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刚:明代上川南地区的佛教与地方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 次 更新时间:2018-04-26 12:01:10

进入专题: 上川南地区   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陈志刚  

   摘要:明代上川南地区毗邻乌思藏,是西番朝贡贸易的必经之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这一地区并行不悖,汉藏社会由此得以整合。佛教在“善”与“义”方面调和儒家思想,僧人社会接触之广,地方适应方式之多,令儒家士大夫普遍接受佛教信仰和寺院生活,地方政府的庆贺礼仪也在佛教寺院中完成。佛教仪式帮助乡民解决“死亡”问题,地方大族依赖佛教仪式祭祀祖先、维系家族组织,通过捐献茶园田土供养寺庵僧人来树立地方权威。在明末清初动乱的武装自保中,佛教为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做出重要贡献。

  

   佛教传入中国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并与历代皇权、贵族、地方政府、士绅乡民和儒道思想存在一种交织的互动关系,在取经译经、文学艺术、社会生活和仪式制度里逐渐完成中国化。明代继承宋代“尊孔”的理学传统,嘉靖朝奉孔子为至圣先师。与此同时,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实行佛道补入策略,贯行三教调和政策,为明代佛教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因此,明代佛教在各地的传播及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是区域社会史考察的一项重要内容。

   明代西南地区的上川南是指大渡河以南的建昌,以及大渡河以东,岷江以西的青衣江流域上游和岷江流域中游,包括黎州、雅州、天全、邛州、嘉定州、眉州等地。这一地区“汉番夷蛮杂处”,州县、土司和卫所三套行政体制并行。姑且不论州县,土司就有长河西鱼通宁远土司、董卜韩胡土司、黎州土司和天全土司,卫所有黎州守御军民千户所、大渡河守御千户所与雅州守御千户所。在这个地区,佛教信仰是一个显著而鲜明的社会共同特征,它是探求明代上川南地区历史脉络的重要线索。

   上川南有峨眉山、蒙顶山等佛教名山。前者是普贤菩萨的道场,被明代历朝皇帝尊奉,后者的《蒙山施食仪》是明代佛教徒每日晚课的必修功课(慧律,1999;琛明,2004)。时至今日,在雅安、名山、芦山、荥经等地的村落通向县城或村落毗连的沿途,仍然能看到大量明代存留的物质形态,如摩崖石刻、寺院庙庵,以及延续至今的奉献哈达的习俗,这些都可以呈现明代上川南地区佛教曾经繁盛的画面。这不得不令人思考以下问题:西南地区的佛教信仰如何整合了当地汉藏社会,它采取哪些社会策略获得发展,如何与家族联合并建立地方生活秩序?本地社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是否与此种秩序有关?基于这些问题,本文专门讨论明代上川南地区的佛教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西番朝贡贸易下的藏传佛教传播


   明代西番朝贡贸易的主体是乌思藏、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和董卜韩胡宣慰使司。雅州、黎州、天全碉门、松潘是西南一线朝贡贸易的必经路线,前三个地点均为上川南地区的汉藏茶马互市地,茶叶贸易规模很大。以天全土司辖境内的碉门乌茶贸易为例,洪武五年(1372),碉门乌茶贸易达41万斤。即使如此,上川南地区的茶叶生产量依然不能满足西番朝贡贸易的需求,这促使西番朝贡使臣到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湖广省购买茶叶。景泰四年(1453),巡抚湖广右都御史李实的上奏反映了这一现象:

   四川董卜韩胡宣慰司番僧国师、禅司、剌麻进贡毕日,许带食茶回还,因此货买私茶至万数千斤,其铜锡磁铁等器用,沿途多用人船载至成都,陆路起夫扛抬。且如邛县十里、名山县二里、荥经县四里、雅州十里,其间半系僰夷土民,不惯肩挑,多是背负。送运不全,又令妇女扛抬,甚至四五百里之程。

   董卜韩胡宣慰使司派遣国师、禅师、喇嘛等番僧贡使从湖广省购买多达上万斤的茶叶,引起李实的注意。奏书所言“沿途多用人船载至成都”,说明董卜韩胡宣慰使司贡使用船溯长江、岷江,经嘉定州而上至成都,再经成都从陆路过邛县、名山县、荥经县等地,把茶叶运入番地。

