方面的"制度疑虑"和实质抵制是真实而强大的。强政府、"全民动员"式的中国的经验，也很难成为后疫情时代西方治理的样板。
（三）中国对美民意的引导和管控
盖洛普（Gallop）和皮尤（Pew）等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普遍不信任感在近期不断上升，美国大选之前对中国的负面印象数值甚至比1989年后还要高。但是，如果做一个类似的调查，我们在中国也可能得出差不多相同的对美国反感和不信任的结论。低估中国，会让美国难以真正理解全球政治多元化的现实，失去拜登所言的要重新"领导世界"的机会。同样，低估美国、认为美国的重要性下降了的讨论，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对美国的客观判断，妨碍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华盛顿对中国各方面都产生恐惧的真实性。对这些美方反复提出的中国应更透明、更开放的要求，中国需要做更多的、更及时的正面回答。
（四）出于多方面内政安全的考虑，中国并没有倡导资本和信息自由流动这两个全球化原则，因此中国对国际秩序的遵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选择性的
这一点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猜疑。应该说，美国一直采用"双重标准"来看中国。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有选择性地退出了很多国际组织。所以，在这几年的外交实践上，我们看到国际关系中一个值得担心的现象∶一方面是美国不断要强化其传统的双边联盟，或者希望能寻找新的盟友，如印度、越南、中亚有关国家，来实施对华战略反制;另一方面，中国在"与谁为伍"的立场方面也或多或少出现了与美划线的政策倾向，希望借"一带一路"输出"中国主张"、以"中国智慧"推销"中国方案"。中国一直对与美关系紧张的俄罗斯、伊朗、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国保持商务合作关系，甚至对处于封锁困境的俄罗斯提供了大力的经济支持。
国际政治是复杂的，一个国家的外交实践也经常在理性选择和现实利益之间不断寻求平衡点。中国的选择合理性在哪里?中美双方都不会改变自己的战略目标和政策，在过渡期后是否会继续对撞?这是未来中国需要面对的问题。此外，假设中美双方都继续保持战略强硬，双方如何互动也会充满不确定性。假如良性互动，那么中美关系就会出现转机;如若非理性互动，那么中美就可能会继续斗争下去，双边关系就有可能变得更为糟糕。
四、中国对美战略演进∶ 从"超限竞逐"到"系统对抗"?
一个国家外交决策出现误区，往往是因为缺乏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了解。中美两国在历史、文化、传统、习俗、民族、种族、宗教、经济水平、政治制度等方面均存在巨大的差异，双方的思维方法和决策体制也有很大的距离。因此，两国的决策者和决策机制对对方的了解，都有不足之处。这样，双方在相互政策的决策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差异。此外，由于双方在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本国的惯例与反应，而且一国的决策者往往会以自己的习惯思维来看待他国，所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会产生严重的分歧。
历史上，当美国面对中国时，常常会感到自己是恩赐的一方，同时美文化中的自信、优越感和使命感到今天还没有消失。而中国则有权随着国家的成长与发展寻求一种更平等的双边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今后会如何发展?中国对美战略会如何演变?这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以近期中美互动为例。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在十八大后其实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话语重点的偏向和政策的明显转向。2017 年之后，新时代中美关系随着美国对中国的新定位和贸易战的逐渐展开一直处于紧张阶段，新冠疫情加速了中美关系的加速下滑和"垂直落体"。即便如此，中国"不忘初心"的努力在中美关系演进中也显示出更大的主动性，这不仅体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决心、意志和道路自信上，还体现在中国希望能够"逆向而行"、勇于担当起对整个世界的重大责任上。
中国的对美战略发生的大转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改变了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理解，在美国对华强硬时也越来越不惧针锋相对、直面挑战。特朗普后期对中国的攻击，严重伤害了中美关系，这种情况得不到扭转，未来两国竞争中高投入、高烈度、多领域、多形态的长期战略博弈有可能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即便拜登改变美国一些原有的对华政策，在某些方面开始强调中美合作，但是美国对中国内政方面有可能加大批评的做法和中国维护自身发展权的信心和努力之间的矛盾，会使中美关系难以真正回归正轨，中国对美斗争主题依然有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越来越成为外交主旋律。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面临未来中美竞争加剧，中国已经开始针对美国的"脱钩论"而加速战略转型，希望改变对美不对称依赖的状态。一方面，中国试图构建全新的对外开放布局，希望能取得未来创新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在坚守经贸底线的同时，也在其他很多领域对美采取了全面"推回"战略。中国认为，只有充分发挥自己整体高效的体制优势，才能支配更多的战略资源，同时通过整体统筹和调动，将战略资源高效地转化为国家综合实力和能力。
如果把美国目前的对华战略总结为限制性竞争战略的话，那么两国近期的互动表明，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系统性对抗"关系。未来数年，美国还有可能继续通过限制、施压来试图打乱中国的发展节奏、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至少削弱和延缓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国也会做出更加全面、强硬的反应，"斗争型"战略组合的运用会超过"团结型"战略组合的运用，致使中美之间逐渐形成一种既斗争又不能完全脱钩的复杂关系。20 多年前，美国学者哈定提出过"亦敌亦友"（rrienemy）概念。今天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中美之间竞争、合作、冲突或者敌对的周期可能会有多长?双方在哪些具体领域可以合作，在哪些领域有可能冲突不断?中美是否都在低估对方的抗争力?中美如果科技脱钩的话，中国能不能不跟美国打交道还能变得更富裕?美国是不是能够在不与中国合作情况下，完成自己的国家整合与发展目标?
