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黎:回味经典外交的涵义与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 次 更新时间:2018-04-13 02: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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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黎  

   一百年前,即1918年初,加入欧洲战场不久的美国向全世界提出来了构建战后世界新秩序的蓝图,即著名的威尔逊“十四点声明”。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未来各国之间签订的条约必须秉持公开的方式,以此来杜绝秘密外交。由于坚信“均势”政治与“秘密外交”是导致欧洲国家之间战争不断的根源,威尔逊总统表示战后美国愿同其他国家一道推动建设基于“集体安全与合作”的国际组织国联。这一倡议不仅让其欧洲盟友惊讶不已,而且深深地触动了许多国家的热血青年,令他们向往未来的国际新秩序。当时的北京报刊称威尔逊主义标志着“公理战胜强权”、“光明战胜黑暗”这一新时代的到来。

   然而,政治现实与政治家的理想往往相去甚远。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本人非但没有能够践行其主张的公开外交,而且在多种情形下不得不向追求强权政治的国家让步。当时亲身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外交官尼科森(Harold Nicolson)写道:“威尔逊总统是在戒备森严的密室中与劳合﹒乔治和克莱蒙梭一起完成审议凡尔赛条约的。”而且违背欧洲外交传统的是他们三人在进行秘密协商时,通常把战败国与大多数战胜国家一起排斥在外。显然,率先倡导公开外交的威尔逊最终发现,即使有强大的美国在支持,他也难以推动的“新”外交理念在“传统”政治现实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有鉴于此,熟谙欧洲外交史的尼科森会后撰写了他那著名的《外交学》一书。他在书中对“公开外交”与民众踊跃参与国际事务的现象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及客观的分析。今天,笔者重温这一历史,意在指出在任何国际局势瞬息变化之际,各类专家点评国际事务仍然需要慎重与责任感。否则,它不仅会导致媒体报道有失真甚至歪曲之嫌,而且会催生出热衷于政治预测与时局占卜的风气。其结果势必影响对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学习、思考,并可能导致人们对时局变迁缺乏负责任和冷静的观察。

   毋庸置疑,一个好的外交政策需要有强大的民意支撑,否则它是难以行之有效的。但是“群众性”参与国际事务的讨论往往会对“责任”产生冲击。虽然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众并不参与制定外交政策,但是他们通过媒体、专家的声音或者利益集团等渠道能够对外交职能部门明显地施加了压力。历史上,当外交工作完全由一个职业群体或专门部门控制时,他们通常会把自身或整个部门的责任与他们进行的具体谈判或签订的条约联系在一起。经典外交则一直强调的是持续不懈的谈判、耐心的说服以及相互的妥协等基本准则。然而,当随意性较强的民众参与到支持或反对某一具体政策或事件时,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很难做到对责任的准确把握。在多数情景下,他们很少顾及其行为可能对国家长远目标或者核心利益产生的不利的后果。实际上,正是英国公众的呼声淹没了凯恩斯批评《凡尔赛条约》的理性声音;同样,正是来自美国民众的压力,参议院最终拒绝批准威尔逊提出的惠及人类的国联方案。

   接下来,民众参与讨论国际事务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难免在其领悟与判断上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尤其是他们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缺少整体的了解。不可否认,社会中常有饱读万卷之士,他们既可以调侃历史上的国家兴衰,也能够指点外交中的纵横捭阖。然而,就具体的外交谈判与诡异多变的国际局势而言,这些则需要长期的耐心观察与冷静思考。毕竟,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与国内政治有着很大的区别。虽然各国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与战略重心,但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中,外交要求各国考虑自己的核心利益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能够影响本国切身安全的有关国家的利益与感受。汉斯﹒摩根索在其《国际政治》一书中明确强调,“充分考虑本国与相关国家的安全利益能否相互兼容是至关重要的外交任务。”

   然而,比上述两个问题更让尼科森担忧的是,某些专家学者的评判不是建立在谨慎的思考与分析上,而是来自其激情四溢的想象或者诸种新闻报道。尼科森认为,通常只有那些工作在一线的职业外交官才能够长期专注于研究相关国家的民众心理与安全处境,其工作性质禁止他们在匆匆观察的基础上做出笼统的分析。谨慎与思考始终是提出可行性方案的前提。然而,一般来讲,学者们则没有这种工作环境与责任要求。即使他们对某一问题有过研究,甚至包括短期的实地观察,也难免出现主观因素的困扰。例如,他们出访某国的愉快经历可能会让他们相信那是一个文明友好的国度;相反,他们的一次坎坷经历同样会让其态度发生逆转,甚至支持对该国政府进行的国际制裁。这样的现实例子虽为少数,但类似的评论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众舆论。最终,慑于这些精英与民众的压力,政府不得不推迟甚至改变此前制定的合理而必要的政策。20世纪30年代,英法两国开始对德国奉行的“绥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两国的专家学者在对《凡尔赛条约》以及战后欧洲局势进行反思后提出的相关主张对英法政府产生的影响。

   实际上,自欧洲国家体系确立以来,无论是格老秀斯、黎塞留还是卡里埃尔、塔列朗,他们都十分注重外交之于治国方略的重要性。首先,在相互依存的欧洲体系中,“为了国家安全与利益,各国必须坚持谈判,不论公开或秘密与否。鉴于外交本身并不意味着消除分歧,因此,即使谈判不能带来近期效果或者有可能难以预料未来的结果,也有继续进行下去的必要。”其次,考虑到正在发生的急剧而深刻的局势变化,各国只有通过不断谈判才能够促进相互了解并把握局势的变化。否则,孤立的国家会把自己拖入险境。为了做到未雨绸缪,睿智的政治家应该通过谈判向对方表明自己的利益底线,以此来留给双方相互退让的空间。再则,国际关系犹如社会的人际关系,体制与习俗不尽相同。有些谈判需要长期的耐心与相互尊重。通常各国要注意给予对方一定的时间进行考虑;只有在对方准备接受让步时,才能提出相应的强硬要求。简言之,外交的本质基于相尊与互信,以避免将对方推向无法回旋的处境。根据上述原则,经典外交的核心内容始终是“谈判、说服以及必要的妥协”。

   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要求我们继续遵循经典外交的基本原则与机制。尽管与时俱进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需要坦承地指出,“任何国家的民众过度参与外交事务的争论所导致的不同观点与声音,常常会严重地影响到该国政府立场与态度的可信度。”因此,本文回味经典外交的涵义与意义,目的就是要理解在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必须保持不间断的外交。只有这样,各国才能避免政治上的孤立,同时促进经济上的发展以及文化上的汇融。否则,在一个缺乏超国家权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又缺乏常态化的沟通、耐心的说服以及明智而必要的妥协,人类共同的“地球村”岂不会再度陷入灾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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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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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公号“薛定谔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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