   除了大渡河沿岸的土司进行朝贡贸易,大渡河一带近边军民也参与朝贡贸易,他们的手段是混迹在番僧进贡使团里一同前来。成化四年(1468),礼部奏疏“近边军民旧与乌思藏及长河西鱼通宁远等番僧混同来贡,近因有禁例,不得似前滥进冒赏,遂搜寻前元旧印引,诈冒生番,又开一路进贡,以为冒赏之阶”。起初,大渡河沿岸的军民混合在番僧使团里做朝贡贸易,明廷下达朝贡使团名额限制的“禁令”后,为了获得新的敕书,近边军民居然把前元颁发的旧印章搜寻出来交给明廷,声称他们是没有投诚的“生番”,请求明廷再开一条道路进行朝贡贸易。这种绕过明廷朝贡贸易禁令,突破人数限制政策的情况不断发生,说明大渡河沿岸地区的西番朝贡贸易的蓬勃发展。

   成化年间,西番朝贡使团的数量、规模和出使频率不断增长和扩大,导致明廷财政负担过重,赏赐贡使的“衣币”不敷供给。为此,成化六年(1470),朝廷再次规定,限制西番进贡使团规模。然而,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地的军民宣慰使司与松潘、越嶲交界,其治下各处番僧“往往伪作印信番书,以冒赏赐”。为此,成化十七年(1481),明廷向乌思藏诸番王及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宣慰使司颁发一道敕书和六十道勘合,其中,乌思藏赞善王遣番僧贡使或经河州或经洮州过陕西省入贡,乌思藏阐教王、阐化王、辅教王遣番僧贡使经雅州过四川省入贡,长河西、朵干、董卜诸宣慰司遣番僧朝贡必须经雅州的雅安驿过四川省入贡(申时行等,1995;刘大谟等,1998)。尽管如此,朝廷的限制政策仍不能得到完全执行。成化十九年(1483),长河西灌顶国师派遣朝贡僧人1 800人,弘治十二年(1499),乌思藏和长河西宣慰使司朝贡使臣2 800余人。西番朝贡贸易次数频繁、规模庞大,进一步带动了长江中上游的长途茶叶贸易。仅隆庆三年(1569),黎州、雅州一带的茶叶贸易量就高达300万斤,朝贡贸易使团从川东巫山、建始等县溯长江而上,在嘉定州沿青衣江至雅州、黎州,明廷在夔州府、嘉定州、雅州和黎州等地设置茶引批验所负责茶引截角,在泸州和碉门茶马司负责盘验(姜宝,1997)。

   在西番朝贡贸易繁荣的时候,上川南各地的朝贡贸易沿线均有藏传佛教寺院。比如,作为监管碉门茶马贸易的天全高土司的辖境内就有多处藏传佛教寺院。永乐十四年(1416),天全土司高敬让在距碉门北五里之地建修“云顶清凉寺”(尹东夏,1992a),又在距碉门北三里之地修建“古佛小殿”(尹东夏,1992b)。这两处建筑成为西番朝贡和茶马互市的“起送憩息之所”(陈松龄,1992)。永乐十五年(1417),明廷在天全土司境内里设置“僧纲司”管理当地的佛教事务。

   正统朝(1436—1449)以来,随着朝贡贸易规模的扩大,明廷从笼络乌思藏的角度出发,允许西番僧人在上川南地区的各处寺院住锡和传教。这项规定推动了藏传佛教在上川南地区的传播。正统元年(1436),西番僧人锁南札朝贡经过天全土司辖境,看中碉门北三里之地,请求明廷准许他在此地建立庙宇。明廷派遣内臣至天全土司境内监督修造寺院,赐名“慈朗寺”(尹东夏,1992b)。正统八年(1443),明廷给长河西地面因果寺高僧簇克林藏卜颁敕“护持”,允许他“于汉人、西番各寺院自行修行”。往来上川南地区的西番贡使日渐增多,上川南“边民见其进贡得利,故将子孙学其言语,投作番僧通事,混同进贡”,加速了藏传佛教的传播与汉藏社会的整合,比如,天顺六年(1462),荥经县民在云峰寺“延西僧明叠、厥徒祖超,鼎建梵宫,聿兴清教”(叶桂章,1992)。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土司在弘扬藏传佛教的同时,也较好地保持了汉地佛教寺院的建筑传统,清凉寺就是其中的典型。正统二年(1437),天全土司高敬让之子高凤增修清凉寺殿堂和厨房(陈松龄,1992),扩大了寺院规模。天顺六年(1462),高凤之子高崧和母亲、夫人、儿子高文林等七人,捐金镌勒一座精美石炉,置于清凉寺大殿中(任乃强,2010:106)。成化元年(1465),高文林再次重修清凉寺。重修的清凉寺气势恢宏,呈现一派汉地佛教寺院的建筑景观:寺内有钟鱼铃磬,外有垣墙门径,万株茂竹环绕,松杉桧柏间植其间,“中奉古皇先生梵像,与夫佛家所有罗汉、祖师、龙神等像”,僧侣早晚讲演梵秘经典。时人把清凉寺看做高土司的“高氏家佛堂”(陈松龄,1992)。天全土司不仅延请西番僧人住锡寺院,也延请邛州的汉地僧人西来寺院,比如,成化元年(1465),天全高土司延请邛州九鼎山苦行禅师关证赴天全住锡(潘邃,2001),由此可见,天全土司秉持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并重的宗教策略。

