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林飞:中国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特征与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0 次 更新时间:2018-06-08 00: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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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飞  

   内容提要: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成功践行者,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改善国计民生与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呈现四个阶段性特征:去僵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化,告别计划经济模式;国际化,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互利化,防范“逆全球化”风险。科学技术从跟随、引领并重到引领为主,市场产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大趋势。

   关键词: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 经济国际化 逆全球化 互利共赢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不仅大大提高了国民生活水平,并且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改革开放呈现四个阶段性特征与一些新趋势。在“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威胁”“中国崩溃”等纷繁复杂的国际舆论中,我们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实事求是地认知过去、总结经验教训,在更高层次上规划与发展未来中国开放型创新型经济。

  

去僵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中国所有的变革是对西方文明不断冲击后作出的反应”,这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的流行解释。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在《中国简史》一书中指出,这个观点错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今天,回顾40年前中国的状况,当时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穷则思变、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与基础。

   (一)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克服“两个凡是”束缚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各省市报纸纷纷转载,一时“洛阳纸贵”,文章在全国党内外和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当时,我是南京大学哲学系77级学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是给我们讲授辩证唯物主义的老师胡福明。我们都支持文章的观点,但对于当事人胡福明老师来说,曾一度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因为这篇文章否定了“两个凡是”的理论基础。当时,党和国家工作的准则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为此,文章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少数人的指责。虽然帽子、棍子乱飞的“文革”时期已经结束了,但被有些人视为“砍旗”仍然是令人不安的。所以,理论工作者不仅要探求正确的理论观点,有时还需要有足够的理论勇气。

   “两个凡是”是思想僵化的表现,是一种教条主义亦即本本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在早期文章《反对本本主义》中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批评了安于现状、墨守成规、迷信“本本”、不愿作实际调查的保守思想,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强调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当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①

   调查研究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路径,我遵循这一认识开始了学术生涯。1982年,我依据实地调查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一文。调查地是拥有148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调查结论包括: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十分突出;农业劳动力向工业等非农产业转移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主张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工业化、乡村城镇化。②这篇文章获得国家教委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经济学家萧灼基、陈吉元等发表了评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做了批示。当时,有个大学的老师让一位学生到南京找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文章中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度的公式,来自哪篇马克思或者恩格斯新发现的文稿?”我说:“学问不能这样做,遇到中国经济社会现象需要解释,不要马上想到去找‘本本’,而是要通过调查研究去找答案。”

   (二)放弃阶级斗争为纲,以发展经济为中心

   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作了思想理论准备。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此,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这是形成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一个重大转折。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曾经是党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作定位。毛泽东告诫全党:“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③这就是说,能否完成从全力领导革命战争到全力领导经济建设的重大转变,是对党的执政方向与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定位,来自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1956年9月,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表明,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有着清醒的认识。

   然而,不到一年这种认识就受到了国际上有关事件的冲击。1956年,波兰、匈牙利先后有工人上街抗议社会政治制度的弊病,出现了社会动乱与流血事件。对此,毛泽东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人民内部矛盾一般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解决的方法只能是民主的原则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这是正确的。但“波匈事件”引发了国际上一场反共浪潮,中国国内又出现了一些不满共产党领导的言论以及少数地区罢工、罢课事件。由此,毛泽东同志对阶级斗争因素在国内形势中的作用产生了过高的估计,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申,国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1969年4月,中共九大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在“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往往表现为把一些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在人民内部到处找“敌人”,造成了紧张的政治气氛与动荡的社会局面,结果是乱了人民内部,阻碍了经济发展。

   针对“文革”的一系列拨乱反正中,最根本的是要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1978年9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提议,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开始进行伟大的转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从此,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始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努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新时代要赋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内涵,要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提高发展质量上来;从偏向于生产和交换,转向更加注重分配和消费;在不断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重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协调发展。

  

市场化,告别计划经济模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逐步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1954年,我国制定和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其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这表明,计划经济体制成为我国法定的经济体制。虽然,我国有自己的设计与改造,但总体上还是属于“苏联模式”。走出这个模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第二个阶段性特征。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反思与改革尝试

   在新中国成立短短七年中,我国基本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1953年4月,在党中央颁布的《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全党主要干部都应系统地了解苏联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后来,党内与学术界、经济界出现了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弊病。1956年,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④

   中国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曾经起过积极作用。集中管理有利于尽快扭转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财政枯竭、通货膨胀局面,初步稳定与恢复了国民经济,渡过经济难关,同时,使我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缺乏调节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有效机制,容易造成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缺乏活力等现象,容易出现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问题。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问题受到关注,统得过死、低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农业生产家庭承包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水。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其他地方农村也相继出现了包干到户、到组等多种责任制。但是,社会上有不少人想不通,认为农业生产家庭承包是倒退,甚至认为是搞资本主义。1982年5月,南京大学哲学系领导要我带78级学生做毕业实习调查。我首先去安徽滁州地委联系调查事宜,办公室主任直截了当问我:“你们支持不支持农业生产家庭承包?如果不支持,我们不安排你们去农村调查。”话说得很直白,我也明确告诉他:“我们支持农业生产家庭承包!”当月,我与学生们在滁州山区走村入户调查了一个星期。当我们询问当地农民对农业生产家庭承包的看法时,他们往往给我们看家里的粮囤,认为承包解决了吃饭问题,都是赞成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和经济特区的建设等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举措,是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有益尝试。同时,为计划经济体制论证的一些观点,开始受到了质疑:“公有制、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显然,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不能搞单一公有制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与理论反思。这些都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促使中国逐步走上了告别“苏联模式”的进程。

这个进程在高校也有所反映。1983年,我在南京大学开设“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课程,重点讲解苏联和东欧国家计划与价格体制改革、财政与银行信贷体制改革、基本建设与物资供应体制改革、劳动与工资体制改革、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私人经济的体制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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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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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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