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永捷:当代儒教的重新体制化与儒教的改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4 次 更新时间:2018-05-15 23:09:06

进入专题: 儒家  

彭永捷  

   儒教问题是近来中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学术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判断儒教或儒学究竟是否是宗教,或者说“儒教”之“教”,在“教化”之“教”之外,究竟有无“宗教”之“教”的特征。

   由此一问题讨论,顺及对于“宗教”概念的理解、西文(religion)一词汉译与“宗教”一词的关系、儒学与儒教的分野等问题。学术界有关这一讨论情况的总结成果,如邢东田《1978-2000年的儒教研究:学术回顾与思考》[②]、苗润田和陈燕《儒学:宗教与非宗教之争――一个学术史的检讨》[③]、田垣《儒教争鸣举要》[④]等,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国学网”(www.guoxue.com)在其“文史聚焦”栏目编辑的《文史精华》第2期还专门推出了一个“儒教问题专集”,都可供有兴趣者参考,本文对相关争论不再赘述。

   从总体上看,已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历史中的儒学或儒教是否属于宗教这一性质上的判定。本文的讨论,则将视角从学术史的考察转向当下的现实思考,关注当代儒教的重新体制化与儒教的改新。

  

一、体制化的儒家

  

   儒家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体系,它不只是作为文化因子渗透于整个社会的儒学,同时在历史上也曾经以制度化的方式存在,如以儒学取士的科举制度、与皇权政治结合的儒教、以儒家伦常来组织的宗法家族制度,等等。在中国社会经历前现代与现代的变革过程中,儒家文化作为传统与现代深刻断裂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社会被连根拔起。一句话,制度化儒家已经彻底解体。[⑤]

   经历着制度化儒家在现代化冲击下迅速没落的一群人中,也有人敏锐地意识到了问题并积极寻求出路。例如康有为,他积极发起成立孔教会,创办《孔教学会杂志》,并着力争取孔教成为国教,重新使儒家成为制度化儒家。除在《康子内外篇》、《孔子改制考》等书中对儒教源流给予叙述外,康有为还专文撰写了《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孔教会序》、《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等文,论证孔教为宗教,并阐述立孔教为国教的理由。

   康有为试图立孔教为国教的努力或许注定会要失败,在进入现代化途中的传统儒、释、道三家,佛教、道教都顺利地延续了其体制化存在,惟独儒家成了“赵氏孤儿”[⑥],这原本就是儒家应当记取的一个历史教训。

   佛教和道教,虽然也与皇权政治有一定程度的结合,即成为制度化存在的宗教,同时它们又是体制化存在的宗教。“制度化存在”是指作为政治权力结构组成部分的存在方式,“体制化存在”是指作为民间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存在方式。

   儒家由于在中国文化中长期居于国家正统统治地位,它的制度化存在从汉代以来成为儒家文化存在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儒教对皇权政治的深度依附,故而随着皇权政治的崩溃,儒教也就只好落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命运了[⑦]。康有为使孔教制度化的努力,只能使孔教继续和国家政治绑在一起,由国家政治来决定其发展命运。

   康有为虽未能成功使孔教定为国教,但无论如何总是为儒家文化在现代寻找到一条出路。虽然制度化儒家没有变为现实,但在民间社会,体制化儒家总还是结出了果实,孔教毕竟还是一个现实的路径,并且还为后来海内外宗教建设所实践。

   然而,在“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带有毁灭传统性质和结果的激进文化-政治运动中,儒家最后只剩下了几条被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意志主义、生命哲学、马克思主义、康德哲学、现象学直至后现代主义等各式西方哲学来附会、诠释的“儒学”或儒家“哲学”,得到所谓“形而上学的保存”,成为三五大学教授的个人玩好和自言自语,成为现代教育体系和现代学术体系中以学科方式体制化存在的知识研究的对象。

   可以说,在中国大陆,儒家已成为送进博物馆里的展品。当然不能说儒家文化完全对当代社会不再有影响。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并非什么高深玄远之论,它所强调的是生活的常道,“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⑧],是现实生活中无法离开的生活常道,所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⑨],因而它还是散落在日常生活之中,并在日常生活的变迁中继续破败着。原来制度化存在的儒学,现在已被撕成片去,它基本上已失去了成建制的存在形态。

   不惟如此,体制化儒家日益成为人们想象中不可跻及的事物。人们或把当代文化对于儒学碎化的吸收,即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古为今用”,视同于儒家文化只能以碎化的状态和身份进入当代。人们或把儒家文化限制在儒学,并把儒学限制在心性儒学,从而强调开发心性儒学的修养教化作用,有时也包括心性儒学在个人灵魂升华中的某种宗教性意味。

   然而,问题在于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和看待儒学的积极作用,如何来发挥期待中的作用才是关键。由非华裔美国人组成的“波士顿儒家”(Boston Confucianism),也看到了单纯心性儒学的局限性,他们与单纯强调承继思孟――陆王心性儒学传统的现代新儒学不同,更多地关注荀子的思想,强调“礼”对于拉近儒学与大众距离的重要性。

   此外,还有学者试图恢复儒家政治儒学的传统[⑩],这样在使儒学成建制地参与政治制度设计的同时是否也使儒家文化可以获得体制化甚至制度化生存?或在初衷或在想象的效果上也未必没有此种意味。以上各种努力,作为儒家文化在当代复兴的种种探索途径,我们无论赞同与否,都还是持有多元性与开放性的态度,乐观其成。共同的问题在于,人们逐渐意识到碎片化的儒家在支援当代社会的具体实践效用是颇成问题的。

