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则渊 陈悦:中国科学学40年——纪念全国科学大会40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2 次 更新时间:2018-04-29 2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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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则渊   陈悦  

   中国科学学,与改革开放同俦,与科学的春天同步。

   粉碎“四人帮”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即把教育和科学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1977年他首先主持召开了教育座谈会,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接着于1978年3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大会讲话,其报告的主题就是讲话中的两句话:第一句是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另一句话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以《科学的春天》作为演讲的题目,来表达这次会议开启了中国科学的春天。

   正像1977年教育座谈会预示科学的春天即将来临一样,中国火箭之父钱学森1977年在《现代科学技术》[1]长文中率先提出建立“科学的科学”这门新学科,也意味着即将迎来科学学的春天。正是1978年初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际,在驻苏使馆工作的韩秉成,依照汉语对学科的语言构词习惯,把“科学的科学”简化为“科学学”,编译了《科学学简介》[2]一文,第一次介绍了苏联科学学的发展情况,首先使用了“科学学”的概念。之后,科学学在我国形成了学术高潮,至今已走过了40年的发展历程

   科学学,是科学的自我反思,是探索科学技术活动规律的一门学问。科学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是我国科技事业走向成熟与健康繁荣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为纪念全国科学大会召开40周年,本文简要概述了在科学的春天诞生的科学学40年的发展进程与主要成就。为叙述的方便,我们把40年分为四个10年,每10年一个阶段:

  

   1.科学学研究的兴起、学科化与建制化

   在中国科学学的第一个10年,是我国科学学初兴阶段。一些科学家迅速转向对科学学的研究。钱学森是中国倡导科学学研究的第一人。作为战略科学家,钱学森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敏锐地觉察到:“当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高度综合而又有基础到应用的严密结构的体系,就应该有一门代替消亡了的自然哲学的学问,它专门研究科学技术体系的组织结构,研究体系的逻辑性和严谨性,研究科学技术和哲学的联系等等。这也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我们应该认真考虑要不要建立这门学问,如果要,就应专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也是建设我国科学技术大军的一个项目。”提出办科学学专业,培养科学学人才[1]。

   其后,钱学森1978年完成而于1979年在《哲学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3]文章,第一次公开使用“科学学”这一学科概念。这是我国首次创立并系统阐释科学学的开篇之作。1979年7月到10月间著名学者于光远、龚育之、王兴成和查汝强均发表短文,参加这场学术研讨[4]。同年10月钱学森应约又撰写了《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问题》的重要文章,刊载于《科研管理》试刊第3-4期上,后经增补在1980年《科研管理》创刊号上正式发表[5]。该文提出了科学学的学科结构由科学技术体系学、科学能力学、政治科学学三个分支学科所构成。

   这个阶段,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一些年轻学者转向对科学学的研究。赵红州从物理学转向科学学研究,他不仅早在1972年独立地发现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现象,而且于1979年发表《试论社会的科学能力》[6]、《关于科学家社会年龄问题的研究》[7]、《论科学发现的采掘模型》[8][9]等一系列科学学理论文章。张碧晖、刘则渊从金属材料学科转向自然辩证法研究,再转向科学学研究,1981年张碧晖和许立言、郑慕琦合作编著了中国第一部科学学专著《科学学概论》,可惜未正式出版;同年刘则渊等发表《世界哲学高潮与科学中心关系的历史考察》[10]。

   这一时期,我国翻译出版了一批世界科学学名著: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J.D.Bernal)的科学学奠基作《科学的社会功能》(1982)[11]及其发表25周年的纪念文集《科学的科学》(1985)[12],苏联科学学主要奠基人多勃罗夫(Г.М.Добров)的专著《普通科学学导论》(1984)[13]和拉契科夫(П.А. Рачков)的专著《科学学:问题•结构•原理》(1984)[14]等;我国学者撰著了一批科学学专著或教科书:关西普、季子林、陈士俊、王树恩的《科学学纲要》(1981)[15],夏禹龙、刘吉、冯之浚、张念椿的《科学学基础》(1983)[16],田夫、王兴成主编的《科学学教程》(1983)[17],赵红州的《科学能力学引论》(1984)[18],杨沛霆等合著的《科学技术论》(1985)[19]和夏禹龙主编的《社会科学学》(1989)[20],等等。

