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东:社会法语境下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 次 更新时间:2018-06-02 00: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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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东  

   【摘要】 在社会法语境下,劳动者集体行动合法性的内涵应当包括法律规制、道德层面和认知层面。我国劳动者的集体行动在合法性三个层面的不完备状态,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形式法治产生的消极路径依赖、非正式规则形成的负面效应,以及阻碍了劳资矛盾解决的制度化构建。基于这些问题在权利定位和治理体制的深层根源,从权利可实现的角度来看,与其仅仅从法律文本或者道德规范上主张权利,毋宁重新审视合法性的实践途径: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中解决集体行动合法性的产业基础问题;在推进集体协商的机制建设中解决合法性面临的实践问题;在劳动关系伦理的实践中化解合法性存在的认知危机。

   【中文关键词】 劳动者集体行动;合法性;集体协商;劳动关系伦理

   【全文】

   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劳动关系群体性事件日益成为社会问题的焦点,劳动关系的主体及其利益诉求愈发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由此产生的劳资矛盾逐渐呈现常态化的倾向。在我国集体劳动法极度薄弱乃至缺位的情况下,劳动者集体行动[1]合法性的研究,对于解决现实问题、提升制度化能力显得尤为必要。

   关于劳动者集体行动的论述已经汗牛充栋,然而关于合法性的研究尚显不足,而且学界对一些基本问题远未达成共识。对于国内学界而言,“合法性”概念已经较为常见且得到非常普遍的应用。但是诸多研究者并未把握“合法性”的内涵本质,甚至有滥用之嫌。亦有学者将“合法性”的概念仅仅局限于实在法的法律解释上追求法律建构的一种完美思想,这使得研究内容往往无法深入。基于此,笔者在社会法语境下对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合法性进行一个重新的界定,以期能够抛砖引玉,为审视当前劳动关系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的制度化提供一个思考的视角。

  

一、劳动者集体行动合法性的内涵解读


   “合法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至少在法律、政治伦理和社会心理等不同层面均涉及这一概念的表述。自马克斯•韦伯以来,这一概念得到不断地发展和演进,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重要命题{1},亦是组织制度理论的核心概念{2}。

   在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合法性问题上,诸多法学学者多从实在法的角度界定合法性的内涵。他们从法律和政策文本历史演进的角度梳理了劳动者集体行动的法律规范,为劳动者行为及其规制起到了基本的指引作用。然而,如若将问题囿于实在法的领域之中,对正当性的品质视而不见,“合法性”势必会禁锢劳动者的利益表达,并不利于劳动关系的协调发展。与此同时,基于实在法的薄弱甚至缺位,如果将合法性的标准定位于“一种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纯粹的信念和决断意志”{3},劳动者的集体行动将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危险之中。因此,在当前我国劳动关系与产业政策的大前提下,集体劳动关系立法极度薄弱,工会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的诉求极为迫切,“合法性”的概念应当在社会法的语境下以开放性的视野重新审视。

   社会法的基本功能在于社会保护和社会促进:一方面,在法律关系中对经济弱势当事人的倾斜保护,在社会生活中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促进社会政策与立法的生产性功能,使之与经济政策相互协调、使生产性功能与社会保护功能共进,改进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4}。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功能主要是,经济弱势一方的劳动者为保障其基本生活和基本权利所采取的必要的阻碍资方事业正常运行的私力救济手段。在社会法语境下,要实现这一功能则有赖于:(1)对私权关系进行必要的修正和限制,以实质的分配正义来正视社会的或者经济的强者与弱者之区别,这首先体现的是社会法以实质正义为导向的社会保护功能。这种实质的正义是在法律架构下对劳动关系伦理的发展,是以人为核心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的价值诉求;(2)实质正义的倾斜保护需要各种因素的支持,例如经济条件、社会认可、组织支持等。因此,集体行动的治理应当注重劳工政策与产业结构的需求相适应,这体现的是社会法以社会要素配置的效率为向导的社会促进功能。

   基于上述判断,劳动者集体行动合法性的内涵至少应当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法律规制层面的合法性、道德层面的合法性和认知层面的合法性。法律规制层面的合法性,源于实在的法律规范,是指劳动者是否依法实施行为,是否采取了与法律法规相一致的行为。这是评价劳动者集体行动合法性最为直接和便捷的依据。道德层面的合法性,来源于劳动关系伦理,是指劳动者的集体行动是否有利于增进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福利待遇,其争议行为是否符合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准则。认知合法性来源于有关特定事物或者活动的知识的扩散,主要体现为是否能够得到劳动者团体的接受和其他社会层面的组织支持。一般来讲,规制合法性强调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一系列标准,体现为“合规性”,道德合法性强调符合“共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体现为“正当性”,而认知层面的合法性则侧重于“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5},体现为“认受性”。

   法律规制层面或者道德层面的合法性往往会通过认知合法性来得到体现。但是认知合法性并不必然要以法律规制和道德的合法性为必要条件。这就是说,即使集体行动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甚至被视为违反了某些道德标准,但是它仍然能够得到劳动者团体的认同,或者被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各方面的接收,那么就具备了认知合法性。同时,劳动者之所以依据认知合法性,是因为劳动者难以寻找到其他的行动类型,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些惯例是劳动者实施集体行动的恰当方式。例如,当正常渠道无法畅通之时,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采取集体行动来维护权益,无论这种形式是否具备规制或者道德上的合法性,劳动者也就想当然地认为集体行动具有了合法性。