   儒家的心性儒学无论境界如何高超,情理如何交融,后果如何有益于世道人心,但心性儒学如何才能种在更多世人的心田,才是当前儒家文化面临的最重要课题。在儒家重新获得体制化存在以前,儒学研究者们在传统儒学中翻来覆去寻捡所谓种种“现代价值”、“现代意义”的工夫,虽然并非毫无意义,然而脱离了发挥作用的体制,多是无处落实的白费。

   由此再反观迄今为止的儒教问题论争和儒教史研究,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其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儒教问题论争,在学术讨论中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在学术讨论之外却是一个当下的文化建设问题:论证儒教是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之一,是一个具有高度发达成就的历史宗教,无疑在客观上就为帮助儒教在当代社会获得它的合法身份提供了证明;种种赞成与反对,则无疑是儒教获得这一合法身份的“学术听证会”,是对儒教合法身份的学术审查。

   近年来一些儒教史研究成果,特别是李申教授的《中国儒教史》[11],为这种讨论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对于儒教的未来建设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儒学究竟是不是宗教?或许这个发问本身就包藏着问题。儒学是儒学,儒教是儒教,[12]一定要有一个词把二者统属起来,那我们就不妨用与道家、佛家相并的“儒家”。更好的发问方式似应为:儒家究竟是儒学还是儒教?

   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对任何一方的非排它性肯定要比对任何一方的排它性肯定要圆融得多,即说是儒家是儒学或说儒家是儒教都可以有充足的理由,但说儒家只是儒学而不是儒教,或者说儒家只是儒教而不是儒学,则难度要大得多,问题要大得大。

   在这个问题上,韩国柳承国教授的说法给了我启发,他说:“与感性为基础的经验主义和以理性为基础的合理主义是哲学的对象,而以灵性为基础的神秘主义则是宗教的对象。人不仅有感性和理性,人也还要有灵性。

   儒教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有灵性,而且还有感性和理性,它既是宗教,也是哲学,这容易给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儒教只是世俗的伦理、教育、政治学说,人们往往忽略了儒教的宗教意义。”[13]儒家是一个综合性文化系统,我们最好避免对它做出从本质主义立场出发的“一言以蔽之”独断性总结或概括。

   例如,孔子的确不是开宗立派的宗教家或教主,可是并不能说明孔子没有在后来被尊为圣人,崇为教主;孔子的思想不是宗教,也并不能说明孔子以后的儒家思想从来没有被发展成宗教;儒学一直存在反宗教的人文性传统,并不意味着儒学中就不存在着宗教性品格;等等,反之亦然。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14],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儒家传统的理解和诠释也自然相异。我相信这个学术争论是不会得出最终定论的,可谓“辩无胜”[15]。不过,既然是学术史的一个问题,就有继续争论的意义和必要。

   另一方面,这场争论的某种结论,又不必一定成为儒教进入现代社会的必要条件,即无论儒家在历史中是否是宗教,或者说是符合某种宗教观的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还是带有某些宗教因素的准宗教、伦理性宗教、人文教[16]或带有宗教品格的入世的人文的精神形态[17];无论“儒教”之“教”,在“教化”之“教”之外,是否同时也是“宗教”之“教”[18];无论它可以归结为精神化宗教还是可以归结为体制化宗教[19],都不会从根本上妨碍我们思考和发问:儒教在今天要不要成为宗教?!

   当然,争论结果也会对我们今天思考的问题有所影响:如果儒教在历史中是一种道地的宗教,那么今天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恢复儒教的问题;如果儒教在历史上只是一种带有某种宗教因素的准宗教,或伦理性宗教、人文教或带有宗教品格的入世的人文的精神形态,那么今天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接续康有为时代人们的文化贡献而继续建设和发展儒教的问题。

   要言之,儒家的重新体制化,是当代儒学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儒教是儒家重新体制化的一个思考方向。

  

二、儒教之体制化


   在笔者与一些学者就儒教体制化问题的交谈中,大多数人的最初反应就是谈论儒教体制化面临的巨大阻力――能够想象到多大,它就有多大。观念的、宗教的、政治的、情感的、社会的,涉及各个层面。既然如此,谈论儒教的体制化,我们不妨就从儒教体制化所可能面临的种种阻力说起。

   反传统――一种根深蒂固的新文化传统:蔑视传统、鄙视传统甚至敌视传统。根植于五四以来愈演愈烈而至“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的极端反传统的文化心态。这种不健康的文化心态,来自于近代以来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挫折与显赫的历史荣耀之间巨大的反差。这种在受到强烈伤害后自尊-自卑两极连通的文化心态,已为整个民族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积淀为百余年来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

   这种心理最显眼的表现,是表现在我们这个国度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身上。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在整体上的表现仍然显得幼稚和浅薄。但是,情况毕竟在逐渐改变。随着中国呈现出重新崛起的发展势头,近代以来强国保种的救亡压力渐渐释放,人们逐渐以和平的文化心态来对待民族文化,甚至对民族文化逐渐开始恢复自信和抱有更多美好的期待。

   在儒教体制化问题上,可以想见这种反传统的新文化传统仍是顽强的障碍,但也可以有理由相信,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好。

   反儒学。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华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了最重要的塑造作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也最为重大,居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地位。在近代以来形成的反传统的新文化传统中,反儒学是其基调,表现得也最为猛烈,至今如是。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儒家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9980.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