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晨:“双重”视角下的底层抗争:案例阐释与角色分析

——基于对A省DJ社区(城中村)农民集体上访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5 次 更新时间:2018-06-20 15: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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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晨  

  

   摘要: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底层抗争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从理论社会学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视角出发,发现农村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社会冲突和社会互动的境况中对农民集体抗争的形式和程度起着较大的影响力。一方面,农村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于背后指导和策划上访者们与基层政府进行博弈和对抗;另外一方面,农村知识分子所扮演的有机知识分子和批判知识分子会影响底层抗争的发展态势。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在进一步理解底层抗争的同时,注意农村知识分子的有机性,并及时、有效地回应农民的利益诉求,以维护社会稳定。

  

   关键词:理论社会学;农村知识分子;农民上访;底层抗争;角色分析

  

  

刘成晨,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讲师,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主要从事网络政治、三农问题、公共治理等方面的研究

  

   一、引言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将农民起义的原因归为六类:“(1)官府滥用民力,横征暴敛;(2)官府实行严厉的经济垄断;(3)官府进行严厉的户口控制;(4)官府吏治腐败,法外敲诈;(5)官府和民间对组织资源的争夺;(6)天灾与外患等非社会因素。”[1]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对权力制衡不足的情况下,往往就会导致它贪得无厌、徇私枉法和知法犯法等,进而在这个过程中,民众的利益会因为权力的作恶而被伤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就会选择抗争。在历史有过不少这样的案例,比如秦末时期的“陈胜、吴广起义”,再比如清末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白莲教起义等。[②]

  

   幸运的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没有再发生类似类似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却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或农民集体上访等。然而,我们从其中可以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即:底层民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最终都会演变为政治冲突,进而引发中央对地方社会稳定地担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治理已经实现由‘发展型国家’向‘监管型国家’的转型”。[2]在监管思维作用下,中央继续用维稳和摆平的思维去解决,甚至“花钱买平安”,以保证地方社会的稳定,这是当前基层治理的一个基本逻辑(治理术)。

  

   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来进行个案研究。我们调查的地点是在A省的DJ社区。通过参与式观察可以发现,该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全村有乡村企业3家,小组长Y就其中某个企业的负责人。换句话说,Y共有两个角色:一个是企业家,另外一个是村干部。

  

   当该村进行年终分红的时候,问题也就接踵而至了。村小组的负责人Y在无视《村组法》[③]前提下擅自制定了一项内部规定,即:只有拥有该村户口的人,才有资格参与年底的利益分红,如果原先居住在该村,现在不在却又想把户口迁回的,需要缴纳2万元人民币给村小组长。包括出嫁到外地,但丈夫死亡,其父母却还在该村,按照相关法律[④],其户口虽被允许迁回的情况下,也要缴纳2万元,才能取得该村户口,从而参与分红。这个内部规定,引起了一些村民地不满。[⑤]所以,村民觉得此内部规定不合理,并且形容Y是“第二个中央政府”,无视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故而决定采取集体上访,争取利益的同时,顺把Y“拉下来”。

  

   那么,在这场农民的集体上访中,难道就没有一个带头的吗?其一,结合以往的调查经验和既有的历史文献,不难发现,在农民抗争中不仅仅有带头“闹事”的人,还可能有军师在背后出谋划策。本文所要研究就是这个群体,因为他们具备一定知识,同时又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基层社会非常了解,这为他们带头“闹事”创造了条件。其二,本文根据Intellectuals at a Crossroad: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China’s knowledge workers[⑥]和《知识分子与农村发展》[⑦]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Rural Development两本书对知识分子的理想型分类,可将“带头”的农村知识分子分为:有机型知识分子,专业型知识分子和批判型知识分子。[3]所以,本文的问题是:农村知识分子在底层抗争中,什么时候扮演专业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扮演有机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扮演批判知识分子?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有交叉或重叠吗?此外,在理论社会学的视角下,又该如何理解底层抗争?接下来,让我们先来对相关概念做一个界定。

  

   二、概念界定:农村知识分子与底层抗争

  