   理想状态下,劳动者集体行动合法性的完备状态应当体现为法律上、道德上和认知上的合法性标准能够自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法律对集体行动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劳动者按照法律确立的合法性标准实施了集体行动;劳动者为了增进自身的福利或者权益而采取了符合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行动,例如为了追求合理的工资待遇而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这种行为得到了劳动者团体的一致同意,又得到了社会公众、媒体和其他更多方面的认可和支持。但是在我国转型时期的复杂环境下,劳动者集体行动的现实与这种理想的法律状态相距甚远,其原因又是纷繁复杂的。

  

二、劳动者集体行动合法性的现实缺陷

  

   我国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在法律规制、道德层和认知这三个层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对劳动关系的协调和治理产生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一)法律规制合法性的不完备诱发了形式法治消极的路径依赖

   基于我国的法律传统,任何法律规范并非是在具体判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主要是基于推理,即由已知的判断推演出新的判断,为人的行为提供正当性证明。以推理为基础制定的法律规范之间必须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和内容上的完备性,以便于劳动者根据法律规范判断自己行为的后果,同时也使得政府或者法院在处理案件时能够具有足够的法律依据。这种理想状态隐含了一种基本的假设,即法律不存在漏洞,法律是完备的,规制层面的合法性也是完备的。事实上,这种假设频繁失效,特别是对于亟待法律调整的新生现象几乎是不成立的。正是基于此,有学者指出“法律的本性是不完备的”[2]。

   1.法律规制不完备的表现

   在法律规范尚不明朗或者几乎空白的情况下,规制合法性往往易于产生分歧,或者无从推断。关于我国劳动者集体行动是否具备规制合法性,或者法律规范对劳动者行为的评价持何种态度的问题,学界有不同观点。

   持“合法论”者多从权利角度进行论证,认为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合法性体现在现行的成文法之中[3],有如周永坤(2008)、陈志武(2010)等学者。与此同时,持“非法论”者侧重于社会公共秩序和劳动关系的契约自由,认为劳动者集体行动并未被法律所明确许可,不具备法律规制层面的合法性[4]。持“非法论”者则较侧重于社会公共秩序和劳动关系的契约自由,有如何力(2010)、薛兆丰(2010)、张五常(2010)等。

   还有一种观点极具代表性,认为集体行动本身并不违法,基于现实状态提出我国现阶段的劳动者集体行动既不合法,也不违法,而是介于是违法与合法之间的状态。如郑尚元(2003)、常凯(2012)、王全兴和倪雄飞(2012)、侯玲玲(2013)等均持类似观点。这种“既不合法、也不违法”的观点,是多数劳动法学者所持有的观点,事实上说明的是规制合法性不完备的状态。

   2.形式法治消极的路径依赖

   在法律规制不完备的局面之下,劳动者通过集体行动的形式维权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既无禁止性规范,又无授权性规范,集体行动的争议解决也并没有形成健全的、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这种法制局面极易诱发形式法治消极的路径依赖。形式法治侧重于法治的形式性和工具性价值,尽管思维方式是法治的重要基础,但是在法律应用的过程中,如果过于追求法的安定性与“法律统治”的价值目标,将会导致机械执法,给执法者造成一种路径依赖的局面,而无意谋求劳动关系实质的公平和正义,更无益于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发展。在政府治理和司法裁判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形式法治的消极特征是较为明显的。

   (1)形式法治在相关案例的司法裁判方面体现得尤为清晰。对于履行集体合同的争议,尽管法律明确规定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但是现实中几乎不存在此类劳动仲裁或者诉讼。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并不对劳动者集体行动的性质作出直接认定,也并未以权利进行论证,而是在劳动合同履行的层面上解决集体行动所产生的实体或者程序上的合法性问题。这一思路并非是一般意义上集体劳动关系的解决方式,而是个别劳动关系的裁判逻辑。

   (2)在劳动关系协调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往往会以公法的思路来审视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合法性。针对劳动者集体行动的解决,政府的解决思路一般是将其视为群体性突发事件来对待,强调对秩序和安全的维护,其主要的法律依据就是《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的这种偏重于自上而下的管理思路,尽管在现实中具有效率、便捷的优势,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维护社会秩序下的一种政治力量的权衡。这种政治优先的治理方式,体现了社会秩序和行政效率的价值诉求,但是它既没有进行制度建设方面的创新,也没有通过政策替代的方式来解决社会变化所产生的劳动关系新问题。因此,这一局面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很有限的,也并不足以解决合法性的问题。

   (二)道德层面上合法性的误区加剧了非正式规则的负面效应

   按照自然法的理论,道德合法性的权威来自于劳动者集体行动所具有的道德优势。

   1.道德层面合法性的误区

   我国劳动者进行集体行动的道德优势,是在追求劳资力量平衡的过程中,谋求自身的权利保障与利益表达,尽管其目标在于“增进劳动者的福利”,但是行为的外延在现实中的诸多表现则明显突破了“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准则”。这主要体现在现实中集体行动的突发性、自发性和破坏性等特点。

现实中劳动者在集体行动的发起上一般难以预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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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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