五、思考与建议
拜登赢得美国大选之际，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外交面临的"最大威胁"按国家排名分别是∶朝鲜（83%）、伊朗（80%）、俄罗斯（76%）、中国（75%），而 40%受访者相信中美关系会得到改善，相对于相信与伊朗、俄罗斯、朝鲜改善关系的比例只有 35%、17%和15%，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显得更为乐观。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这是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历史上，中美曾经几度交手甚至兵戎相见，除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直接和间接较量之外，建交后经历的几次重大危机，包括李登辉访美引发的台海危机、"炸馆事件"以及"撞机事件"等，都对两国交往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震荡。当下美国对华政策从软硬两手转向全面施压，既有美国对中国政治的看法越来越负面的原因，同时还有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社会矛盾和种族冲突激化的背景。中美对抗性在加强，管控危机仍是目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两国的重点工作。
在事关中国核心国家利益方面，中国有必要"以两手对两手、以斗争求合作"，但如何在两国关系进入新时期内还能做到"斗而双赢"却是一门高超的政治艺术。中美两国不仅要避免因战略变化而产生冲突碰撞的陷阱，更应该避免像希腊神话中的明明说了真话但却不被听信的卡珊德拉女神（Cassandera）的悲剧∶即便能够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但还是会眼睁睁看着城邦倾覆而无力阻止。
基辛格博士一直强调大国之间要建立多层次的、有效率的合作。"特朗普政府重构了中美互动方式，不仅众多工作层对话磋商机制停止运作，两国间高层和工作层接触也降到最低限度。民主党入住白宫后，美国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定调整，如何学会在下一阶段"与一个分裂的美国打交道"，同时争取打消美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的对华负面共识，这对中国决策者来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当务之急，中国可以考虑在以下几个领域与美国讨论、磋商未来合作的可行性问题。这些领域是∶（1）应对新冠病毒的传播和疫苗开发方面的合作;（2）后疫情时代的全球贸易和经济政策宏观调控协商;（3）国内经济更为开放透明、平衡和对等的改革措施，特别是要针对跨国公司包括美国公司在华运营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4）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方面的深度合作。
其实，中美在其他方面可以合作的领域还有很多。包括∶（1）朝鲜半岛无核化及之后的和平与发展;（2）核武器的能力和使用的战略稳定;（3）打击毒品的国际生产和贩运;（4）和平重建阿富汗、促进重启伊核谈判和中东和平进程;（5）寻找和归还美国在二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阵亡或失踪的官兵的遗体，等等。
除军控谈判已被中国"有条件拒绝"（除非在英法也加入美俄谈判情况下考虑参与）之外，在其他这些领域里，中美完全可以开始探讨"重启"关系或者深化已有合作的可能性。如果格局放大一些，还可以看到一些既与双方利益有关、又是全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也需要中美两国携手解决，如全球生物安全、大数据应用与网络安全、中美共同反恐等等。
无论是哪一个领域的合作，中美之间的合作必定不会一帆风顺。以普遍期望很高的中美气候变化和环保合作为例，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能源环境关系相互依赖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准，两国间多层次的合作与竞争也实现常态化。当时，中美共同推进了几项基础性的工作，包括∶（1）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在 2009 年末成立了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和西弗吉尼亚大学主导的两家联合会，分别研究清洁能源汽车技术和下一代清洁煤技术，包括碳捕获和碳封存技术。（2）共建信息网络。为了保障两国的能源安全，美国能源信息署与中国国家能源局正式合作建立了工作组，完善信息发布与日常交流。这个工作组的任务包括∶ 信息共享、技术支持，能源生产（常规和非常规）数据搜集，通过调查获取终端消费数据，短中期预测方法，以及能源信息分析和传播策略等。（3）中美继续推进州、省、市的互助与结对，落实"绿色合作伙伴计划"。2010 年，中美还轮番举办了"中美低碳城市市长研讨班""中美市长峰会"、"中美绿色能源市长高峰论坛""中美友好城市论坛""中美市长（大连）论坛"等公共交流活动，主题都离不开绿色城市与低碳经济。
拜登执政期间，中美上述合作能否得到持续或者深化，双方是否可能获取新的政治信任，继而能够从法律与协定方面也展开合作，将成为两国之间的重要问题。对此，中美两国当务之急是要在本国做好立法和执法工作，并努力将国内气候环境法律与国际惯例接轨，保证其一致性和长期性。两国政府还要努力不断地激发公众的关切与自觉环保意识，以及吸纳社会各界的资源力量，实现不同层面的环境治理。
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对华战略决定着美国的未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在对华经贸、外交和安全政策上都会更强调盟友、规则和价值观因素，并且将解决国内问题、重塑美国声誉和实力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石。例如，拜登2020年初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的外交政策长文中说，与美国盟友建立"统一战线"是应对"中国威胁"最为有效的方式，但他同时也表示，美国会与中国在如气候变化、防扩散和全球卫生安全等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寻求合作。从中方角度来看，面对中美关系诸多困难和挑战，中国别无选择，必须抓住机遇缓和中美关系，促进中美合作。
从过去中国对美战略目标及策略模式演进来看，中国未来对美外交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是否能采取更为积极的"攻心"上策，使用更多的"主动塑造"、经济吸引、地方交流、灵活让步策略来促成中美关系的实质性转圜，从保证最低程度的"不冲突、不对抗"，到在发展中探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之道。当然，中国因素作为一个外部因素，无法决定美国的国内政治走向，中国的理性选择从根本上说是最大限度地寻找化解中美关系危机的最佳战略∶ 在大变局中，中国推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构建更新的发展格局，以对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带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全面创新，这才是中国理性和智慧的真正展现，才是中美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