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我没有背叛科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0 次 更新时间:2018-05-05 23: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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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进入专栏)  

江老师的小图书馆

  

   记者:您出过一本书叫《老猫的书房》,您的书房非常令人羡慕。现在有什么变化?

   江晓原:那本书里面说的书房已经没了。我搬家了,书房又大了一点。搬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书摆不下了。我这个人有一个偏好,或者称之为毛病也行,就是我爱看纸质的书,我不愿意看着电子版的,比如说你网上要查资料,那是没办法。但凡你想好好地读书的话,我不愿意读那种电子版的书,所以我总是要找一个纸质的书来看。

   我现在其实很少买书,大多都是出版社的朋友送的,这个在学者中比较少见。一般的学者有时候出版社给他送书也是常有的事,但是不会特别多。而我这些年有好多的出版社的老总朋友,都是以前我跟他们合作过。我出过的书,加上各种新版,肯定超过一百种。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和那些优秀的编辑变成朋友。而优秀的编辑过一些年,他就会变成编辑室的领导,这个规律是很明显的。结果现在我的朋友中总编社长就有好多,然后我在书店里看到本书,我只要发一条短信或微信给出版社的老总说你这个书我喜欢,明天他就会快递到我家里来。更多的是他们知道我喜欢什么书,他们出了书就会主动给我快递过来。

   而且这种关系中没有功利的性质,比如说我把书快递给你,是为了让你给我写书评,不是这样,是因为觉得你会感兴趣。当然在他们希望我写书评的时候,人人都是讲情面的,我能写就写。比如说我在你们周刊上写过的一个书评是一本译林出的书,《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译林出版社经常给我寄书,然后这一次他们说这本书希望你写评论,很多情况下我也会写。我每年大概会评论十几种甚至更多的书,但是这种评论是独立的。我和出版社说,你让我评论的书,我不能保证我一定是说这个书好,万一这书不好,不好我也得说。我的评论是如实进行的。

   另外我一直在《中华读书报》编一个版,现在是逢双月有一版,叫作科学文化。那个版是我负责约稿、组稿的。评论什么书完全由我自己选的,跟出版社没关系,真正是独立的,比如说我在这个版上很少会评上海交大出版社的书,我甚至还回避。

   记者:您还喜欢一些古书,可能就得自己淘了是吧?

   江晓原:对,也淘。以前我那些老总朋友还在当编辑、还没成长为总编社长的时代,我确实自己去淘。那会儿还有很多实体书店,所以我老逛实体书店。在我研究生时代,我们一群同学把北京市的中国书店搞成一个图,然后每次决定走哪条路,一条路上能经过尽可能多的门店,然后这么一路扫荡过去,这是周末进行消遣的一个重要活动之一。我在北京的时候是82年到88年,在北京念博士。那时候我们住在现在的社科院的大楼后面。那个时代有很多实体书店,后来实体书店渐渐消亡了,你爱逛书店也没得逛了。有一阵到国外逛逛,等到中国人口袋里钱开始多起来,在国外买书可以随便买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实体店已经开始消亡。

   现在我们书店其实跟美国的情形挺像,就是说如果还有一点实体书店的话,这些书店都把真正原来意义上的卖书的这部分变得很少了。更多的在那卖什么童书、小孩的玩具文具,然后卖咖啡,然后哄孩子玩的地方,都变成这样的地方了。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大概七八年前,我女儿在美国毕业,我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她知道我爱逛书店,就预先给我发了什么纽约十大著名书店,结果我逛了三家,就跟她说不能逛了,根本没意义。那些店都濒临倒闭,剩下的卖一些童书什么的,偶尔有诗人在那儿搞活动,把诗集搁桌子上,反正诗集也没人买了。最后发现纽约最好的实体书店是大都会博物馆开的书店。因为这个地方是外国游客居多,外国游客还愿意买点美国的书,因为那些书可能在国内暂时还没有或者买起来麻烦。书店要有书不断进来,书店才值得逛,那种濒临倒闭的书店,很久都不添货了,根本就没逛头。现在我们这里我有时候也买书,我就在网上买。我一般网上买书都是有目标的,想着要买某本书,我就直接找到它,把它买了。

   现在虽然实体书店它消亡了,逛书店这种乐趣也没了,但是我现在已经有5万多册藏书。我把家变成了一个小图书馆,我就住在图书馆里。家等于是图书馆附带的生活设施,你可以住在里头。我现在逛书店的乐趣就改为逛我自己的图书馆。因为它积聚到了一定数量,在以前的话它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了。我在这图书馆里经常逛着玩挺开心的,而且毕竟我这里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书,出版社的朋友还经常给我补充新进来的,所以小图书馆有时候逛逛,你要在这里消磨一下午是没问题的,一下午很快就过去了。


“我没有背叛科学”


   记者:您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本行是天文学,然后还有科学史、科幻、性学。您是怎么做到的?

