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林飞:中国“三大模式”的创新与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0 次 更新时间:2012-04-01 10: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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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飞  

  

  自从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来以来,在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以乡镇企业遍地开花著称的“苏南模式”,以个私经济蓬勃兴起而闻名的“温州模式”,以及外向型经济主导的“珠江模式”。30多年来,这三大模式不断变化,在工业化、国际化与产权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各有创新与发展,同时又相互融合、趋同现象显著。这三大模式发源地,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成为中国经济最强的增长极。这三大模式,是“北京共识”和“中国经验”的最好注释,是“中国模式”内部多样性的生动表现。

  

  一、苏南模式

  

  上世纪70-80年代初期,无锡、苏州、常州地区,是苏南乡镇工业最发达的地方。1983年,邓小平到苏州考察,听说由于发展农村工业,改革开放五年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他高兴地说:“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①这是从实践上高度肯定发展农村工业对于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作用。1984年,费孝通教授用“苏南模式”概括苏南地区发展经济的路子,开始从理论上研究发展农村工业的普遍意义。

  江苏无锡县、江阴县、武进县、常熟县等,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苏南乡镇工业最发达的地方,“苏南模式”是围绕这一核心发展起来的。苏南乡镇工业的发展成为江苏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由于苏南乡镇工业快速发展,1884-1988年江苏工业产值年增长分别达到44.76%、66.88%、28.98%、38.45%、42.43%。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②

  “苏南模式”兴起的动因是什么?首先,发展乡镇工业的动力来自农村内部。“苏南模式”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农村要办乡镇工业的深层次原因,是当时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家庭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以后,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怎样把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显然,就地办工业,是农民自己找到的一条“活路”。③费孝通教授指出,中国农民找到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是“逼上梁山”。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但也有人对农民办工业很不以为然,“有人说社队工业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不正之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各种帽子都有,问题提得很严重。”④这种僵化与保守的观念,没有阻挡得了农民办工业的潮流。费孝通教授明确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旗帜鲜明地说过:“中国的草根工业如今长成参天大树,实在是亿万农民长期艰苦奋斗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作为一名社会学工作者,有责任对他们的实践活动做点理论性的分析和总结,并在舆论上给予支持。”⑤

  苏南地区发展乡镇工业的实践,开创了我国特有的农村工业化模式。费孝通教授在三访江村时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⑥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费孝通教授认为:“由于这些地方工业办得好,因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这个事实应当大书特书,中国社会基层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⑦这个特点的重要意义,只要和西方早年工业化历史相对照就容易看得清楚了。欧洲工业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却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此相比,我国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工业化的道路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

  农村办工业、集体经济为主、政府推动,是人们强调较多的“苏南模式”初期的重要特征。对于苏南乡镇工业为什么最初大多以集体企业形式出现,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有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思想保守”、“模式终结的原因”。这是缺乏正确历史观的看法。

  苏南农村集体的农业原始积累,已经达到传统行业中创办企业所需的资本预付规模。苏南以集体积累孕育起来的乡镇企业,必然是集体所有制,可以把它称之为“社区共有制”。同时,乡镇企业发展之初尚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对于兴办集体所有制企业比较容易接受。因而,“村村点火,队队冒烟”,乡镇企业在苏南大地上率先发展了起来。

  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初期受到了强有力的行政推动。当年从公社主任、镇长到县长,都缺少经费搞建设与福利项目,不办工业地方财力过弱。他们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将能人和社区资本结合起来,依靠“政府信用”从银行取得贷款;没有计划指标,他们就带领农民找市场、造市场,冲破计划经济的层层障碍,自找门路解决原材料短缺等问题。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以后,不仅增加了农民务工经商的就业机会与收入,乡镇政府还可以利用乡镇企业的部分利润,增加行政、教育与福利经费,承担一些政府与社会的职能。

  “苏南模式”的实质,是一种新的工业化模式。西方传统工业化的道路,是“城市—工业,农村—农业”。农村不仅搞农业,也发展工业,这是出现在苏南地区的一种新生事物。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办工业是加速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重要途径。正如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说,“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

  90年代以来,“苏南模式”遇到了多方面的挑战。一是买方市场的出现,使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压力加大;二是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使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的活力减弱。苏南地区的对策思路与实践,是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动力提升乡镇企业竞争力。乡镇企业第一步产权制度改革,是兴办合资企业,通过利用外资加快自身发展。吸取浦东开放开发的启示,江苏与新加坡共建苏州工业园区,大力发展苏州、无锡、常州等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自费建设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出现了令人称羡的实际利用外资的“苏南速度与规模”。乡镇企业大规模利用外资,进一步打开了国际市场,提高了整体素质,加快了向现代企业转变的步伐。