   (一)什么是农村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概念最早起源于西方,大约出现在1860年代左右。[⑧]发展如今,学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主要有两个说法:“一个是Intelligentsia,这个词主要来自于东欧,主要是指19世纪末的俄国、波兰的一批人,他们出生贵族,接受西方的教育,对俄国、波兰的专制现状严重不满。”[4]34许记霖等人将其形容为“一群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5]。“另外一个是Intellectual,这一词源于法国,它的出现与当时的一起公共事件有关。在1894年,法国的Alfred Dreyfus上尉,因为蒙受了冤屈而被判终身苦役,左拉、雨果等一批文学家、艺术家、大学老师和记者等在《我控诉》[⑨]上签字,以表示抗议。后来,这份请愿书被誉为‘知识分子的抗议书’。虽然这个词开始带着一定的贬义,但是后来主要是指受过一定的教育,拥有社会良知的一群人称为知识分子。”[6]这就将知识分子的概念范围扩大了很多。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以读书人为主体的阶层,我们将其称为“士”,余英时认为:“士大夫更为重视‘知识’,且士大夫的‘以天下为己任’类似西方基督教的宗教情操,因而中国的‘士’更接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但清朝灭亡以后,读书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士’,更多的是‘文人’,是受过一定教育,从事某个职业的读书人,在专业性上要比一般人更强,比如记者、律师、学者、教师等。所以,从广义的说,就是有一定文化的人都可以叫做知识分子。”[7]所以,把知识分子的这些内涵结合当今中国的农村社会,则农村知识分子主要是指那些受过一定教育,有些知识和头脑的农民。

  

   (二)什么是底层抗争

  

   在20世纪90年代,查尔斯·蒂利、麦克亚当、塔罗,还有裴宜理四个人在斯坦福大学组成了一个“抗争性政治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 of contentious politics)。裴宜理曾说:“这个项目在 4年间每年开会2-3次, 并且他们邀请了另外四名学者加入到他们中来, 包括我本人作为唯一一个研究欧洲或美国之外的地区的成员。我们一起试图思考研究社会运动的新的途径。我们采用了抗争性政治这个词来突出国家的重要性, 并强调抗争是政治性的, 而国家是卷入其中的关键行为体之一。”[8]在她看来,“中国是世界上研究抗争性政治的最好的实验室, 中国的抗争性政治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 3 世纪的陈胜、吴广那里,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9]

  

   于建嵘在《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一书中对抗争性政治做了进一步阐释。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结构转型,中国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群体也随之产生,社会行动者的种种政治表达和利益维护活动,重新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信仰、文化价值观和抗争策略,并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政治主体意识的这种变化,导致了民众抗争意识的外显化。这样的一种外显化的底层民众的抗争意识转化后的行为或举动就可以被理解为底层抗争或抗争性政治。”[10]他还认为:“之所以叫政治性的抗争原因在于,其最初所针对的是维权、社会运动等内容。就具体的表现而言,底层抗争主要反抗的是政府。政府与民众的对抗,往往导致作为弱势一方的民众需要去‘争’,以抵抗政府对民众利益的伤害,于是底层百姓的‘抵抗’与‘争取’成为底层抗争的一种带有强烈利益诉求色彩的行为。”[11]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把类如社会运动、革命、群体性事件、农民上访等,只要有抗争的主体针对利益进行诉求的群体行为,即称为底层抗争。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取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同时还采取了历史文献法。第一,所谓参与式观察法就是“研究者直接参加到所观察的对象的群体和活动中去,不暴露研究者真正的身份,在参与活动中进行隐蔽性研究观察。同时,还需要作为参与者而融入其中。”[12]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观察到了他们是如何商量策略去“堵”镇委书记以质问,他们是如何在该书记的办公室和他反应情况,他们是如何于深夜在饭店商量对策的,等等。又因为与其中一位上访者比较熟悉,所以他们更大胆和放心地说实话,且把上访的全部材料和政府回应材料等给我们看。

  

   第二,“所谓半结构式访谈,是指按照一个粗线条式的访谈提纲而进行的非正式的访谈。该方法对访谈对象的条件、所要询问的问题等只有一个粗略的基本要求,访谈者可以根据访谈时的实际情况灵活地做出必要的调整,至于提问的方式和顺序、访谈对象回答的方式、访谈记录的方式和访谈的时间、地点等没有具体的要求,由访谈者根据情况灵活处理。”[13]所以,在我们还未入场的时候就列好了一个大致的访谈提纲,对是想访谈上访和未上访的村民、村委干部、镇委干部等。而在对话的过程中,我们也采取了灵活应对的策略。

  

   第三,历史文献法主要是指“搜集和分析研究各种现存的有关文献资料,从中选取信息,以达到某种调查研究目的的方法”[14]本文通过查找一些历史上农民抗争的材料,并从中获取了与本文相关的内容,以辅助本研究。

  

   四、理解“底层抗争”:理论与案例的嵌入式分析

  

   本文主要采取了三种理论,分别为: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和互动理论。之所以选择这三种理论的原因在于A省的这场农民集体上访中有结构的因素,有冲突的存在,还有冲突过程中的不同主体地互动。

  

   (一)结构功能主义及其视域下的农民抗争

  

“奥古斯特·孔德和赫伯特·斯宾塞提出了功能主义的最基本原则:社会与生物有机体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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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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