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创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应对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6 次 更新时间:2018-05-04 14: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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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软实力

  

   21世纪既是一个科技、经济、贸易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各国之间在经济发展、金融贸易、资源获取、科技创新、文化交流和外交攻防等领域开展激烈竞争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在各领域的国际竞争中,每个国家都在积极争取不断加强本国的经济实力(GDP总量及增速、外汇储备、制造业和产品贸易份额、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能源和原材料供应、本国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信誉、控制通胀能力等)、基础设置建设(交通、通讯、市政设施、水利、电网等)、国防能力等,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每个国家也必须同时关注本国“软实力”的发展与建设。

   软实力(soft power)包括一个国家的内部凝聚力、主体文化被国民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在国际机构组织中的影响力等。如何认识中国当前的软实力状况?如何才能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自然成为国人普遍关注的问题。我认为首先必须把国内的基础打好,然后才谈得上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而当我们关注国内软实力的现状和改进时,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讨论与关注。

   第一个方面,就是全体国民对所属国家是否存在高度政治认同。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多族群(民族、种族)政治实体,各群体在语言、宗教、习俗和传统身份认同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各国多族群格局的形成,有的属于本土传统政治实体(帝国、部落联盟等)的历史延续,有的是外来因素如近代殖民地建构的结果或人口迁移造成。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是由西欧国家创建并推广到世界各地的国家组织形式和国际法主体,由于其他各国历史基础、内部结构和外部条件各不相同,对本国各群体的称谓不同,各国在“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进程中采用的推动国家政治整合的思路和措施也不相同。虽然许多亚非拉国家已具有“民族国家”外形,但内部各群体对国家的政治认同程度千差万别。如果各群体没有把所属国家视为共同的最高政治认同,其中有些群体接受西方“民族”理念并自认是独立“民族”,就会出现族群层面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非但不能与国家层面的爱国主义重合,而且具有很强离心力,那么这个国家就始终存在分裂的风险。一旦分裂,国将不国,其他一切统统谈不上了。所以,国内各群体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努力维护国家统一的程度,以及是否享有共同的国家观,这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

   第二个方面,就是包括各族群在内的全体国民是否分享一个共同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体系的追求,即共享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认同,这是国家政治认同的文化基础。它可能以某种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自由主义)为主导,也可以是某种排他性很强、带有“政教合一”色彩的传统宗教为核心。只有当其在大多数国民中具有很强感召力并成为民众内心的共同信仰时,它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它对国民的凝聚作用超越人类学概念的“文化”(语言、传统文化、生活方式、血缘祖先等,这些是构成“族群认同”的文化基础),甚至可能超越具有开放色彩的现代宗教。我们看到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一个时期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大多数国民在内心所接受,这一共同信仰超越了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差异和传统的群体身份认同,团结了各族民众。我们也看到美国主流社会倡导的意识形态(个人权利、自由等)对具有不同种族、语言、宗教、祖籍背景的新老移民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同时,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多少带有“政教合一”色彩的宗教信仰,在中东、北非的传统国家中也扮演了“政治文化”的功能。这第二个方面的“软实力”,就是全体国民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文化凝聚力。

   第三个方面,就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国民素质和创新能力。与文化传统相关的道德素养、艰苦勤俭的奋斗精神、对知识的渴求、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和对下一代教育的高度重视等,都体现出了国民的基本素质。但是能否使一代代国民具有高度竞争力的知识创新能力、具有坚忍不懈的奋斗精神,具有宽容博大的政治和文化胸怀,具有深切的社会关怀和合作精神,这些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教育体系的设计、运行和不断改善提高。这是软实力的第三个方面,即一个国家的国民综合竞争力。

   本文主要关注第一和第二层面,对第三个层面即教育制度问题将不作讨论。

  

 二、中国如何提高本国的软实力


   1.中国的“民族构建”思路

   在第一层面,中国需要重新反思我国“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的基本思路与实践。“民族”(nation)概念、“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运动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体制都起源于工业化时代的西欧,随着西欧新兴“民族国家”强大后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主义扩张,其他地区的政治实体被动地效仿“民族国家”对自身政体进行改造(马戎,2009:83)。但是,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基础不同,各自所理解和接受的“民族”概念内涵与覆盖面、设计并实施的“民族构建”的思路也不同。这些传统政治实体(传统帝国、部族国家、松散联盟等)最终可能演变为一个“多民族国家”(a multi-national state),也可能建成一个包含许多族群的“民族国家”(a multi-ethnicnation-state)。

   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我们今后继续坚持这一“民族构建”的基本思路,就必须妥善处理好56个“民族”整体之间(而不是群体内外所有成员即国民之间)在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文化权利诸领域中的平等问题。由于中国56个民族在人口规模、居住模式(聚居或散居)、发展基础(聚居区的资源和基础建设水平)、现代产业中的综合竞争能力(整体受教育水平、行业和职业结构)差距很大,这些领域中以“民族”为单元的“民族平等”在实践中难度极大,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因为群体间的平衡或“公平”极难把握,能够使一方满意的安排,很难令其他方满意。这些难题不仅存在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同样存在于不同的少数民族之间。