   清凉寺也是天全高土司与董卜韩胡宣慰使司、长河西等处番僧的重要联结点。弘治五年(1492)七月初七,高文林偕夫人、儿子、儿媳等十三名亲眷出资修造一座雕刻精美的镂空石炉,供于清凉寺大殿内(任乃强,2010:105)。同时,“董卜韩胡宣慰使司觉善禅师锁南领占”喜舍白银十五两,“董卜番僧琐南吒叭”喜舍白银五两,雕刻一座石炉;“长河西古敦地方精修翊善大国师表竹口”喜舍白银五两,“董卜宣慰司番僧沙剌藏”喜舍白银十五两,雕刻一座石炉。两座石炉均供奉于清凉寺大殿内(任乃强,2010:105)。

   朝贡贸易沿线的寺院也是朝贡使团的歇脚之所,如雅州城西门外的宏化报国寺是西番赞普大乘国(法)王、大宝法王朝贡进京的休息之所(曹抡彬、曹抡翰,1969)。于是,乌思藏的喇嘛大量进入上川南地区。黎州大渡河守御千户所辖境内的崇宁寺是藏传佛教寺院,它的兴建与朝贡使团的番僧关联密切。据载,宣德三年(1428),武德将军正千户邹兴晚上梦见他在神殿里,有一滴雨水滴在脸上。第二天,他询问乡民因由,乡民告诉他不远处有一座崇宁古寺,可以去看看。邹兴去崇宁寺礼佛,看到那里房屋倾斜,“观音像有雨滴漏痕,与梦适符,因偕其妻张惠山、子邹政,商量重修,至正统二年落成”。当时崇宁寺的主持僧为远丹座参(又写作“丹坚参”),是上一年拿了礼部勘合来到崇宁寺的西番僧人(刘裕常,1992)。

   西番喇嘛进入上川南地区建寺传教,受到明廷政策的照顾,也得到士大夫的支持。大邑县开化寺即是一例。开化寺位于大邑县北四十余里的雾中山,方圆几十里的山林田地均为开化寺所有。弘治十六年(1503)左右,四川眉山人、大学士万安为开化寺撰写碑文,翰林院侍读学士杨廷和书丹,详细记载开化寺的历史。永乐年间,天竺大宝法王嘱高足旃檀普答舍耶到华夏“导迷”传教,普答舍耶选寺址在大邑县鹤鸣山旁。据《中国佛教通史》记载,西藏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银协巴,《明史》称其为“哈立麻”,明廷册封他为“大宝法王”(赖永海,2010:168)。由此推断,印度高僧“永乐间天竺大宝法王”应是与乌思藏噶玛噶举派同属一派,可以被归为藏传佛教僧人。宣德七年(1431),开化寺拓展下院田地六处。正统八年(1443),皇帝敕赐额曰“天国山开化禅寺”,“封名大阐教常具道德□□”,正统十一年(1446),“令徒铁纳星曷敕名圆曦贡关,敕授都纲主持……竭众进香,启奏蜀府,赐大经三藏,永为镇矣”(钟毓灵,1992)。上至朝廷,下至蜀王府,均对开化寺秉承支持的态度,于是,官宦和文人纷纷到开化寺游览、咏诗和题写碑记。

   另外,雅州和峨眉山均有西番喇嘛颂念藏文经书。嘉定州知州袁子让写于万历三十年(1602)的《游大峨山记》记录了他在峨眉山顶的圆觉庵后的圆盖亭内看到两本乌思藏文字书写的“番经”,一部为金汁书写,一部为银汁书写。同样,袁子让在雅州游览“番寺”时,“见喇嘛所诵皆是经也”(袁子让,1992)。

上川南地区藏传佛教的发展是在西番朝贡贸易的背景下展开的。不仅如此,整个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都应考虑西番朝贡贸易的历史背景。例如,《明史》记载,弘治八年(1495),乌思藏阐化王遣僧来贡,贡使走到扬州广陵驿遇到回程的大乘法王贡使,双方贡使在广陵驿杀牲纵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上川南地区   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9674.html
文章来源:《社会》2018年第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