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政治危机何以形成:一项基于自由政体学说的理论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5 次 更新时间:2020-08-03 00: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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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刚升  

   作者简介:包刚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尽管自由民主政体有时会遭遇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但出乎意料的是,自由政体学说竟然缺少一套关于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的理论。自由政体学说把自由协商和多数决定作为核心的政治决策规则,但这种规则有可能遭遇三种典型的政治僵局:政治共同体的解体、名义的最高统治权冲突和实质的最高统治权冲突。如果一个陷入政治僵局的自由政体同时还需要应对经济危机、政治叛乱或外部战争等政治压力时,就可能出现整体性的政治危机或政体危机。然而,实际上,自由政体学说拥有防范和克服政治危机的丰富理论资源,包括国家理论、制度理论、法治理论、政体防卫理论与紧急状态理论等。借助这些理论资源,自由政体应该有能力来预防、克服可能的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

  

   关 键 词:政治僵局/政治危机/自由主义/自由民主政体/防御性民主/political deadlock/political crisis/liberalism/liberal democracy/militant democracy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合作治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责任研究”(15ZDA031)的阶段性成果。

  

   “政治僵局”(political deadlock)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几乎被忽视,这一现象是出人意料的。尽管政治僵局并不常见,但政治僵局一旦出现便构成了考验现有政体和政治运作的关键时刻。如何处置政治僵局和由此引发的政治危机,以及能否为此提供解决方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下一个政治均衡点。所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体学说,倘若不能在理论上为处置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提供一个有效的理论框架,无疑是一种缺憾。本文作者认为,缺少一种关于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的理论构成了自由政体学说的软肋。①当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到来时,如果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无法提供一种有效的诠释框架和解决方案,就不得不把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的理论处置权拱手让给了秉承其他理论的思想家——比如像卡尔·施米特这样通常被视为反自由主义的公法学家。②

  

   克林顿·罗斯特(Clinton Rossiter)假设,曾经领导美国内战的亚伯拉罕·林肯如果身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很可能会问:“一个民主国家是否能够打赢一场总体战争,并且在战争之后仍然是一个民主国家?”③类似地,我们则可以这样可以追问:“一个自由民主政体能否克服一次政治僵局或一场政治危机,并且在解决政治僵局或政治危机之后仍然是一个自由民主政体?”本文的目标是试图在自由政体学说的理论框架内为解释、防范和克服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提供一种可能的理论尝试。④

  

   一、政治危机理论的缺失

  

   自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理论。⑤本文从两个视角来理解自由主义:一是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主张,二是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体学说——这里的自由政体,也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政体。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原则,并主张在制度和政策上落实这些理念与原则;政体学说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主张按照特定的政治原则来构建一种“政体”(political regime),其目标是实践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综合来看,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自由主义认为,一个社会或政治共同体是由自利且理性的个人构成的,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个体的自由与权利,统治应该基于被治者的同意,个人通过政治参与、经由自由协商与多数决定规则来确定如何行使政治权力以及如何制定公共政策,以实现基于个人权利与利益基础上的共同体福祉。扼要地说,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体学说包含了如下主要元素。

  

   第一,作为起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个人为本位而非以群体为本位,认为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具有优先性,群体的主要价值也在于捍卫个人自由及改善个人的福利状况。同时,自由主义把个人视为自利而理性的行为者,个人也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国家或群体无权亦不应随意干涉个人的行为与选择。在集体主义者看来,个人主义当然具有某种负面色彩,但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认为,只有依据个人主义原则构建的社会才是合理的。他这样说:“真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亦即一种旨在理解各种决定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努力;其次,它才是一套从这种社会观念中衍生出来的政治准则。”⑥

  

   第二,消极国家观。自由政体学说认为,人类组成政治社会或创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每个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⑦因而,国家的主要角色是保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国家要有能力提供必要的法律与秩序,另一方面政治权力本身要受制约。一般认为,自由政体下的国家观乃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国家观,国家的目标主要仅限于提供必要的保护。从历史发展的次序上看,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要先于启蒙运动,所以,后来以启蒙运动为标志的知识界潮流更多地强调通过限制国家范围、约束国家权力来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这样,宪政、法治、民主与分权制衡就成为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主要原则。⑧

  

   第三,多元主义国家理论。自由政体学说将国家视为一个“中立国家”,国家是一个各种多元利益主体进行政治竞争与互相博弈的舞台。政治权力的获取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正是在这样一个多元竞争的政治过程中完成的。国家既然是中立的,它本身并没有任何偏向性。与其他国家理论相比,自由政体学说既不会主张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又不会赞同国家是政治精英基于抽象国家利益实现某种政治意志的工具,也不会认为国家本身是一个自利的政治行为者。⑨既然国家是多元利益竞争的中立舞台,一个随之而来的推论是国家之内没有敌人,而只有利益与观念各不相同的个人与利益集团。这些个人与利益集团尽管存有利益与观念上的分殊且彼此竞争,但他们之间并非政治上的敌我关系。