  乡镇企业第二步产权制度改革,是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与转让。1999年,苏南地区的中小乡镇企业全面完成了改制,2000年大中型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并组建了一批乡镇企业集团。一些村办小厂发展起来的集团公司,主动与跨国公司实行成熟技术、先进技术的动态合作,走到了国际科技前沿。一些集团公司重视自主开发,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

  苏南乡镇企业通过二次创业,增强了企业内部发展动力,自主经营、自主约束的运行机制初步建立,整体上实现了自我突破与超越,再创辉煌。以资本经营闻名全国的“江阴板块”,逐步发展到22家上市公司,在境内外募集巨额资金,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同时,苏南模式发生了全面的创新,个体私营经济大发展。2004年6月,苏州民营经济注册资本达到1150亿元,是温州的2.4倍。从而,形成个人、社会法人、外商等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新格局。相应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1990年,江苏省流动人口130万人,其中省外流入52万人,省内流动78万人;2005年,江苏省流动人口1532万人,其中省外流入422万人,省内流动1110万人。苏南地区吸纳的流动人口在全省最多。外来务工人员80%左右集中在苏南地区;经商人员60%左右集中在苏南地区,15%以上在苏中地区,20%以上在苏北地区;服务人员65%左右集中在苏州、南京与无锡等苏南三市。

  苏南区域经济本身,处于不断开拓与发展过程之中,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发展的典范之一,无疑“做模式”是一种成功的实践。而“写模式”却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苏南模式”经常被拿来同“温州模式”比较,先是“扬苏抑温”,后又“扬温抑苏”。其实,从集体办厂到民营经济、从乡镇企业到中外合资、从粗放加工到高新产业、代价过大到重视绿色GDP,“苏南模式”并不是一个静止与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一直在创新与发展。近年来,苏南开展铁腕治污、生态修复活动,建设生态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发展方式的自觉性与热情。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继“苏南模式”之后,被理论界热议的又一个区域经济模式。1986年,费孝通教授在温州调查时,提出了“温州模式”。他发现,温州在外流动的手艺工人已达22万,其中经商的约10万。这是构成“温州模式”的骨干。温州农民大批到外地去打零工,卖手艺,如木匠、裁缝、修鞋、弹棉花等。这些人省吃俭用,把在外地挣得的钱寄回家乡积累起来,成了后来在温州一带发展家庭工厂的启动资金,然后通过广大的运销网络出售家庭作坊的产品。“温州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⑧“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与世界的流通网络。

  费孝通教授曾经三访温州,先后在《瞭望》发表了三篇文章。在第一篇《温州行》中,他首次把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并指出,从这一特点看,“温州模式”已超过了区域范围,在全国范围内带有普遍意义。⑨在这里,“小商品大市场”是对温州产品结构和商品流通方式最形象直观的概括,而“以商带工”则是对温州经济发展中用市场化带动工业化的高度提炼。

  “温州模式”被关注的原因,主要是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比重大。“温州模式”说到底,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在温州地区,主要依靠农民家庭积累发展家庭工业,依靠农民个人头脑发展中介服务。通过劳动替代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收益积累的过程,实现农村工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温州模式”的重要特征。

  “温州模式”其实也是一种“被逼出来”的模式,在发展初期既无政策扶植,又无外资投入,国有经济又少,国家的补贴也相应较少,温州就是在基于生存的基础下发展起来的。费孝通教授用“个体所有制”、“家庭所有制”界定了温州模式的特征,而区别于苏南模式的“社区所有制”。他认为:“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新生事物似乎都不能和传统模式相脱节,而且常常是脱胚于传统模式的。”⑩有人认为,正是这一特征,最终导致民营经济空前的活跃。在中共“十五大”确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温州模式”彻底摆脱了限制甚至压制其发展的种种观念与政治桎梏,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合法地位。

  温州人经济是“温州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他们在全世界各地利用资源,又向全国与世界各地输送资源和产品。在海外与省外,先出去的温州人在自己立足后,往往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带出去,用各种方式帮助新来的温州人创业。他们合作创业形成的“温州店”、“温州村”、“温州街”、“温州城”、“温州团”,遍布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国。近几年来,温州市约有1000家企业到上海建立总部或研发中心,以上海为平台,建立人才、技术、信息上的优势。其中,整体搬迁到上海的企业约有500多家,温州流到外地办厂、置业、买房等资金约1000亿元。温州大量民间资本存量还用于“炒房”、“炒煤”,四处寻找创业增值机会。温州人敢冒风险、勇于创业,几乎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目前,侨居在世界上81个国家与地区的温州人有50多万,在法国巴黎的温州人已达十多万。这种跨区域、跨国流动的特点,为人们思考未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华民族在全球的生存战略,都带来了有益的启发。

  目前,温州民营企业的数量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8.8%;民营企业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分别占全市的90%和92%;民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占全市职工总数的80%左右。著名农村经济专家杜润生曾经指出:“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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