   江晓原:外人会有这样的印象。实际上我还是相当保守的,你看我读书的兴趣,包括看电影的兴趣,是没有限制的,但是我在写的时候我是有限制的。电影方面,我几乎只写科幻电影的评论,我很少写别的电影,尽管我观影的品种是没有限制的,我什么都看。

   我写文章的时候,其实也就那么几个方向。除了天文学、性学、科幻,最近这几年我热衷于做西方科学期刊的社会学研究。这些顶级科学期刊背后的那些黑幕,《自然》算是所有这些刊里头相对最干净的。但是它的做法是这样的:主刊是一个牌坊,经营了快150年也不容易,这么高大上的牌坊,不会去把它弄脏,他们那些挣钱的,都通过子刊去干。对子刊上那些破事,主刊不碰。子刊拿起不义之财来,那是毫不手软。近几年我这方面的文章写过不少。

   有人觉得好像什么东西热了,比如霍金去世,我就写一大篇文章谈霍金。实际上那篇文章是我七年前发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的。只是有个公号的编辑,看见霍金去世的消息,半小时后,他把我那篇文章发到公号上去了,结果成了他的公号上有史以来点击量最大的爆款。这是以前下过工夫的,只不过刚好这会儿有突发事件了或者这个人去世了。后来办公众号的那个人很自豪地告诉我说,我那篇文章两天内至少被24家公号转载。有人说我什么都写,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写霍金,第一因为他跟科学史是直接有关的,他自己是科学史的一部分。另外他讲的那些学问是跟天文有关的。所以讨论霍金对我来说并不是很离谱的。你肯定从来没看见过我谈论财经金融之类的事情,那些我从来不碰的。还有好多领域我都是从来不碰的,我写作的领域也就是有那么几个小块。当然这几个小块隔得远一点,所以有的人会有一个印象,觉得我什么都谈。

   记者:这些年您好像写过不少反思科学主义的文章,这应该挺得罪人的吧?

   江晓原:这些文章近十年来写的比较多,因为我自己的思想也是有变化的。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也是个科学主义者,你想学天体物理这种专业的人肯定是科学主义的,他肯定觉得科学的东西是至高无上的,比什么都好。一直到我开始研究科学史以后,研究生开始,我在中科院念科学史。科学史念了若干年之后,对这个领域渐渐有点了解之后,我的科学主义的立场才动摇了。这个动摇完全是被动,我并不是我自己要背叛它,因为你做科学史,你就会发现科学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必然被颠覆掉了。比如说我有一篇比较流行的文章叫《科学的三大误导》,第一个误导是科学等于正确。很多人在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之前都会说,这还用说吗?科学当然等于正确。我们平常在话语中也是这样假定的。我们说“你设计得很科学”。可是从科学的发展,你就可以明确地看出来,科学它就是不等于正确。这样我的思想逐步有个演变,到了大概十年前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反科学主义者,在这三个事情上都是持否定态度。第一个是科学等于正确,第二个是认为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第三个是认为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一个科学主义者是相信这三条的,就像我当年是科学主义者,我也相信。而一个反科学主义者一定是对这三条都是持否定态度。

   我写的那篇《科学的三大误导》后来《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北大出版社出的我编的《科学史十五讲》教材,现在国内好多高校上课用。出版社希望在新版中让我添加几篇文章作为附录,其中就包括这篇。

   你一旦变成一个反科学主义者,你对当下的很多科学争议,比如说什么转基因主粮问题、全球变暖问题、碳排放、核电要不要搞等等,这些争议在反科学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之间,往往立场是明确对立的。

   比方说人工智能,我可能是在媒体上反对搞人工智能最激进的,包括自动驾驶、算法决定你在手机上看到的内容。后面这个问题非常致命,它将颠覆我们对于真实的观念。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我们的媒体主要是纸质的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它们也许会在某些特殊的时间或者特殊的事件上隐瞒真相,但它们很少能够颠覆真相。

   以前的问题是公众会觉得我们信息短缺,人们想知道更多的真相。现在不是信息短缺,完全是信息过剩。信息过剩比信息短缺要可怕多了。因为信息短缺时,你要斗争的事情,就是要让你能获得信息。但是信息过剩是把好多无用的甚至有害的信息放到你面前来,你需要选择,你自己选择。我们为什么要依赖媒体,其实是依赖媒体去帮我们选择信息。尽管媒体在选择这些信息的过程中,它也有它的利益诉求,或者它的利益代言等等,但反正你自己是不可能去完成筛选的。你看现在每个人手机上看的都是当年袁世凯看的《顺天时报》,都迎合着你,给你推送上来。

   自动驾驶主要是立法的问题。主要是法律要跟上,要确定如果出事,谁来负责任。22号我要到北京去你们三联书店组织的一个论坛,他们给我的题目叫做“科幻世界中的人工智能”。其实关于人工智能的各种各样的弊端,在科幻世界里几乎都已经被人想过了。自动驾驶汽车如果撞死人,你该找谁去?你是找车主还是找造这个车的厂呢?它撞死一个人,你是界定为谋杀,还是界定为交通事故过失杀人,还是界定为一个产品的技术故障?如果界定为机器人杀了人,厂方就可以辩解说,这只是一次意外的故障,这里不存在谋杀。你们要是把这个事情判定为谋杀,就等于承认造的机器人是有人权的,否则谋杀的主体在哪儿?类似这样的东西,科幻小说和电影里早就反复讨论过。自动驾驶这种事情我觉得它虽然处理起来也很啰嗦,但不是那种看不到光亮的隧道那种感觉,后真相时代是一个看不到光明的隧道。黑乎乎的,大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也不知道摸到哪去。所以对人工智能我一直持否定态度。

   这些我介入的争议,我所谓介入是指我发表过文章的,比如关于转基因主粮,现在可能中国极少数几篇学术文本中,有一篇就是我和我的学生发表在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的,我们对中国转基因主粮争议的社会学分析,其中有一些明确的结论,比如给公众试吃转基因主粮是涉嫌违法的,以及许可证颁发、转基因主粮的优越性是否站得住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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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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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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