   在有些多族群的民族国家,把全体国民作为一个“民族”(nation)来进行构建,这是另一种思路。如美国和印度分别在“美利坚民族”(American nation)和“印度民族”(Indian nation)的大框架内,把国内具有不同语言、血缘、宗教、文化差异的群体称为“族群”(ethnic groups)。政府和民众在考虑族群之间的“平等”时,主要着力点是(各群体)个体成员之间的“平等”,这样在人口规模、居住模式、发展基础等方面的群体差距因素可或多或少得以淡化,使社会和每位个体成员的关注力都集中在个体成员自身的竞争能力(语言能力、受教育水平、就业技能、健康情况等)和社会经济地位(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上,并以公民权利作为争取公平竞争和平等待遇的合法性基础。尽管有些人会把一些具体事件与其种族、族群背景联系起来解读,但是在法律上,任何一个不平等的事件都是一件只涉及作为具体当事人的某位族群成员、个体公民的孤立事件,这种视角就使主流社会在努力帮助少数族群个体成员提高其竞争能力或对已发生的不平等事件进行补偿时,获得了用以缓冲矛盾的空间与时间,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或降低以“族群”为单位的群体性事件和恶性冲突,同时也可以逐步消除族群“民族主义”得以滋生的社会土壤。由于各种原因(历史积累、迁移等)形成的“弱势群体”(如美国的黑人、西班牙语裔移民等),在这样的“多族群的民族国家”体制中仍然会得到政策性扶助并获得逐步增强竞争力的机会。在这样的基本思路和制度框架中,以国家认同为最高政治认同、以公民权利为核心诉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多族群的民族国家”也是社会相对稳定、群体矛盾相对较少并容易处理的公民-法制国家。

   从苏联、南斯拉夫等“多民族联邦国家”和美国、印度等“多族群的民族国家”两方面实践的经验教训来看,我国目前的“民族”理论和实践也许存在着反思的必要。

    2.中国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如何构建

   在第二个层面,自1949年建国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劳)分配”的新社会)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在全国各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中享有极高的权威,拥有类似宗教信仰那样的神圣性和感召力。同时无需讳言的是,这一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和感召力在文化大革命后逐渐下降,可以说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主体文化和信仰的“真空”(马戎,1995),这也反映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出现的许多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和各种宗教影响的不断扩大,人们开始讨论如何重建中国社会主体文化和重新树立国民“信仰”的问题。在21世纪,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需要继续宣传,革命先烈在战争中的献身精神和光辉事迹是中国革命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但是在民众日常社会交往和经济生活中,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在当前化解国内社会矛盾和面对国际竞争时能够凝聚全体国民的政治文化。20世纪80年代中央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经济领域的“解放思想”和务实的制度政策调整焕发出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相应的政治文化建设却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

   以某种宗教作为重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石,在实践上并不现实。首先,“政教合一”的政体与现代工业化国家的政治原则完全不相容;其次,除了个别区域(如西藏),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主流也从未出现过“政教合一”的政体;第三,中国从来也不曾是一个宗教国家,目前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公民有信仰自由;第四,欧洲国家在历史上曾经由基督教占主导地位,宗教改革后成为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但基督教信仰在欧美各国民间社会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凝聚作用并成为国民政治认同的文化基础。在中东和北非各国,伊斯兰教也有着类似的历史经历和民间基础,即使在土耳其这样实行“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国家,伊斯兰教依然是国家认同的重要文化基础。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没有类似欧美或中东的历史经历和宗教基础,无法仿效。

   如果以中国某个传统思想与道德文化体系(如儒学)作为重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石,同样存在许多困难。第一,虽然儒学中有许多精华部分应当继承,但是近代历史证明它未能够有效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甚至一度成为中国社会接受工业文明的障碍,所以“五四运动”时期曾有“打倒孔家店”的过激言论。儒学能否“脱胎换骨”成为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社会主体文化,尚在未可知之列,近年来关于“新儒学”或“儒教资本主义”的讨论似渐沉寂。第二,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有自己的传统宗教信仰(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对发源于中原地区的儒学的认同度并不高。所以,在中国不存在以某一种宗教(如佛教)或某一种传统道德体系(如儒学)作为全体13亿国民的共同信仰来整合、凝聚国民的前景。第三,建国60多年来我国教育体系中社会思想、政治理念教育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精英和民间大众对儒学的了解是支离破碎和肤浅的。于丹讲《论语》之所以能够红极一时,既反映出中国民众在主体文化缺失的现状下对了解儒学的兴趣,同时也反映出民众对儒学知识的缺乏。以上这些因素都使儒学成为全国性主体文化的期望极难实现。

与现代公民-法制国家相联系的“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包括全体国民的“民族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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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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