   中国科学学这个阶段的突出特征,就是科学学研究的建制化。其主要标志是:《科研管理》、《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和《科学学研究》三大期刊相继创刊,为科学学组织建设创造了学术基础。全国产生和形成了一支科学学研究队伍与教师队伍,科学学开始走进大学课堂。上海、天津、北京、云南、武汉相继建立了科学学研究机构。在全国举办一系列科学学研讨会的基础上,于1982年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任首届理事会理事长。在前一年的全国理论科学学研讨会,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可算找到老家了:谈谈科学学和科研管理》[21],他把科学学作为自己从事组织管理核弹研制和中科院领导管理工作的“认祖归宗”。“可算找到老家了”已成为科学学界的一句经典名言。事实上,科学学在中国传播与兴起伊始,钱三强就积极热忱地倡导、组织科学学的研究与交流活动。他为中国科学学事业做出了开创性奠基性贡献,永不磨灭[22]。他在任期间的最大贡献,莫过于科学学的学科建设与学位设置。他任研究会理事长期间,同时也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他始终坚持将“科学学”作为一门学科列入《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开始在系统科学中设立“科学学”二级学科,后来在目录调整中,他坚持在理学门类下设立了“科学学与科学管理”的硕士、博士学位。这使得复旦大学、福州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先后获得科学学与科学管理硕士学位。但钱三强去世后,在修订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科学学与科学管理”并入管理学门类的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该一级学科不设二级学科,从此“科学学”在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目录中消失了。我们科学学工作者为没有保住科学学在学科目录中的独立学科地位,让钱三强先生生前的努力付诸东流而深深的遗憾。

  

   2.科学学研究的领域拓展与首倡技术创新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是中国科学学的第二个10年。在著名理论家龚育之担任研究会第二届理事长期间,我国科学学理论研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后来我国科学学界把科学学拓展到软科学更广泛的知识空间,科学学一度出现被软科学研究的浪潮所淹没,科学学本身为生存而在曲折中发展。

   然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科学学工作者在探索科学技术活动的进路中竟然闯入一个全新领域——技术创新。2017年科学学终身成就奖得主吴明瑜,在《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23]中回忆道:搞科学学的人,首先提出要重视“创新”这个概念。后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后,立专项支持对“创新”的研究,并以国家科委贾蔚文等几位为主力研究这个项目。

   对于科学学首倡技术创新这一重要的史料,有必要详加说明。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与发明的对应词用的是革新。首先是日文把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经济发展理论中的“innovation”译为“革新”,中文从日文沿习了这一译法。但在中国,特别是在“大跃进”群众运动中革新或技术革新的含义成为技术上的“小改小革”,虽然与“技术革命”划清了界限,却失去了“innovation”本来的经济学含义,即科学发现及发明等知识成果首次在生产应用中实现产业化、商业化过程。鉴于学术上这个误解的现实,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贾蔚文教授,率先提出把当时流行的技术革新正名为技术创新(innovation)。当年我们曾与贾蔚文进行过讨论,由于革新一般被理解为工农群众的“小改小革”,用熊彼特经济理论对创新给予正名很必要,同时又担心创新在中国会引起泛化,因为创新的概念在中通常指“抛弃旧的,创造新的”。贾蔚文坚持认为,得失相比,正名是非常必要的。他发表了有关技术创新的理论和体制改革一系列论文。后来事实证明,“创新”概念不胫而走,得到公众、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认同,创新概念也确实泛化了,但同时人们也辨识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本质,不同于“抛弃旧的,创造新的”这个日常所用创新的含义。

   技术创新的概念正名,不仅在学术界达成广泛的共识,而且得到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进而技术创新从学术研究成果,被政府部门所采纳,变为国家战略。在自然基金委管理学部(组)的资助下,科学学及技术经济、技术哲学、管理学等相关各学术界,连续10年开展对技术创新的理论、体制、管理、政策和战略各方面的研究,为国家各级政府及部门,为企业技术开发与创新活动,提供了重要依据。基金委持续资助创新研究,常研常新,硕果累累。仅仅收录在《技术创新十年》[24]中的主要总结性文章有:

   远德玉,陈昌曙(东北大学).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与能力研究;

   傅家骥(清华大学).技术创新与企业发展;

   贾蔚文等(科技促进中心).技术创新的机制和政策研究;

   顾新一,许庆瑞等(浙江大学).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及其支撑环境;

   关士续(哈工大).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基金委管理学部负责人陈晓田在《技术创新十年》中,总结了技术创新研究的主要贡献:

   ——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理论体系,超出熊彼特的创新经济理论;

   ——变为国家战略,支撑了国家制定加速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的决定,实施国家创新工程;

   ——培养了一批技术开发与创新研究人才,及创新管理人才;

   ——在全社会普及了创新观念,推动了行业、企业和地方的技术创新活动。

   后来基金委继续支持技术创新研究,乃至进入新世纪以来仍然不断地向创新领域的深度与广度探索,为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到后来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 科学学研究的学科复兴与新兴交叉科学探索

   1997年中国科学学进入第三个10年,我国科学学奠基人之一的著名学者冯之浚先生任第三届研究会理事长,之后2002年著名科技政策专家方新女士接任新一届研究会理事长。这两届理事会高度重视并大力加强科学学与科技管理学科建设。正是1997年大连理工大学在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设立了“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方向;2002年首先成功自行设立了科学学与科技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得到国务院学位办的批复认可。在科学学从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消失五年之后,大工这个全国唯一的科学学与科技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奇迹般地顽强成长起来。

   在两届理事会冯之浚理事长、方新理事长的倡导努力下,科学学的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取得新的进展,科学学研究呈现出新的繁荣局面,在科学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前所未有。特别是开展基于科学学的新兴交叉科学研究,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就。概括起来,突出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新兴交叉科学的知识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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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思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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