  

   第四,自由协商与多数决定作为主要的政治决策规则。自由政体学说既主张“统治应该基于被治者的同意”,又承认每个人具有不同的利益与观念乃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么这种条件下他们应该如何决定公共事务呢?通常,自由协商与多数决定被视为主要的政治决策规则,以此来决定一个政治共同体如何决定政治权力的获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政治权力的获取是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涉及到一个政治共同体最高统治权的归属问题。而公共政策的制定,也是政治生活的重要问题,涉及到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施政纲领问题。与威权政体更多强调自上而下的政治决策规则不同,自由政体把自由协商和多数决定作为主要的政治决策规则。这意味着,最高统治权归属与公共政策制定等基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由协商与多数决定的机制能否有效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协商与多数决定是自由政体的基本政治规则。当然,这里的另一个理论与制度预设是,自由政体下的多数决定不应该侵犯少数人的自由与权利。

  

   第五,自由而繁荣的政治愿景。基于上述要素,自由政体学说预期一个政治共同体能够成为“自由而繁荣的国度”: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政治统治基于法治原则,统治权与公共政策取决于自由协商与多数决定的政治规则,少数人的权利得到充分保护,最终这一政治共同体能够实现自由与繁荣。这也是自由政体学说设想的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

  

   正如经济学家设想的“完全市场”(perfect market)模型——那里拥有完全信息和零交易成本,并最终能实现资源分配效率上的帕累托最优,自由政体学说设想的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市场模型——这是一个几乎没有政治摩擦力的世界,没有政治上的敌我关系,没有人与人之间不可解决的政治冲突,政治家和普通公民均能遵守游戏规则,所有人乐意通过自由协商与多数决定来作出政治决定并使这些决定得到执行。这几乎是一个政治上的完全市场模型。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政治市场并非一个零交易成本的世界。⑩由此,自由政体学说设想中的理想化的政治世界未必能够实现和谐的运转,并最终实现自由与繁荣的政治愿景。

  

   特别是,在自由政体学说下,自由协商与多数决定是解决政治权力获取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核心政治机制。这一政治机制能否解决一个共同体政治权力的有效获取或最高统治权的归属问题呢?如果自由协商与多数决定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该政治共同体就有可能陷入政治僵局。政治僵局往往意味着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权力或最高统治权处于某种程度的瘫痪状态。此时,如果该国同时还面临国际和国内社会的其他重大挑战——比如,国际上的外交争端甚至是战争威胁,国内社会的严重经济危机或政治叛乱,这一政治共同体就有可能陷入一场整体性的政治危机,此时往往也是这一自由政体生死存亡的关头。

  

   对一个自由政体而言,政治僵局以及由此导致的政体危机尽管并不常见,却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时刻。首先,从经验上看,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是自由政体不得不面对的严重政治问题,一旦出现就必须要去处置。政治危机是一个自由政体日常政治之外的“非常政治”,但这种非常政治常常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其次,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一旦出现,自由政体能否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往往影响着现有政体的稳定性和存续性。如果现有的自由政体不能为正在面临的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人们就有可能在现有政体之外寻求替代性的解决方案。这样,自由政体在此种危机时刻就有被人们抛弃的风险。所以,能否恰当地处置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也考验着自由政体是否拥有维系自身存续的政治手段。再次,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的解决方案,往往还为下一个政治均衡点提供新的起点。按照“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的分析视角,很多国家的政治演进都遵循“长期均衡—短期波动—长期均衡”的模式。在一个自由政体下,长期均衡的被打破和短期波动的到来,往往是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引发的。这一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被解决以后,该国政治又将进入一个新的长期均衡过程。因此,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所面临的关键节点,往往是塑造着下一个长期政治均衡的重大关头。(11)

  

   尽管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非常重要,但现有的自由政体学说却缺少一个与此有关的理论,这容易导致理论上的无力和实践上的困境。从逻辑上说,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的出现,并不符合自由政体学说的理论预设——自利且理性的个人经由自由协商与多数决定的政治规则能够达成理想的政治均衡。但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的出现,本身就说明自由政体学说的理论预设过于理想化。实际上,自由政体学说所设想的理想化的完全政治市场模型,在真实的政治世界中并不存在。本文作者认为,缺少一种关于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的理论构成了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的软肋。既然政治僵局与政治危机时有发生,若不能提供一整套与此有关的理论,自由主义就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政体学说。

   二、从政治僵局到政体危机的逻辑

  

在政治实践中,任何一种能够存续的政体都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能够在最低限度上运转起来;二是能够实现最低限度的统治或治理。这种最低限度的统治或治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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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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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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